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一定要能言善辩、左右逢源才能把工作做好？徐向前和罗荣桓用亲身经历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闷葫芦，为此作为校长的蒋介石不曾看好他，只是把他分配到偏远的西北军。
在鄂豫皖初期，从党内高层到普通士兵，都不是很看好沉闷内敛、不爱说话的徐向前。
根据地领导班子成员们觉得徐向前不好沟通，本地话又听不懂，有意无意地把他边缘化，重要的会议也不叫他，开完会做出决定后，只是让他去执行。
徐向前虽木讷寡言，但也不傻，怎么会不明白其中蹊跷，看破不说破而已。难得糊涂，有时候反而是最好的应对之策。
再怎么说，总得有人指挥打仗吧？徐向前手里有金刚钻，碰到瓷器活，别人还真搞不定，还得依靠徐向前。徐向前也不想太多，把仗给打好了再说。
慢慢地，人们发现再棘手的仗，徐向前都有办法，每打一仗，必有收获。威信和影响力就是这么慢慢地建立起来的。
作为国立青岛大学出身的高材生，罗荣桓也不是天生就会做政治工作。只是跟在毛主席的左右，每天耳濡目染、细心观察总结，自然而然地学到了一些门道。
毛主席性格开放活跃，各种常识极其丰富，交谈起来天马行空，各种历史素材、趣闻典故信手拈来，非常富有感染力，极易引起谈话对象的共鸣。
当然，性格沉稳内向的罗荣桓并没有东施效颦，机械地模仿毛主席的谈话和为人处事方式，而是有自己的思考。
他通过自己的研究摸索，找到了毛主席办事方式的精神内核，那就是紧紧抓住人性的特点，抓住扣开人心的钥匙。所谓沟通，并不是靠雄辩，而是先理解对方的处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满足工作对象的内心需求。
徐向前内向木讷，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是优势和劣势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与人交谈少了，就有更多的时间独处和思索，受外界杂音的干扰也少了，考虑问题可能就更深刻，更独到。
例如在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中提出的“收紧阵地，节节抗击”打法，当时能够理解他的人并不多。如果打仗之前要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那是很难的。但是指挥打仗是一个高智力的游戏，规则只能由少数人来制定，最后靠实实在在的战绩说话，而不是靠道理来说话，更不是靠民主投票来决策。
在抗日战争期间，党内整风运动后期，康生之流推波助澜，大有扩大化之势。罗荣桓结合山东实际情况，明察秋毫，认为潜伏在党内的坏分子只是极少数，不赞成通过大规模发动群众来挖掘敌人，认为其性价比太低，容易造成人心惶惶，得不偿失。由此，山东根据地才保持了稳定，部队保住了战斗力，为挺进东北打好了基础。
在辽沈战役中，段苏权纵队负责攻取并死守某一重要高地。结果由于疏忽大意，高地被敌人重新夺回。但是段苏权并没有按照上级要求及时上报，结果被野战军司令部知道了。野司首长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个时候，罗荣桓主动提出去前线相机处置。
罗荣桓到前线与段苏权经过一番沟通教育之后，也了解到此时阵地已经重新夺回，并没有追究段苏权的责任，而是让他戴罪立功，利用哀兵必胜的心理，再立新功。
徐帅和罗帅的军旅生涯说明，内向的性格并不是他们成功的障碍，反而有可能形成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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