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屋位于界首南前进街（民国时称玉皇街，抗战时改为富强路）刘家巷，为清朝末年用土坯建造的三间堂屋和临街三间门面。堂屋正中是两扇老榆木栓拉门。老榆木门纹理暴突，厚实坚固，朱红的门漆早已褪去本色，门框被磨得油光可鉴，生铁门钉被岁月染成了黑亮色。我小时候调皮，在门前玩耍，竟将一个手指探入门上的小洞中，一时不能拔出，无计可施，急得哇哇大叫，邻家大哥赶忙前来救助，事后又被嘲笑了一番。
祖母说大门上的洞是日本飞机炸弹迸的，那一年（注1940年4月）日本飞机扔炸弹，一个街坊在东坑（离我家50米一池塘）挖沟泥时被炸死了，身子没有了，剩下一只胳膊还攥着铁锹。他爹看见了说，瞧俺儿多爱干活，人都没有了，手还不离锹把，一路好走！祖母叙述时面容平静而安详，像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我听了却非常震惊，甚至有点害怕，一整天那只血淋淋的胳膊都在我眼前晃动。老辈人面对死亡怎么表现得那么淡然呢？若干年后我终于明白，那是对日寇血腥屠杀的极端蔑视，平静的背后是刻骨的仇恨和不屈的抗争。日寇的屠杀政策只能激起更激烈的反抗，而不能征服他们。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日军无力再集中大规模兵力进攻，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界首一带获得了暂时的喘息。从徐州战场上撤下来的中国军队在界首、临泉、沈丘一带驻扎，战线渐趋稳定。界首也成了抗战后方的前沿地带。由于常住人口的增加，战时集市贸易十分红火，一时商贾云集，热闹异常。我家到祖父时已家道中落，只能以推磨卖面为生，临街的三间草房既是门店又是磨坊，生活虽然清苦，但比起战火中四处逃难的同胞，仍可勉强度日。界首百姓在纷乱的战局中似乎得到了一片安稳之地。然而不久宁静再次被打破，随着日军进攻阜阳、亳州等地，界首一带日趋紧张。1941年2月，日伪军3000余人进犯界首，原东北军何柱国部在界首城北张大桥英勇抵抗，但界首城仍陷于敌手。城中百姓纷纷躲避，祖父带着全家躲到家族菜园的庵棚里逃过一劫。等回到家中，拉磨的毛驴已不知去向，想必已被日军抢走。家中最重要的财产失去了，生活陷入了困境。
我的初中老师陈家栋一家也遭遇了突变。据陈老师回忆，日本兵半夜砸开他家开的杂货铺，抢劫货物，殴打其父，并用刺刀戳了他祖父一刀，因所穿棉袍宽大厚实，幸免于难。日军将陈公馆（与我家相邻）作为司令部，并在院中架起大炮，准备长期固守，因惮于界首周边有三个军的中国军队，担心被包围，旋即退去，界首回归平静。
1987年老屋被拆除，原址上重建了二层小楼，老榆木门也送给了农村的亲戚当柴烧了。因我当时在外求学，失去了这一见证日寇无差别屠杀的物证。界首的抗战遗迹如同记忆中的老屋一样，早已荡然无存。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只知道后来重建的“七七抗战纪念碑”。然而曾经发生的事情后辈是不能忘记的，绝不能面对过去的灾难背过身去。中华民族的苦难是每个遭遇苦难的家庭累加在一起的。我们回忆过去不仅是为了咀嚼苦难或忆苦思甜，更是为了提醒人们绝不能让悲惨的历史重演！
文/刘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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