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我国最为动荡的“至暗时刻”。伴随着毛主席病危、邓公不知所踪等各种情况的出现,使得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愈发猖狂,在国内掀起了一阵名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阴谋阻挠党中央进行平反工作。
众人举手无措之际,开国上将宋时轮力抗高压,拒绝执行“四人帮”的政策,他义愤填膺的对部下们说道:“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
时值暗潮涌动的危急关头,宋时轮缘何会发表如此大胆的言论呢?
宋时轮,别名宋际尧,1907年9月10日出生于湖南醴陵北乡黄村。小时候的宋时轮过得很艰难,母亲因病早早离世,全靠家族长辈轮流照看。坎坷的出身使得宋时轮养成了耿直倔强、善恶分明的性格,这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代名将打下了基础。
因为家庭条件有限,宋时轮直到6岁都没能去上学。长辈们认为他头脑聪慧,不能因穷耽误其成才,便用家族祠堂里的一部分钱资助宋时轮去学校念书。而宋时轮也不负众望,于1919年秋考入醴陵北联高校,和老乡左权成为了同班同学。
宋时轮
不久后,“五四运动”爆发,国内爱国师生纷纷手持写有“誓雪国耻”、“收回青岛”等爱国口号的条幅,走上街头参加罢课活动。这股热血氛围深深感染了宋时轮,对革命的兴趣也越发浓厚。就这样,12岁的宋时轮怀揣着对革命的憧憬,毅然加入了醴陵的社会主义研究社。
可好景不长,在学校就读近两年后,校方以频繁参与革命为由开除了宋时轮。但宋时轮没有放弃,而是转身投奔了军阀吴佩孚,通过考试成为了其军官教导团的一名学兵。然而,这次的宋时轮没待多久便选择自行离开,理由是练单杠动作不规范,军官将他暴打了一顿。
后来,宋时轮回到长沙和邓文仪、左权等老同学进行了短暂会面。左权告诉宋时轮,广州大元帅府的军事部部长程潜正在醴陵一带招募黄埔新生,这让宋时轮听后大喜过望,当即就准备和同伴们一起启程前往广州。然而左权和宋时轮最终并不是同期生,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尽管宋时轮等人制定好了出行计划,但却没能凑到足够的路费。为了不耽误其他人行程,宋时轮主动站了出来,回醴陵帮各位筹款。由于是中途离队,宋时轮没能赶上考试,最终左权成了黄埔一期生,而宋时轮则成了黄埔五期生。
1926年,19岁的宋时轮加入共青团,并于次年1月宣誓入党。3个月后,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成了国民党抓捕的重点对象,宋时轮也被关进了监狱。这期间由于环境太差,宋时轮还得了难以治愈的腿部顽疾。
所幸,这一次的宋时轮并没被扣留太久。1929年4月,在党组织的努力营救下,宋时轮终于平安出狱,之后回到老家组建了一支名为“黑杀队”的游击队。这段经历让宋时轮终生难忘,即使多年后再度忆及,他仍会心生无限感慨。
“经过艰苦宣传,我们好不容易组建了一支名叫'黑杀队’的游击队,最多的时候有37个人。主要是在萍乡、浏阳和醴陵等地活动,这个时期是我生平迂回曲折最多的一个重要时期。”
1929年,宋时轮率领自己组建的游击队来到井冈山,投奔了毛主席所领导的红军。游击队后来被编入黄公略的红六军,而宋时轮则由于顽疾复发,被组织送到了莲花县接受治疗。病愈归队后,宋时轮跟随红军参与了多次“反围剿”和长征,期间曾就任多项重要职务。
1935年,以张国焘为首的少数人公然违背党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迫使右路军南下,从而达成分裂红军的目的。为避免让红军陷入危机,党中央决定于1935年9月9日夜提前北上。而宋时轮由于距离中央驻地较远,未能及时收到消息,但他还是次日一早率部赶上了中央。
抗战爆发后,宋时轮被任命为120师358旅716团团长,率部到雁门关以北开辟抗日根据地。仅用了短短一个月,宋时轮不但收复了大部分失地,甚至还开拓出了华北战场的一个新支点,作战几乎连战连胜。
1938年5月,宋时轮的部队与邓华的部队合并为八路军四纵,宋时轮出任司令员。这之后,他又率部挥师冀东地区,开辟了冀东抗日根据地,为我军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1940年9月,宋时轮遵从组织安排回到延安学习。5年后,宋时轮出任华野十纵司令员,将十纵打造成了一支令敌人闻之色变的王牌军。当时的国军有这样一句口号,形象的概括出了十纵强悍的防守能力——“排炮不动,必是十纵”。
事实确实如此,宋时轮所率领的十纵最擅长防守,堪称我军的一道“铜墙铁壁”。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最让宋时轮大放异彩的是豫东战役和徐东阻击战。豫东战役爆发于1948年6月,此战中宋时轮和邱清泉鏖战七天七夜,最终致使对方损兵5000,大受挫败。
徐东阻击战是淮海战役中的重要战役,也是解放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场阻击战。此战中,宋时轮率第7、10和11三个纵队抵抗邱清泉和李弥的联合兵团,连续十天都没有让敌人靠近半步。此战的胜利成功阻断了邱、李对黄百韬的支援,使得黄百韬兵团得以被华野歼灭。
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后,宋时轮作为三野九兵团司令员,带领27军抢先突破国军的长江防线,为我军夺得了进攻的主动权。上海战役结束后,宋时轮的九兵团原本接下了解放台湾的任务,但由于中途爆发了朝鲜战争,他们只得临时改变计划,跟随大部队赴朝参战。
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是宋时轮从军以来最难忘记的一场苦战。虽然经过不懈努力,27军顺利歼灭了美军31团,但也付出了极大的伤亡代价。朝鲜的极端严寒天气,加上我军后勤补给不足,让督战无数的宋时轮在战后也不免慨叹:“此战,其艰苦程度已远超长征!”
1952年8月,宋时轮率部返回国内,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这之后,他又和叶剑英一同创办了军事科学院,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兢兢业业,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心血。
1976年,十年动乱时期开始,很多老干部都受到了牵连,被当做了重点的批判对象。同年秋,宋时轮应邀参加一场主题为“批判'二月逆流’”的会议。会上的宋时轮始终一言不发,主持人让他揭发陈毅和叶剑英的“问题”,宋时轮听了很不高兴,起身直言道:
“我的确是陈毅和叶剑英的老部下,但我只知道他们都是老帅,是开国元勋,我没什么可揭发的!如果觉得我态度有问题,那就随你们的便吧!”
宋时轮一直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深感厌恶,王洪文在抗美援朝时曾在宋时轮的麾下,后来也成了江青等人的同伙。
据李际均中将回忆,王洪文曾多次提出要来看望宋时轮,但都被回绝了,毕竟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是一路人,也不必再有联系。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为干部平反的工作也在党中央支持下加快了进程。宋时轮作为军科负责人,察觉到了某些人试图阻挠工作开展的意图,便向叶剑英提出了建议,让老同志们先在军科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安排到其他部门。作为当事人之一的廖汉生将军,曾回忆道:
“时轮同志一个个地将我们都要过来,又一个个地把我们送走。算上我,单是政委他就先后送走了4个人。”
再后来,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面对“四人帮”不断施加的压力,宋时轮始终坚定态度,拒不传达其指导思想。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等党中央领导成功粉碎了“四人帮”,宋时轮的坚持终于有了回应,向铮铮铁骨的宋时轮将军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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