是不是一定要能言善辩、左右逢源才能把工作做好?徐向前和罗荣桓用亲身经历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闷葫芦,为此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不曾看好他,只是把他分配到偏远的西北军。
在鄂豫皖初期,从党内高层到普通士兵,都不是很看好沉闷内敛、不爱说话的徐向前。
根据地领导班子成员们觉得徐向前不好沟通,本地话又听不懂,有意无意地把他边缘化,重要的会议也不叫他,开完会做出决定后,只是让他去执行。
徐向前虽木讷寡言,但也不傻,怎么会不明白其中蹊跷,看破不说破而已。难得糊涂,有时候反而是最好的应对之策。
再怎么说,总得有人指挥打仗吧?徐向前手里有金刚钻,碰到瓷器活,别人还真搞不定,还得依靠徐向前。徐向前也不想太多,把仗给打好了再说。
慢慢地,人们发现再棘手的仗,徐向前都有办法,每打一仗,必有收获。威信和影响力就是这么慢慢地建立起来的。
作为国立青岛大学出身的高材生,罗荣桓也不是天生就会做政治工作。只是跟在毛主席的左右,每天耳濡目染、细心观察总结,自然而然地学到了一些门道。
毛主席性格开放活跃,各种常识极其丰富,交谈起来天马行空,各种历史素材、趣闻典故信手拈来,非常富有感染力,极易引起谈话对象的共鸣。
当然,性格沉稳内向的罗荣桓并没有东施效颦,机械地模仿毛主席的谈话和为人处事方式,而是有自己的思考。
他通过自己的研究摸索,找到了毛主席办事方式的精神内核,那就是紧紧抓住人性的特点,抓住扣开人心的钥匙。所谓沟通,并不是靠雄辩,而是先理解对方的处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满足工作对象的内心需求。
徐向前内向木讷,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是优势和劣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与人交谈少了,就有更多的时间独处和思索,受外界杂音的干扰也少了,考虑问题可能就更深刻,更独到。
例如在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中提出的“收紧阵地,节节抗击”打法,当时能够理解他的人并不多。如果打仗之前要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那是很难的。但是指挥打仗是一个高智力的游戏,规则只能由少数人来制定,最后靠实实在在的战绩说话,而不是靠道理来说话,更不是靠民主投票来决策。
在抗日战争期间,党内整风运动后期,康生之流推波助澜,大有扩大化之势。罗荣桓结合山东实际情况,明察秋毫,认为潜伏在党内的坏分子只是极少数,不赞成通过大规模发动群众来挖掘敌人,认为其性价比太低,容易造成人心惶惶,得不偿失。由此,山东根据地才保持了稳定,部队保住了战斗力,为挺进东北打好了基础。
在辽沈战役中,段苏权纵队负责攻取并死守某一重要高地。结果由于疏忽大意,高地被敌人重新夺回。但是段苏权并没有按照上级要求及时上报,结果被野战军司令部知道了。野司首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个时候,罗荣桓主动提出去前线相机处置。
罗荣桓到前线与段苏权经过一番沟通教育之后,也了解到此时阵地已经重新夺回,并没有追究段苏权的责任,而是让他戴罪立功,利用哀兵必胜的心理,再立新功。
徐帅和罗帅的军旅生涯说明,内向的性格并不是他们成功的障碍,反而有可能形成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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