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5日,周总理正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待外宾,突然秘书走了进来,低声说了几句,从容沉着的总理神色大变。
而根据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后来的总理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悲伤大哭。
原来就在这一天,一场飞机失事在北京机场不幸上演,而总理从遇难者的名字里,听到了“郭永怀”三个字。
在后来披露的事故现场,人们看见了两具烧焦的遗体抱在一起,当好不容易被分开,大家看见,原来身体的中间有一个近乎完整的黑色皮包,皮包里,装着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
而郭永怀就是为了尽早汇报这份重要数据,才登上了这趟夜航的死亡班机。
郭永怀,是和钱学森并列的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也是中国的 “两弹一星”功臣之一。他的一生,是很多近百年来中国科学家身上铮铮铁骨和奋发上进的缩影:
面对旧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国情,他们负笈西行,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成为顶尖的专家,但与此同时,他们保留着身为中国人的一身傲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直了中国的脊梁。
国画大师徐悲鸿有一句名言: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说的是为人处世,切忌骄傲自负,但做人于天地之间,不能丢了铮铮骨气。
1940 年 1 月,通过中英庚款录取考试的郭永怀和同批学生在上海集合,准备前往英国学习,但当时英国已与纳粹德国开战,只能取道日本前往英联邦国家。
在他们出发之后,郭永怀赫然发现,自己的护照签证是日本签证,写着:允许在横滨停留3天,上岸观光。
1940年正是抗战如火如荼的年份,万千国民生活在水火之中,郭永怀愤然站起来:不出国就不出国,中国人要有自己的骨气!和同学们走下了即将开航的轮船。
前苏联船上1940年留学的郭永怀和同学们
后来几经波折换乘前苏联船只,他们才再次踏上旅途。
一身傲骨的郭永怀,可以说他的一生,一直坚守着中国人的骨气:
当他毕业学成,被著名的美国常青藤名校康奈尔大学聘为教授时,虽然面对着有房有车的舒适生活,他还是说的很明白:
我来贵校是暂时的,在适当的时候会离开。
在康奈尔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时,因为从事航空工程研究需要查阅机密数据,登记表上需要选择:如果发生战争,你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
郭永怀选择了“不”,但也因此失去了查询机密数据的权利。
而且在表明了回国决心后,郭永怀发现,在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对他的监控突然多了起来,美国政府开始蓄意干扰他的研究,阻挠他的归国计划。
他亲眼目睹了师兄钱学森的遭遇,因为计划回国被关押还被抄家检查,但他不改决心,虽然当时他已经被限制了正常出国访学的自由,但他依旧准备着回国计划。
这一天终于不久后来临了, 1955 年,中美两国会谈达成一致,中国的科学家被允许回国,钱学森踏上了归国的航线,随后的时间里,他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流下了眼泪。
他的眼泪,也滴落在烧毁著作的火光里。
归国船只上的郭永怀和妻子
一天他的妻子看见,郭永怀一边默默流泪,一边点起火苗,烧掉了自己大部分的科研资料和著作手稿。
他预见到,如果携带这些回国,海关一定会没收,甚至有可能借此把他扣留。
妻子想要劝阻,他只说:那些带不走的,都已经在我脑子里了。
可能妻子不知道,萦绕在郭永怀脑子里的,除了这些科学研究的财富,还有钱学森来信中那一声声的“快来”!
钱学森与郭永怀的通信中盛情描述: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
而根据回忆,在他们登上回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美国移民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员还真的忽然登船,搜查了所有人的行李,回国之路可谓一波三折。
所幸的是,搜查后放行的船只终于起航了,历经曲折的郭永怀在47岁这年回归祖国。
曾国藩曾说,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在于树立志气,为之努力,为此他写下家书:
“人之气质本难改变,欲求变之法,须先立坚卓之志。”
回国后的郭永怀,受到毛主席接见时,说了一句话:我想尽快投入工作。
事实上,郭永怀成长在中华历史上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他和同批的科学家同仁们,经历了全民族奋起抗争的救亡图存,也深深感到科技发展对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
可以说,自少年登上留学的航船,他就已在为自己科技救国的志气而努力,后来用一生的学术成就为这个宏大的命题作了最感人的个人书写。
留学时代的郭永怀,首先进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系学习。
虽说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学生不如本地学生,但他很快崭露头角,在系主任 J. L. Synge 指导下从事研究,仅用半年时间完成了 “可压缩黏性流体在直管中的流动” 的论文, 比洋人更快拿到了硕士学位。
航天工程大师冯·卡门
随后郭永怀进入著名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 (GALCIT), 在航天工程大师冯·卡门的指导下于 1945 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被常青藤名校康奈尔大学W.R. Sears 教授聘请,在康奈尔大学也很快担任教授职位。
在人才济济的顶尖名校康奈尔,郭永怀是航空研究院的3个学术主持人之一,和Sears, Kantrowitz这样的学术巨匠并列,也是大学教授里凤毛麟角的中国人面孔,让他达到这一高度的,是志向之下日以继夜的勤奋。
康奈尔时期与其他学术骨干合影
他和师兄钱学森合作,发表专业论文“可压缩无旋亚声速和超声速混合型流动和上临界马赫数”, 还通过自己的研究,发表一系列等重要成果, 完美解决了国际学界关于跨声速流动的重大理论问题,为人类突破声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此时的郭永怀,凭借跨声速流与应用数学方面的重大成果而知名于国际学术界。
钱学森后来在1956年发表论文,还将研究成果命名为PLK方法,里面的K,就是郭永怀当时英文书写郭姓的字母。
归国后的郭永怀一安顿下来,马上就与钱学森、钱伟长一起,投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科技研发工作,很快还担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主任等职务,投身于科技育人的一线。
他主办的《力学学报》和《力学译丛》,成为了国内力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刊,刊登传播了大量国内外力学领域的重要科研成果。
1960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参与我国核武器研发的工作,他与实验物理学家王淦昌、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形成了核武器研究的最初的学术领导核心。
可是当时的研究环境非常不利,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撤走了所有相关技术专家和技术设备、资料,就是要让中国的两弹工程成为哑炮。
但时代的风云在此际会,和郭永怀并肩作战的,是一批学成归国的科学精英:
王淦昌曾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彭桓武师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理论物理大师,与郭永怀一起,这3位历经辗转终于实现科技报国梦想的科学家,即将挺起中国脊梁的凌云壮志。
试验场上的钱学森与郭永怀
1963年,郭永怀随核武器科研队伍迁到了核武器研制基地,在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研发核武器。他们身边是寸草不生的高原戈壁,有时最低气温甚至达到零下40多度,这些年少时代就赴西方国家学习生活的科学家,挺过了身体的浮肿、呕吐、高原反应,日以继夜地测量、计算、实验。
郭永怀曾说,自己从美国带回来两箱唱片,但从没有时间去听过,后来直接全部送给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他负责当时九院四大部之一设计部的工作指导, 是结构设计、强度计算和环境试验的掌舵人,而他提出用特征线法进行了爆轰波理论计算, 并与理论物理学的研究结果相结合, 从而实现了较为优越的引爆方式。
1964 年 10 月 16 日, 郭永怀在现场见证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当冲天的蘑菇云拔地而起直上云霄,这一刻也见证了中国科学家攻克难关、科技救国的凌云壮志。
另外对于氢弹, 郭永怀利用了本专业研究,提出了采用航空常用的结构形式, 使弹体重量明显减轻,而他提出要增加性能良好的减速装置, 也保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顺利试验成功。
此外,1965 年 9 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启动,郭永怀还受命参与了卫星本体及返回卫星回地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成功完成了任务。
郭永怀与家人在1960年代合影
可以说,“两弹一星”的诞生,都离不开郭永怀的努力和成果,在这些重大的历史时刻,中国在世界面前挺直了科技的脊梁。
可令人痛惜的一刻突然来临了。
1968年12 月 4 日下午,郭永怀发现了一条重要的实验数据,因为赶时间向北京汇报,他登上了一趟开往北京的夜航航班。
后来有同事回忆,劝郭永怀别太劳累赶夜航,他只回答:
晚上飞不耽误事,飞机上可以打盹,不影响第2天工作。
巨匠就此骤然逝去,周总理为之痛哭,钱学森为之悲伤不能自己:
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研究专家,离开了人世!
曾撰写《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曾说:如果我们不了解过去,就没有多少希望掌握未来。
阿伦写过历史上的文臣将相,可是当虽然他们是如今文史领域热门的创作对象,但我们也要看到,历史的星空上,闪烁光芒的远不止他们,那些推动着科技与社会发展的科学家,迢迢银汉之间,也在释放出万丈光芒。
比如以郭永怀、钱学森等等为代表的归国科技元勋,他们虽生于忧患,但从科学救国到科技强国,始终选择将个人命运与科学研究与国家和民族的兴亡交织在一起,做研究心存志气,做人铮铮骨气。
所以,当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我们可以看见:和历史叙述中常见的文人雅客、帝王将相不同,他们虽在历史上没有诗词歌赋,也不是盛衰沉浮,但留下了一股挺起中国脊梁的浩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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