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境门（西境门）。
河北省张家口市处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结合部，远古的造山运动为这里的人们设置无数险阻的同时，又在山重水复间为他们留下了一条条沟通两个不同经济板块的天然通道。这些通道，曾经引来了多种文化的碰撞、交流、融汇。今天我们就从明代中后期，相对比较清晰的发生在张家口茶马互市的历史讲起，看草原游牧民族在长城下与汉民族的人们共同演绎的茶马互市的故事。
来远堡北门发掘现场。侯权民 摄
长城下的“茶马互市”
在我国封建社会，马匹既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又是一种必要的军事装备，所以每个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马政。中原地方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马匹常常不能自给，生产、生活、战争所需要的马匹，大都来源于西部和塞外少数民族地区。以明朝为例，常态情况下约有近四十万匹战马用于前线边境防御，而民用、军事以及通信用途的马匹有八十万左右。
茶叶，是我国传统饮品。由于茶叶的芳香油具有消食生津、溶解脂肪的功效，所以也是我国北部、西部边疆高寒地区以肉食为主的少数民族的生活必需品。茶叶生长于我国中南部，西北边民的茶叶需求，必须通过贸易来获取。由于不同经济区域的贸易需求，便形成了茶马互市贸易，直白地讲，茶马互市贸易就是茶叶与马匹互相交换的贸易市场。“茶马互市”起源于唐代，最初是我国历史上汉藏民族间，一种传统的由政府主持和组织、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植根于边塞的商业文化形态。学者李三谋说：“茶马互市贸易的官市，完全是一种官办的政府行为，交换市场的自身职能被限制在政治化的格局中，充满了统治者的边疆经略气氛和衙门色彩。”1368年，元人退居漠北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明朝政府与北元部族的纠葛，是以朝贡贸易的形式稳定下来的。当时，张家口一带是“朝贡”商队进京的主要通道。《万全县志》记载，张家口东太平山崖壁上的“蒙海朝宗”石刻，就是朝贡贸易的佐证。遗憾的是和平共处的局面维持了没多久，嘉靖年间明世宗推行“绝贡”政策，朝贡贸易被迫中断。1519年，达延汗的孙子阿勒坦汗（俺答汗）上台后，依然希望与明朝政府进行贡市。可是，明世宗始终顽固地拒绝。没想到，俺答汗是个极其强悍的人物。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部越过长城长途奔袭，一直打到明朝京师北京城下，几乎颠覆明政权，这就是著名的庚戌之变。庚戌之变迫使明世宗勉强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诏开马市”。
嘉靖三十年（1551年）六月至当年农历十一月止，明朝政府在长城外与巴图台吉、把都儿、辛爱、伯要卜朗台吉、委兀儿慎台吉五部共易马两千余匹。交易基本是成功的，明朝廷满意，俺答汗及其部落的首领们满意。
可是，好事多磨。就在俺答汗及其部落的首领们带着喜悦回到草原后，明世宗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九月，又下诏“罢各边马市”，并下令“复言开马市者斩”，完全关闭了求贡的大门，俺答汗只能再次举起造反的大旗。梳理文献看到，从嘉靖三十年（1551年）马市夭折起，到隆庆四年（1570年）的短短二十年中，俺答汗部仅对张家口一带就兴兵四十一次，其中“大举”兴兵近半。“华夷交困，兵连祸结”，可谓生灵涂炭，哀鸿遍野。
隆庆四年（1570年），明世宗去世，奸臣严嵩被弹劾。先后入阁担任首辅的高拱、张居正开始整顿吏治，清除嘉靖时的腐败政治和积弊，也开始反思前朝拒绝与北方蒙古俺答部通好的政策。
隆庆四年（1570年），明朝廷利用俺答汗家里出事的机会，向俺答汗伸出橄榄枝。最终，在高拱、张居正的力促下，明朝廷与俺答汗和解，达成“隆庆和议”。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下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授以王印，在大同、宣府、山西三镇的长城一线开设马市。
隆庆五年（1571年）六月十三，是张家口人应该永远记住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是张家口最早开放的时间。张家口马市从六月十三开始至二十六为官市，其后是私市，互市时间长达一个月。后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新开口官市易马一千九百九十三匹，私市易马骡牛羊折合白银九千余两。张家口官市和私市除牛骡羊、皮张、绒毛等物外，仅仅易马就达三万六千匹，贸易量远远超过了新开口马市。
清代人画的《马市图》局部。
明朝政府在张家口开设马市的影响
张家口茶马互市的地点最初在张家口堡长城外。如汪道亨所云：“敌来市，即率我吏士商民遇裹粮北向遇而合之，蕃汉错趾，贸易有无，绵蕞丛野处，市罢各散，去其抚赏亦然。”这“遇而合之”的地方，大约就在长城外今大境门外西沟、正沟一带。
张家口优越的地理位置及边关将士对市场的良好管理，使张家口马市渐渐显现出了优势，交易量大大超过了其他地方的马市。明王朝开设的马市，是限制马匹的交易数额的。具体规定为：宣府张家口堡三万匹；大同府新平、德胜两堡一万四千匹；太原府水泉营堡六千匹。大同、太原两府的马匹交易总数，仅占全部马匹交易的百分之四十。
而到了1578年的时候，张家口关口每年马匹的交易量更是达到四万匹之多。日本学者小野和子考证，隆庆五年张家口私市交易总量为马骡牛羊两万四千二百一十七匹（只），是官市交易三倍以上，官市和私市贸易总量应该超过十五万两。学者黄丽生女士分析宣府、大同、山西三镇马市交易量时说：“盖三镇之中，宣化交易量增长幅度最大，到万历二年（1574年）时，已超过了山西、大同二镇的总和。”在互市贸易中，明政府往往拿出一部分财物作为抚赏，它可以看作是互市贸易的一种补充形式。文献显示，天启、崇祯年间，明政府每年给察哈尔部的抚赏高达百万两白银。在茶马互市中，张家口互市始终处于领先，是当时茶马互市贸易中一个突出的亮点。
马市都在长城边口开放。明朝政府把马市设在长城边口是为了保障京师安全，况且对开放马市的关口总数有严格的限制。所以，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关口数量的限制和对贸易规模的限制就意味着对袭击威胁的控制。明代的张家口属宣府镇万全右卫辖，是长城九边中的重要地段之一，明政府选择张家口开放马市也是经过反复权衡的。
明万历年间，张家口一带边关虽偶有战事，但在张居正、王崇古等大臣的力主下，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小有规模。后来，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完全取代了原来包括大同、太原在内的三个马市，成一家独兴之势。
尽管当时开设马市的长城的每一个关口似乎都在收税，但是驻守在关口部队的消耗远比关口的贸易税收要高。所以，远在京师的朝廷官员并不主张增加通商的关口。与朝廷官员持不同意见的是镇守关口的一线官员，他们极力主张开市，因为他们守着通商关口，自己就可以从贸易中获取益处。
甚至，有的边关重臣如王崇古等就出生于边贸世家，其中玄妙自然会有解读。“隆庆和议”结束了自明初以来蒙汉长达二百多年的战争局面，“戎马无南牧之儆，边氓无杀戮之残”，长城沿线出现了“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兴旺景象。“隆庆和议”促进了蒙汉人民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对加强我国的民族团结，以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其在政治、经济上的意义可与汉唐时的“和亲”相比。
张家口堡长城外是茶马互市的最初地点。
参与茶马互市的女真部族
崇祯年间，游荡在草原的国号后金的游牧部族，也被张家口茶马互市的繁荣所吸引，开始向张家口边外移动脚步。
明崇祯五年（1633年），也就是后金天聪七年的六月二十四，奉皇太极之命追剿林丹汗返回的后金贝勒阿济格竟然率领大军在张家口长城外正沟列营休整了八天。
期间，张家口地方官员奉宣府之命，将原准备给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的“缎布皮弊（值银）一万二千五百两”赏赐，给了阿济格。宣府镇巡抚沈桀和总兵官董继舒也派出使臣，带着牛羊等食品犒赏后金军队。阿济格在张家口长城外正沟列营休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炫耀武力，以此逼迫宣府在张家口开边互市。这八天没有白等，终于“遂定和议，大市于张家口”。
七月，阿济格复派使臣给张家口送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中赞扬“张家口守臣信势执好，善保始终，且为和议”。张家口开辟的明金（清）互市开张了。后来，明金（清）在张家口进行的茶马互市成了真正的“大市”。为加强对张家口茶马互市的管理，崇祯十二年（1639年）也就是清崇德四年六月，清廷派贝勒达雅齐等来到张家口，“议岁币及互市”。第二年，又遣一位贝勒希福“至张家口互市”。
有时候历史真会开玩笑，后金（清）与明朝互为敌国，为什么一边在打仗，一边却又在心平气和地做着生意呢？或许，张家口人爱喝奶茶，常常用奶茶待客。细细品味奶茶的个中滋味，那奶香不就是草原的芬芳？那茶香不就是中原的风韵？奶和茶的完美融合，就成了奶茶。奶茶所蕴含的团结融合滋味越煮越浓，越喝越香。
张家口堡老街。
建来远堡的深远意义
我们所说的上堡就是来远堡，人们又称之为“市城”，也叫“市圈”“圈里”。来远堡由宣府镇巡抚汪道亨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主持兴建，是闻名遐迩的汉、蒙、金（清），乃至清代张库大道贸易的场所。来远堡互市市场是极其繁华的，《马市图序》曾赞叹互市盛况是“一时之盛也”。《察哈尔省通志》为我们做了真实的记录：“宣府来远堡贡市，拓中为城，规方壖地，百货坌集，车马驼羊毳布曾瓶罂之居。”
张库大道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明代的茶马互市，它应该是张库大道的发端。因此，对于张家口来说，茶马互市作为长城和平文化的点睛之笔，不但有着深厚的历史意义，也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是值得铭记的一个历史事件。当然，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明代的茶马互市是一段游牧民族走进来，主动来到长城边口与农耕民族进行的贸易历史。而后来的张库大道，则是农耕民族走出去，到达漠北、漠南草原和游牧民族进行的贸易历史。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如果没有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小境门和来远堡，就可能没有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大境门。如果没有大境门和张库大道，张家口堡充其量不过还是一个宣府镇万全右卫下辖的小小戍堡。
清代，来远堡互市贸易成了张库大道历史的发端，成了农耕民族走出去的起点。也正是从此开始，张家口历史的拐点出现了，一个明代长城防御的武城戍堡，逐渐向区域经济中心和物流枢纽转型，并最终升格成了商业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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