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接千载：复古与存今

   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风俗与突厥大抵略侔。死不墓，以马车载尸入山，置于树颠。子孙死，父母旦夕哭；父母死则否，亦无丧期。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北狄

 

   北人丧葬之礼，盖有不同。……惟契丹一种特有异焉。其富贵之家，人有亡者，以刃破腹，取其肠胃涤之，实以香药盐矾，五綵缝之，又以尖苇筒刺于皮肤，沥其膏血且尽，用金银为面具，铜丝络其手足。

——宋人文惟简《虏廷事实》

彩绘木棺，吐尔基山辽墓出土

彩绘木棺局部

彩绘木棺棺床壼门座上的凤凰

契丹银面具 

   契丹在立国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风葬，人死后尸体运入山林，悬于树上，其后收骨焚之，不行筑墓封树。契丹立国后，熏染汉俗，始渐行墓葬，而葬具中又有面具、网衣，此为特异之处。

契丹银面具 

   关于中国古时的覆面葬俗，马沙以覆面的产生与我国古代先民原始宗教信仰和崇拜不无关系。古人有阴阳相克的观念，并把活人的世界视为阳间，死人的世界视为阴间。天日为阳，阴阳相克，故死人脸面不能见天日，见则化为乌有，不再存在，将永不超生，所以把脸遮掩，覆面亦便应运而生。而其真正用途正是遮挡天日，以免死者受到伤害，使死者灵魂永存，再托生为人（《我国古代覆面研究》）；对其覆面功用，袁胜文、石文嘉两人亦倡马沙之说，又谓玉石覆面除了殓尸外，还有防止尸体腐烂、引导灵魂升天和体现身份等级的功用，一般只有贵族才能使用，低级贵族或平民也有用石覆面来代替的（《玉石覆面研究》）；黄尚明、笪浩波则以新石器时代原始宗教即有完善的系统，不仅有神坛、祭台、神器，还有宗教场所及神职人缘，并有作为宗教仪式重要道具的面具的存在。每个面具皆为神话故事中的人物，此人物或为神灵或为祖灵，受人追忆和祭奠。举行仪式时，佩戴面具者及其化身，体现其意志。……礼制制度出现后，面具在宗教活动中具有更重要地位，为君权神权的结构，体现上天和君主的意志。……商代的青铜面具可能是标志所有者身份等级的礼器（《关于商代青铜面具的几个问题》）。

契丹面具

   关于北方萨满文化中的面具，富育光谓概览北方面具的功能特性，大致可分为萨满祝赞面具和在萨满观念影响下流传在民间的舞乐面具两大类（《北方面具文化考析》）；郭淑云则对其功能和特征进行了讨论，谓萨满面具具有神祇象征、通灵媒介、隐己屏障、赐福灵物、护魂盔甲等多重功能。其中护魂盔甲一项尤以针对丧葬面具而言。并言北方丧葬覆面与死面为萨满教灵魂观念产物，给死者覆面或戴面具，目的是使各种恶鬼认不出死者的面目，以保护死者免受恶灵的伤害（《萨满面具类型刍议》、《萨满面具的功能与特征》、《北方丧葬面具与萨满教灵魂观念》）。

   关于契丹独具特色的面具和网衣葬俗，马洪路谓可以肯定铜丝网衣是辽代契丹人丧葬习俗中所特有的覆尸仪物，辽代汉人墓葬不用此制；铜丝网衣均发现于圣宗以后的辽代中晚期契丹人墓葬中，在早期辽墓中尚未发现；火葬墓一般不同铜丝网衣和金属面具随葬。并认为，作为覆尸仪物的金属网衣不是由于宗教信仰，而应是标志死者的身份以及与国君的关系。“用铜丝网衣的葬俗基本上时耶律氏妇女，严格地说即宗室妇女下嫁到萧家之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礼仪葬俗”（《契丹葬俗中的铜丝网衣及其有关问题》）；安路则谓通过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墓地的发现，第一次明确东胡先人，早在春秋时期就存在覆面的丧葬习俗。关于辽墓中所出铜面具，其谓铜面具在辽代早、中、晚各时期墓中都有使用；铜面具和铜丝网络非绝对为一副葬具。凡用铜丝网络为葬具的，大多都同时用金属面具，也可能有不用者。有些则用铜面具，但绝不见用铜丝网络；契丹贵族死后覆盖铜面具的葬俗没有性别之分。一般夫妇合葬墓，两人均戴铜面具……覆面葬俗从广义讲是对鬼魂崇拜的一种思想表现。……人死后鬼魂依然存在，所以死后还要在死人脸上覆盖面具，以此象征死者灵魂转世而变成鬼。而鬼的世界与人们见到的不同，处在冥冥之中，故应对死者覆面（《东胡族系的覆面葬俗及相关问题》）；杜晓帆则对马洪路所说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商榷，同时以为契丹族的萨满教与佛教、汉族文化相互融合，从而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殊风格的、巫术活动时所用的工具——面具和网络，而这种巫术工具对契丹的丧葬习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部分人用面具和网络覆尸的现象。契丹族中使用面具和网络覆尸的这部分人，可能就是平时用之做法跳神的萨满巫师，起码也是萨满教的忠实信奉者（《契丹族葬俗中的面具、网络与萨满教的关系——兼与马洪路同志商榷》）；盖山林先生则从更广阔的视域对面具进行了考察，以辽代契丹面具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社会现象，它的出现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面具在我国源远流长，辽代面具只是由历史积淀形成的长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它（契丹面具）的出现是与自远古以来我国北方草原各游牧民族笃信原始宗教密切相关的，由此构成的代代相传的巫傩文化传统，是产生契丹面具的土壤和源泉。在文中，先生又对国外所出面具作了介绍，并与契丹面具作了比较，谓：“在死者面部覆盖面具，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古代世界各地是很普遍的。我国辽代契丹面具，一般出土于贵族或富豪之家的古墓中，而在国外，它不仅出土于大的王陵或贵族墓中，而且在一般的小型墓中也时有发现。”其并认为，契丹人死者所戴面具是特定地域、特定时间、特定民族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其功能也应如汉地一样，“存亡者之魂气也”（《契丹面具功能的新认识》）；张力、张艳秋谓契丹随葬面具的习俗乃是继承自东胡族系的随葬面具，又谓契丹金属面具的发展曾受佛妆、佛教造像影响。萨满教中，作为通灵法器的面具具有附着灵魂的功能，这样才能完成萨满沟通人神的特殊使命。……根据面具和网络的功能，存亡者之魂并且保护尸体不朽，可推测目的应该是再生。……契丹葬俗中的金属面具和网络是萨满教和再生观念相结合的产物（《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与网络试析》）；张军则以覆面葬俗为死者与生者的分界标志，阴阳分界的标志，标明亡者与生者的社会脱离了正常关系，正常联系，标明亡者已到另一个世界（地下王国）去了。……覆面葬俗是一葬仪，通过覆面（和各种面具）标明这是“终结仪式，使死完成，使它成为完全的死”（《契丹覆面毁器焚物葬俗小议》）。

契丹银面具

法国赛努奇博物馆藏面具，男用

法国赛努奇博物馆藏面具，女用

   至于契丹金属面具和网衣考古所出实例，彭善国作过一番统计，举出其中出有金属面具者有：陈国公主墓金质二具、温多尔敖瑞山铜质二具、清河门M4银质一具、豪欠营M1铜鎏金质一具、豪欠营M6铜鎏金质一具、小刘杖子M1铜鎏金质一具、小刘杖子M2铜质一具、小刘杖子M3铜质一具、小刘杖子M4铜质一具、解放营子墓铜鎏金质二具、巴图营子墓铜鎏金质一具、前窗户墓银鎏金质一具、小吉沟墓铜鎏金质一具、张家营子银鎏金质一具、上烧锅M5铜质二具银质三具、温家屯M2铜质一具、库伦杏树洼墓银质一具、白塔子墓铜质一具、柴达木墓鎏金铜质一具。出有金属网络完好或残损者有：宝山M1银丝网络一袭、陈国公主墓银丝二袭、清河门M2铜丝一袭、萧府君墓铜丝一袭、萧德温墓铜丝一袭、萧孝忠墓铜丝一袭、温多尔敖瑞山铜丝二袭？、鸽子洞墓铜丝一袭、库伦M4铜丝一袭、库伦M5铜丝一袭、库伦M6铜丝一袭、豪欠营M1铜丝一袭、豪欠营M2铜丝一袭、豪欠营M3铜丝一袭、豪欠营M6铜丝一袭、豪欠营M9铜丝一袭、大窝铺墓铜丝一袭、巴图营子墓铜丝一袭、上烧锅M5铜丝一袭、彰武马家M1铜丝一袭、床金沟M5鎏金铜丝一袭。其并以为金属网络从辽建国之初即已出现，几与辽朝相始终，但中晚期出土较多；全身网络、冠、面具、靴组合最完整者见于陈国公主墓，次为温多尔敖瑞山墓；使用上述敛具者多数为契丹亲贵，其等级亲疏并不一律，质地不同可推测等级高低，而组合多寡是否与等级高下有关尚待研究（《辽代契丹贵族丧葬习俗的考古学观察》）。

民丰尼雅所出茱萸回纹锦覆面

茱萸回纹锦覆面，汉晋，长62、宽58厘米，民丰尼雅1号墓地3号墓出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覆面呈长方形，由一整幅织锦缝制，三边缝缀红绢缘饰，两角各缀一绢带用以捆系。织锦以白、绿、红、黄色经线显花，在白色地上，织出变体茱萸花枝和回形纹样。

费尔干纳盆地蒙恰特佩5号墓出土的覆面及复原图

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蒙恰特佩5号墓出土的覆面及复原图。出土时已残，中以褐色缯为芯，边缘为褐色绢。褐缯长31，宽47厘米。绢边宽1.8-3.5厘米，已残作数段。蒙恰特佩墓地所出覆面另见于A-6、B-5、D-4、D-6P、E-2、E-3棺中，均为四方形。

阿斯塔那墓地所出联珠对孔雀纹锦覆面 

红棕地联珠团窠新月纹锦覆面

   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所出覆面甚多，最早得以考证的是4世纪后半叶的覆面,墓志纪年为384年的阿斯塔那305号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中提到覆面。最晚的已知墓葬出土的眼罩和覆面，纪年为710年。在随葬品中发现的覆面和眼罩大多为4-7世纪。武伯纶、王澍等认为覆面葬俗源于中原，并以此作为早期中原对新疆的深入和影响的史证。两位学者引用《仪礼》予以论证覆面葬俗于秦汉之前既已存在。60年代长沙马王堆发现了公元前175-145年墓葬，墓主面部覆有一黑色覆面，国内考古学家以这一发现为覆面葬俗源于中原提供了史证。

   覆面，除中国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群有发现外，在卡拉不拉克墓地，费尔干纳盆地的波罗克拜孜墓地、蒙恰特佩墓群，塔拉盆地的肯科尔墓地都曾有考古发现。马特巴巴伊夫、赵丰主编的《大宛遗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蒙恰特佩出土的纺织品研究》一书则对阿斯塔那与卡拉不拉克、蒙恰塔佩所出的覆面、眼罩作了比较研究。

阿斯塔那墓地所出眼罩

中亚乌浒河宝藏中的各式金眼罩

   中国西部及费尔干纳盆地的覆面都有眼罩，其中阿斯塔那出土的眼罩以金属制，卡拉布拉克墓地出土的眼罩则以布做成小枕头的形状，覆于眼部。比较而言，费尔干纳盆地蒙恰特佩墓群出土的覆面在材质上与新疆阿斯塔那的相似，但在制作方式与形态上，与哈拉布拉克出土的更接近，通过材质的比较，研究者认为目前已知覆面中最早的样式是哈拉布拉克出土的，而费尔干纳地区覆面则与中国西部地区出土的同期或在其晚期。

   卡拉布拉克和蒙恰塔佩出土的方形覆面、眼罩，都应该是丧葬习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费尔干纳所见不同，新疆发现的覆面与眼罩是同时使用，而卡拉布拉克出土的眼罩则是制作成小枕头的形状。比较来看，阿斯塔那和卡拉布拉克的覆面形制较特殊，中部为锦，四边缘以素绢。就时间先后来看，阿斯塔那、蒙恰塔佩使用的覆面、眼罩源自卡拉布拉克。就功能而言，覆面和眼罩具有宗教性和阶级性两种含义。其宗教性含义即在使死者超度，而所谓阶级性则指以覆面材质的不同来显示死者社会地位的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织物覆面与贵金属所制覆面具有同样的功能，而在费尔干纳盆地墓葬中，丝质服饰无疑都具有较高的等级。

   与国内学者以覆面葬俗出自中原不同，国外学者多倾向于中国西北之地的覆面葬俗乃源自外来。如E·I·陆柏就曾对覆面习俗有过专论，据其研究，覆面习俗源自中亚。又，E·N·鲁伯-列斯尼契科在其《阿斯塔那古代墓地》一文中认为吐鲁番葬俗中关于面具起源的史料尚可在公元2-5世纪地下墓穴文化传播的天山费尔干纳细部和阿莱地区寻找。A·阿别捷科夫在天山北部阿莱地区萨石古墓遗址中发现了金质面具。N·K·科热穆别尔迪耶夫在科特缅丘别的托尔肯古墓遗址发现了金质的护嘴和眼罩。巴鲁兹金在费尔干纳西部的卡拉布拉克古墓遗址中找到了一些用彩色丝绸做的眼罩。并以其为卡拉布拉克人必不可少的埋葬仪式，但由于某种原因，或许是因为缺少金属，抑或为了制作方便，所以他们用织物代替了再毗邻地区广泛使用的金属眼罩。又谓在中世纪早期吐鲁番绿洲就出现了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融合。因此具有中央亚细亚传统的金属面具、眼罩及其丝绵代用品已融入了中国的葬俗，沿用了中国术语。显然这就足以说明这种习俗的经久不衰，在当地居民中一直持续到8世纪。……中原和中亚亚细亚两种传统在吐鲁番绿洲居民葬俗中的交融合流不只限于面具、覆面、眼罩的体现。

    列斯尼契科认为，相同的过程可以说明中国造物神伏羲和女娲神像在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中的广泛流行。……伏羲女娲形象在汉代墓室的浮雕上经常可见。后汉时期，就很少有这些形象出现，只是在吐鲁番绿洲是个例外，此地伏羲女娲的形象都画在覆盖死者的织物上，又是其像悬挂在墓室的墙壁上。

   列斯尼契科同时指出，肯科尔和卡拉布拉克挖掘的实物证实，墓葬覆面深受地下墓穴文化代表者之推崇。在卡拉布拉克古墓遗址发现的一件罩单上绣有始祖女神像。她手持两条蜿蜒的巨龙，双腿之间夹有兽首。在这种神像中体现了印度风格的影响。与卡拉布拉克人不同，吐鲁番绿洲当地居民追求的是中国的肖像学和中国神话中的人物形象。与此同时，中央亚细亚文化传统给中国逐渐消失神灵崇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这正是神灵崇拜在吐鲁番绿洲广泛流行的诠释。

阿斯塔那并欧亚草原所出眼罩

丧葬用面具分布情况（阴影处）

   关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迁徙中的覆面葬具的考察，则详见Mihaly Benko的《Burial Masks of EurasianMounted Nomad Peoples in the MigrationPeriod》一文。其在文中对此一葬俗的起源和流布、蒙古阿尔泰哈萨克人的种族调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所出玉衣复原件

山东双乳山所出汉玉覆面

   据以上所论，可知覆面葬俗由来已久，无论是丝质还是金属覆面，古今中外皆有。契丹葬具中所特异者，为金属网络。但征诸往例，亦有相类似者，此即汉代的金缕、银缕玉衣。契丹葬具中的金属面具、网络正与汉代玉衣相类，学界亦有注意及此，但以其相隔千年，故而未能申论。汉人死后，从葬衣衾，贵者有珠襦玉柙。《汉书·董贤传》云：“东园祕器，珠襦玉柙，豫以赐贤，无不备具。”颜师古注曰：“《汉旧仪》云珠襦以珠为襦，如铠状，连缝之，以黄金为缕。要以下玉为柙，长一尺二寸半为柙，至足，亦缝以黄金为缕。”珠襦玉柙或作珠襦玉匣，又名玉衣。珠襦玉柙本天子之制，《西京杂记》卷一载：“汉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凡用玉匣者，足以保存尸骸。《后汉书·刘盆子传》载：“赤眉发掘诸陵，取其宝货，遂污辱吕后尸。凡贼所发，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淫秽。”那么，千载之后契丹葬俗中用面具、网衣是否与此有关呢，或者说古时葬俗是否有在后世袭用的例子呢？一般认为，石作（stonestructure）的再次出现是顺应了太和改制的潮流，以更先进的汉文化传统对拓跋鲜卑朝廷进行改造。巫鸿曾讨论北朝时期汉代葬俗的复兴。除孝子图像承袭自汉代外，其葬具亦以汉代的葬具为原型。巫鸿讨论了中国北部和西北部北朝的八个石棺，这八位墓主大多属于非汉民族。巫鸿指出，这类葬具的形态特征均取自汉代原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原型并不为当时的南朝的汉人袭用，却为鲜卑、粟特和何其他从西部迁入华北的民族所继承。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汉代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象征了真正的中国文化传统，他们因此在制作葬具时利用了汉代的物质文化遗产以求死后的永生（《“华化”与“复古”——房形椁的启示》）。

北魏宋绍祖墓石椁，宋虽未敦煌人，但巫鸿教授指其为外来客

   最后，试对契丹葬俗中面具、网衣的产生作一猜测。此一葬俗的产生或是内发的。考虑到契丹面具的肖形特征、同时汉人葬具中有真容偶像且网衣与真容偶像有并出之例（河北宣化下八里一夫二妻合葬墓），此一葬俗或是契丹社会佛教影响的结果；考虑到契丹葬俗中面具、网衣与汉代玉衣的相似性，古时又有在汉化过程中于葬具方面追仿前古的例子，此一葬俗或是契丹社会浸染中原文化后，欲追踵汉人的结果。此一葬俗的产生又或是外源的，考虑到欧亚草原上金属面具的广泛分布且面具在材质并肖形上的相似性，此一葬俗或是源自草原民族旧俗的袭用。而最有可能的一种，或许是一个内外互融的结果，面具、网衣的使用，既有契丹社会内部萨满习俗的印记、出于保护尸体不朽的实际目的、追踵前朝期于正统的政治抱负，又有与外部民族特别是其他草原民族的接触中，对其面具的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