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增加了许多老品牌肥皂的插图
祥茂洋行是19世纪中期英国力士来中国后取的名字，后来又在20年代在中国开出生产厂。
杨树浦路2310号 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固本皂药厂（上海制皂厂）
远东最大的肥皂公司
现景
原英商联合利华建于1923年，1925年竣工投产。
1923年，厂区
在杨树浦路上，上世纪初筹建成立的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英商企业，它是由英国著名的肥皂托拉斯——联合利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早在十九世纪60年代起，利华公司的北忌、祥茂等品牌肥皂就远销中国。1923年在杨树浦路建造肥皂厂，1925年竣工投产。
远东最大肥皂厂的营销手段
“中肥公司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肥皂厂，营销手段在如今看来也是一流。除扩建工厂外，还聘用大量中国销售人员走街串巷进行推销。据说业绩骄人的销售员有100余位，号称‘108将’。而马路上的广告画也随处可见，在‘日光’皂的包装纸盒上，还刊印着‘凡发现本皂含有损害性杂质，任何人都可得到一千英镑赏金’的字样。”《杨浦百年史话》中记载道。
这家厂肥皂的销量已经占了上海肥皂销量的1/2，既便如此，“洋胰”仍对国货充满戒心。史料记载，30年代中国化学工业社投产制造肥皂，注册商标是“剪刀”。“剪刀”是当时家庭妇女和女仆的日常用品。肥皂用得最多的也是他们。即使她们大字不识，对这个商标也是过目不忘。想不到，中国肥皂公司对这个商标十分感冒。害怕“剪刀”会抢了他们的市场份额，于是通过各种关系抢先注册，逼迫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剪刀”改名为“箭刀”。
1949年解放以后，企业改为国营，更名为华东工业部中国肥皂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制皂厂。
1923年英商在杨树浦路建造肥皂厂，1925年竣工投产。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由著名的肥皂托拉斯——联合利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中肥公司号称是远东最大的肥皂厂，营销手段一流。除扩建工厂外，还聘用大量中国销售人员走街串巷进行推销。马路上的广告画随处可见，在“日光”皂的包装纸盒上，刊印着“凡发现本皂含有损害性杂质，任何人都可得到一千英镑赏金”的字样。这家厂的肥皂销量占了上海肥皂销量的1/2，既便如此，英商仍对国货充满戒心。30年代中国化学工业社投产制造肥皂，注册商标是“剪刀”。中肥公司对这个商标十分感冒，于是通过各种关系抢先注册，逼迫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剪刀”改名为“箭刀”。1949年解放以后，企业改为国营，更名为华东工业部中国肥皂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制皂厂
上海制皂厂，位于杨树浦路2310号，以生产香皂、洗衣皂为主要产品，同时生产药皂、工业皂、甘油和各种油化产品等100多个种类，是上海唯一生产多类肥皂的国家一级企业。
上海制皂厂创建于1923年2月15日，原名为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是最有代表性的英商新增设的大企业。它是由英国著名的肥皂托拉斯联合利华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早在十九世纪60年代起，利华公司的北忌、祥茂等牌肥皂就运销中国。1923年，在原黄浦滩路18号组建中国肥皂公司事务所，并在杨树浦路建造肥皂厂，1925年竣工投产。该厂开办资本仅10万元，1929年在香港注册，资本猛增至800万元，并在上海添设了木箱、印刷、精制甘油车间，1931年增设力士香皂车间，1935年又建成白脱油车间。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除了不断扩建工厂以外，还先后在南京、天津设立办事处、分公司，在华南、华北、西北、上海地区结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销售网。该公司在抗战以前，年产肥皂25000吨、甘油1080吨，该厂肥皂的销量已经占了上海肥皂销量的1/2，成为远东最大的肥皂公司。
1949年解放以后，企业改为国营，更名为华东工业部中国肥皂公司。后更名为上海制皂厂。厂内现存老建筑为一幢位于厂区中部多跨连续钢结构厂房，屋架系在国外铸成构建运来中国铆接而成，轻钢桁架结构，坐北朝南，占地面积2736平方米。清水红墙面，侧立面三角形山墙，内部钢结构铆接螺丝钉栓具有美感。现该建筑存放数十台解放前制造设备，密封处均为螺栓结构，以见证上海早期工业文明发展的进程
上海制皂厂1952年前工厂由英商利华公司经营，定名为“英商中国肥皂公司上海分公司”。1952年6月由上海市政府正式接管，改名为“华东工业部中国肥皂公司”。江泽民同志任第一副厂长。1955年7月1日正式定名为“上海制皂厂。1987年5月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视察上海制皂厂时，对扇牌洗衣皂等肥皂开发、生产给予高度关心。
上皂集团控股的或以资产为纽带管理的子公司有15家。其中核心企业包括：上海制皂有限公司、上海牡丹油墨有限公司、上海白象天鹅电池有限公司、默特克电源有限公司、上海制皂（集团）如皋有限公司等。
产品门类齐全，主要生产和销售以天然油脂制成的绿色标志产品。其中包括香皂、洗衣皂、甘油、家庭清洁洗涤用品、油脂化工产品及其衍生物产品。公司拥有蜚声国内外并三次荣获《国家质量银质奖》的“蜂花”品牌；连续十年（1995-2006）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的“白丽”品牌；连续七年（1999-2006）被评为《上海市名牌产品》的“扇牌”品牌。以及“上海”、“美佳净”、“海鸥”、“固本”等知名品牌。
上海解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断开发香皂新品种，1951年，上海制皂行业的香皂花色品种已达36种。1956年，五洲固本肥皂厂投产天鹅香皂，采用高级牛羊油、椰子油作为主体原料，并配入名贵的天然白兰花香精和护肤成份，生产具有美容、护肤双重功效，皂性中和，适合女性和婴儿使用的高档香皂。自1956年起，用国产香精配制出与进口货类似的力士香皂香精，先后研制投产玉叶香药皂、锦花香皂、月宫檀香皂和迎春香皂等新产品。1957年，该厂又专门为婴孩、儿童盥洗而特制护肤香皂。至1959年，该厂高级香皂品种有10余种，香皂产量达9547吨，占肥皂总产量的21.3％。1963年，应外贸要求，将裕华硼酸浴皂作为外销产品，采用上海香皂皂基，内含适量消毒杀菌药物，辅以玫瑰精，是消费者喜爱的常用沐浴用品。是年，还对玉叶香皂进行改进，试制成新规格的妃色玉叶香皂，在婴孩护肤香皂生产中加入高级护肤羊毛脂和玫瑰料后，香中有甜，皂性温和，还适用于文艺工作者卸妆后洗用。1977年，该厂试制成国内首创的药物性香皂——海鸥硫磺香皂。之后，又向市场推出上海柠檬香皂、蝴蝶香皂、富贵檀香皂、蓓蕾美容香皂、美加净柠檬香皂和上海硼酸浴皂等新品种，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要求。蜂花檀香皂于1979年获国家银质奖，成为国内制皂业首获国家级奖的产品。
80年代，上海制皂厂研制投产新产品有三色美加净香皂、蜂花茉莉、玫瑰、人参和百花等系列香皂，以及锦花美容香皂、白丽香皂、芳芳香皂、天龙珍珠香皂和宾馆、旅游用小香皂等，颇受国内外市场欢迎，各地要货不绝。至1985年，各类新品种已生产22.42万箱，产值1540.86万元，实现利润461.64万元。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香皂的消费要求也起了质的变化，1988年起，该厂开始试制我国第一代多脂类香皂——白丽美容香皂。次年投产进入市场，填补了国内多脂类香皂的空白。白丽美容香皂由于配料独特，不含游离苛性碱，含有定量的游离脂肪酸，它与人体皮肤相一致，起到润肤护肤作用，加上选用螯合剂、抗氧剂的添加物，存放一年后，其色泽、香味均保持原状，且集洗涤、护肤、美容三种功效于一体，成为国内香皂升级换代产品，投产当年销量1032吨，第二年上升至2094吨。
1990年，国内高档多脂美容香皂——白色美加净美容香皂在该厂问世，质量可与美国P&G公司的著名产品CAMAY香皂媲美，具有香气幽雅奔放持久等优点。之后，又开发研制加有多种富脂剂和芦荟浓汁的美加净芦荟香皂，具有滋润皮肤、增强弹性、减少皱纹的特殊功能。
至1990年，上海肥皂行业已形成蜂花、美加净、白丽、上海、扇牌和固本6大系列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主导地位，并远销欧、亚、美洲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
1979年以来，该厂以获国家银质奖的蜂花檀香皂为主导产品，带动其他各优质产品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加快技术改造步伐，主要生产工艺初步实现油脂精炼、油脂水解、皂化工艺的连续化和香皂生产自动化。通过产品结构的不断更新，已形成蜂花、美加净、白丽、上海、扇牌和固本6大系列产品，在国内市场占领先地位，并远销欧、亚、美洲及香港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90年全厂占地面积为70619平方米，建筑面积为71341平方米，全员劳动生产率等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均居全国同行业之冠。
上海制皂厂的各品牌
获奖产品：蜂花、白玉、美加净
上海制皂各品牌商品
蜂花檀香皂，诞生于1928年，是我国出口量最多的香皂品种
蜂花——檀香悠远
蜂花檀香皂首创于1928年，商标注册于1979年10月。是国内制皂行业唯一3次荣获国家银质奖的名牌产品，极具东方风韵，是我国出口量最多的香皂品种。蜂花檀香皂用料考究，选用高级动植物油脂，配以高级复合香型，香味典雅浓郁，以天然檀香木为基调，隐隐飘逸着茉莉花香和柑橘果香。性质温和、泡沫适中，用后皮肤润滑舒爽。近年来远销欧美、东南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受消费者的喜爱，被誉为“盥洗佳品”。该产品包装以手工为主，由七道不同的包装材料经九道工序完成，与高档产品的内质相得益彰。
上海制皂拥有蜂花品牌的注册范围是“檀香皂”。蜂花檀香皂已拥有70年的历史，在多脂累美容香皂产生之前是香皂中最受欢迎的一种香皂产品。
蜂花品牌的代表是125克檀香皂，消费者的认知几乎全部是建立在檀香皂香型基础上和独特的包装上。如今熟知蜂花檀香皂的消费群集中在怀旧人群，蜂花檀香皂似乎伴随一个时代，象征一个时代的时尚消费。作为消费品品牌，蜂花的品牌价值有了多年的沉淀，始终不变的产品品质，使它的生命在随着一个时代历久弥新。
蜂花檀香皂产品描述：
蜂花系列产品有：蜂花檀香皂、蜂花茉莉香皂、蜂花人参香皂、蜂花玫瑰香皂。但产品主要作外销，国内销售只有蜂花檀香皂。
“蜂花”牌檀香皂历史悠久，用料考究，包装精致，具有檀香皂独特优点。使用之后，不仅皮肤润滑，且香气文雅，令人有舒爽之感。为此早被国内外各界人士，誉为盥洗佳品，
蜂花品牌定位：独特的洗护沐浴产品品牌
品牌核心功能：檀香、洗护、品质
品牌理念：独特、品质、怀旧
80年代，《蜂花之歌》磁带
上海药皂，诞生于1959年，我国第一块特效除菌皂
上海药皂，始于1959年，我国第一块特效除菌皂。历经改良,长期畅销。特效除菌成分能有效杀灭皮肤和衣物上常见的有害细菌,帮助预防由细菌引起的疾病、感染、过敏和汗臭,天天使用确保全家健康安心。可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绿脓杆菌、白色念株菌、溶血性链球菌和肝炎病菌等。具备消毒认证、抗菌功效的产品专用品牌。上海药皂是那种红色的肥皂,所含的成分是苯酚,有杀菌消毒作用,少量无害。上海药皂苯酚．苯酚（C6H6O,PhOH）,又名石炭酸、羟基苯,是最简单的酚类有机物,一种弱酸。常温下为一种无色晶体。有毒。有腐蚀性,常温下微溶于水,易溶于有机溶液；当温度高于65℃时,能跟水以任意比例互溶,其溶液沾到皮肤上用酒精洗涤。暴露在空气中呈粉红色。苯酚是一种常见的化学品,是生产某些树脂、杀菌剂、防腐剂以及药物（如阿司匹林）的重要原料。
扇牌，内衣专用洗衣皂
扇牌肥皂，诞生于1958年，国内第一块高级半透明洗衣皂
扇牌肥皂，是上海制皂有限公司的旗下产品，1958年研制出的国内第一块高级半透明洗衣皂，半个世纪以来畅销国内及出口东南亚、南美、北美等地区。其金黄色皂体，丰富细腻的泡沫，阳光般的清香，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消费和体验认知。2007年扇牌洗衣皂荣获中国名牌称号。扇牌功能洗衣皂——深层除菌健康舒适，扇牌功能洗衣皂作为扇牌透明洗衣皂的衍生产品，针对现代洗涤的主流方向：节能、节水、全方位去污、安全与环保为一体的洗涤观念，从内衣裤专用、除菌、除螨、柔软及防霉等功效，结合于一皂多用的洗涤特点;将洗衣皂功能进一步细分，是适用于现代家庭洗衣需求的必备皂品。
1990年高档多脂美容香皂美加净问世，与CAMAY媲美
1922年，中国的第一支牙膏三星牌在上海诞生，发明者正是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化学工业社。美加净牙膏曾一度风靡上海，成为几乎家家户户都买过的国民牙膏。美加净本来是上海日化公司的，70年代是计划经济，所以这个美加净商标四家公司共享。美加净牙膏是上海牙膏厂的，美加净洗衣粉是上海白猫股份有限公司的，美加净香皂是上海制皂厂的，美加净化妆品是家化厂的。这也造成了至今美加净品牌还没有统一，是美加净发展的一个问题。
美加净香皂现包装
白玉
上海、红梅、白丽
1957年上海制皂厂品牌包括：祥茂、力士、利华、玉叶、新华
“力士”是历史最悠久的品牌，“新华”是解放后第一个新品牌
1958年品牌包括：力士、玉叶、新华、蜂花、人人、伞牌
力士在1958年后，将改名“民乐”的最后一批“力士”
1956年起，用国产香精配制类似进口力士的香精，研制出玉叶
玉叶，建国10周年庆包装
绿叶，是1956年推出的
品牌
绿宝
春蕾
红梅
金鸡
蜜蜂
椰子
人人，洗衣专用，是扇牌的前身
裕华硼酸浴皂，1963年推出
1977年国内首创药物性香皂，海鸥硫磺香皂 富贵
上海硫磺皂
1988年起我国第一代多脂类香皂——白丽美容香皂
1960年10月，五洲固本肥皂厂又并入该上海制皂厂。
1922年2月11日 五洲药房在购进张云江的固本肥皂厂(原为德国人开设)后，将药房制药部迁入，建立五洲固本皂药厂，厂址徐家汇路2456号。
清光绪三十四年，德商盘门在上海徐家汇创设的固本肥皂厂，最早生产各种香皂。知名的有固本香皂，即高花皂，茉莉香味，并渗以玫瑰，清香可闻，价廉物美，被称为标准香皂；还有特等檀香皂，装潢富贵、质料贵重，为该厂所产香皂之冠。随后，上海华商亦纷纷设厂生产香皂。民国4年，陈志廉创设华丰香皂厂，生产麒麟牌各种香皂。民国10年五洲固本皂药厂推出富贵白头皂，属茉莉香味、浓郁清香，颇合摩登仕女的需要，销路甚佳。
五洲药房总经理项松茂当时以白银20.5万两从张云江处盘进德商开办的固本皂厂，改名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全部设备从德国运来，成为中国最大的机制肥皂厂，并与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祥茂肥皂争夺市场，最后国产固本肥皂取胜。至1928年，上海已有南阳、亨利等32家皂厂，年产肥皂50～60万箱。
1926年11月五洲固本皂药厂建立研究部。这是上海医药企业最早的科研机构。1927年五洲固本皂药厂生产醚精，这是上海药厂生产的第一个原料药。1928年五洲固本皂药厂生产的原料药增加硫酸低铁、蛋白银、纳夫他林、柠檬酸钠等品种。
五洲固本皂药厂建立后，总经理项松茂千方百计物色人才，重金聘请专家治厂。他从杭州延聘浙江公立医药专校的留日医药专家李觐唐担任厂长，邀请留美化学专家徐佩璜为总技师，后来李、徐另谋他就，他又经黄炎培介绍聘请留德药学博士叶汉丞继任厂长，1923年由李觐唐介绍聘请了浙江公立医药专校首届毕业生张辅忠来厂担任药部主任。五洲的周围聚集了一批国内外毕业的优秀人才，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保证。
五洲固本皂药厂成为中国民族资本制皂工业中规模最大的机械化工厂，也是中国制药工业中使用蒸汽、机器生产最早的工厂。
固本皂
当年五洲固本皂药厂面对英商祥茂牌肥皂的竞销，坚持固本牌肥皂的优质标准，把保证质量作为竞争制胜的武器。
英商曾毫不掩饰地说：“不缩的肥皂，水分少，用料多，成本重；要缩的肥皂，水分多，用料少，赚钱多。这是与他厂竞争，打倒他们的一种办法。”
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工人则讽刺说，外国人把黄浦江水当肥皂卖。
总经理项松茂带领技术人员反复试验，终于使固本牌肥皂的主要成分总脂肪酸、总碱量比祥茂牌肥皂多，而游离脂肪、游离碱和水分等指标则较之要少。这样，固本皂达到了表面结实，颜色纯一，不收缩，不变形，耐久用，泡沫多，去垢力强的效果。相比之下，祥茂皂含水分多，容易收缩变形，没有卖相。
有的销售店还在柜台上放两大碗清水，一只碗里放固本皂，一只碗里放祥茂皂，做实验给大家看。只见祥茂皂很快就溶化了，而固本皂还很结实。顾客们亲眼所见两种肥皂的优劣，都争相购买固本肥皂。
祥茂皂的信誉下降，致使其销量锐减，“中皂”曾向伦敦总公司报告，祥茂皂虽花了许多人力，做了许多广告，但销路仍在减少。祥茂皂每块售价虽比固本皂便宜二枚铜元，但仍不足以吸引用户购买。
此后，虽然“中皂”经过改进，生产了质量较好的祥茂白蜜皂，但已不能动摇老牌五洲固本皂的基础。
1959年4月，由国产原料生产的粉状工农牌合成洗衣粉在上海永星制皂厂诞生。工农牌洗衣粉属国内首创，上市试销引起消费者排队争购。是年，以烷基苯磺酸钠为主要活性物的五洲牌合成洗衣粉在五洲固本制皂厂投入生产，内在质量优于工农牌洗衣粉。
另外，上海合成洗涤剂厂位于龙吴路1900号，是国内最早从事洗衣粉生产的企业。它的前身是永星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创建于1949年初，1951年实行公私合营。1966年12月，更名为上海合成洗涤剂厂。永星制皂厂采用烷基磺酸钠和烷基苯磺酸钠混合配方，喷制成适合洗涤棉、毛、丝绸等织物的上海牌洗衣粉，上市后颇受欢迎，1960年产量为76.64吨，1年后就达1973.40吨。该厂于1960年改名上海永星合成洗涤剂厂，定点生产洗涤剂。次年9月，建成国内第一座直径4米，高28米的一号喷粉塔，使洗衣粉从粉状变成颗粒状，提高了流动性和抗潮性，加之各配套车间也相继建成投产，洗衣粉产量从1959年的766.99吨增长到1962年的8370.26吨。之后，又试制成功高泡型白猫牌洗衣粉和扇牌高级洗衣粉。白猫牌洗衣粉采用优质原料和高效助剂，经先进工艺技术喷制而成，产品颗粒均匀，流动性良好，色泽洁白，去污力强，特别适合于丝、毛、粘、棉和各种合成纤维织物的洗涤，对不同水质有较强的适应性。外包装以透明塑料薄膜袋取代传统的纸袋，增强了防水抗潮性。产品首次销往香港，上市后受到国内消费者和港澳同胞的欢迎。1966年，更名上海合成洗涤剂厂，是年生产量内销1282.6吨，出口1389.4吨。白猫牌洗衣粉成为该厂的主导产品。
70年代，随着洗衣机的兴起，国内外市场对洗衣粉有新的要求，上海合成洗涤剂厂精心组合洗衣粉活性物的多种复合配方，研制出多种型号的合成洗衣粉新品种，从单一的高泡型逐渐开发出低泡型、中泡型、浓缩型和加酶型。1978年，白猫牌高效低泡洗衣粉问世，该产品采用最新的复合配方，使去污力比原来提高25.2％，改善了生物降解性能和对水域的污染。获国家银质奖。是年，佳美牌加酶型洗衣粉投产上市，该产品除具有普通洗衣粉的性能外，对粘牢在织物上的血渍、油渍、汗渍、尿渍、奶渍等蛋白质类污垢有特强去除能力，达到迅速洗净的目的。1982年后，开始研制国际流行新型超浓缩洗衣粉，并相继投产上市的有白猫牌低泡和中泡超浓缩洗衣粉以及高效佳美牌洗衣粉。佳美牌加酶型、浓缩型、高效型3种产品在市场上受到好评，成为80年代后期的重要产品。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10/06-18/2348885.shtml
青年江泽民与英商较量:26岁接管远东最大制皂厂
江泽民同志生于1926年8月17日，江苏省扬州市人。1943年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上海解放后，历任上海益民食品一厂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厂党支部书记、第一副厂长；上海制皂厂第一副厂长；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科长。本文记述了时年26岁的江泽民同志作为肥皂厂接管队伍中的第一副厂长，亲历与英商为时两个月的谈判，接管当时远东最大的制皂厂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
历时数月的移交谈判多在外滩18号进行，这是麦加利银行大厦，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事务所就设在大楼内。
整幢大楼，甚至外滩西岸的这条街，都是英人按照自己的梦想和意愿，刻意营造的世界。麦加利银行是渣打银行上海分行的别称。这家老牌银行在1858年成立后五年，即赴海外开分行。上海是首批三家海外分行之一，以首任经理麦加利之名冠称。大楼由英国建筑师设计，花岗石贴墙，雕花大铁门，两根巨大的爱奥尼亚立柱作中段支撑与装饰，一派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麦加利银行的左邻右舍，都是来自大英帝国的“同胞姐妹”。外滩17号《字林西报》大楼，英国侨民在中国创办的第一份英文新闻报纸就是《字林西报》，其前身《北华捷报》在1914年发表过利华公司兼并的报道。外滩最高的几幢建筑，是19号汇中饭店、20号沙逊大厦即华懋饭店；而外滩最古老的建筑，是黄浦江和苏州河交汇处的33号，英国领事馆，一幢英式乡村别墅。这些建筑是同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在远东打造的冒险家的游乐园，许多英资企业驻扎其间，大班们出没此地，俨然身居泰晤士河畔，而此地却不似那厢边雾霭重重，明媚的阳光令他们心情大好。
与这一带的大楼、裙楼别无二致，麦加利银行楼内也集聚着多家英资公司，弥漫着浓郁的殖民气氛。进出此地的资方代理和华籍雇员，也是西服革履，属于特殊的“高等”华人阶层。这是上海开埠之后应运而生的新阶层。他们是洋商指令的接收与传达者，也是执行者。在洋人堆里谋生，如在缝隙中钻营，磨练出他们机敏、犀利、巧言善辩的特性。
江泽民同志面对的谈判方，英商全权代表戚惠昌，也是这样游走于外商和中国人之间的高级职员。戚惠昌是浙江宁波人氏，身材壮硕。他于1920年进入白礼氏皂烛公司，又随公司并入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当时，公司管理层一直都由英国人把持，事务所里设有七个部门，其中六个由伦敦总公司委派英国主管，唯有机构最庞大的营业部由戚惠昌负责。把产品销售的终端部门交给中国人，是英国人的精明所在。他们知道庞大的市场，辽阔的国土，靠几个说着外来语的洋人，再怎么奔波都难以把握，于是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实践证明了这种本土化策略的可行性。正是靠着戚惠昌等人的卖命，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在中国建立了遍布各省市的庞大销售网络。有位当时在苏州担任销售员的职工在回忆录中写道：“即使是辽远边境和穷乡僻壤，只要有人烟之处，务必配备足够的销售员，因此那时无论大小城镇还是荒僻所在，都有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推销员的足迹，大小商店内也能看到他们五光十色的肥皂和化妆品。”据江泽民同志回忆，当时国内销售点有八十多处。
英国大班撤退后，任命戚惠昌为全权代表，把公司的谈判事务都交付给他处理。还有两名代理人陈鸿钧和郭锦虹，分别代行管理生产和经营业务。陈自1934年进入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后被提升为会计部主任。郭是1932年起在天津分公司任职，1948年被派收购油脂之差，是英国老板的亲信。三名英商代表都是企业的资深职员，对厂里的生产和业务相当熟悉。
江泽民同志进入肥皂厂接管小组后，就参与了和戚惠昌等英商代理的谈判。接管小组面对的是商海沉浮数十年、在华洋两界游刃有余的“老江湖”，这无疑是一场艰难的博弈。因为谈判对手的背后，是伦敦、香港，一个与新中国的气氛与主张迥然不同、格格不入的世界。
1952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办事处依然在麦加利大厦办公，从玻璃窗向外望去，江水滔滔依旧，黄浦江上时时飘过低沉的汽笛声。每隔半小时，与伦敦大本钟相似的那只海关大钟就鸣奏一次。戚惠昌在这里进出已有二十多年。英国人走后，他搬进了大班的办公室，乘着从前接送大班的雪莱特轿车。他熟悉楼里的人和事，深谙其中的运行规则，与这里的氛围有种自然贴切的默契。可以说，这里是他的“主场”。虽然他也知道英国人气数已尽，但由他出面收拾残局，扮演牵线木偶的角色，终究是一件尴尬事情。他本人对生产经营并无兴趣，职工们又怨声载道，对他甚为不满，认为这样搞下去工厂没有前途，毫无希望……身处矛盾焦点，戚惠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度日如年。思前想后，为摆脱困境，他主动去要求外事处代为介绍，将企业出租、寻找加工订货或转让，以缓解生产经营危机……
共产党的接管干部就在这样的局势下，走进了麦加利银行大楼。
那年仲春，江泽民同志穿着人民装，走进了外滩18号。从边门进去坐电梯，上到英商中国肥皂公司。事务所占据了一整层楼面，十分气派。这里是整个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和企业的总部，掌管着公司在华所有的供销业务及财务核算，位于杨树浦的庞大的肥皂厂，只是公司属下的一个生产单位。
肥皂公司事务所有一百一十五名员工。江泽民同志在营业部的大办公室里，与几十位职员一起办公。在这里，他感受到了与益民食品一厂完全不同的洋场气氛。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所在，他在寻找与英商代理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对手开始彼此打量，在相互探究中过招。一个身材精干、略显清瘦的老革命军人，在英商大楼的打蜡地板上，照样卷着裤腿走路、办公，爽快的话语中带着浓重的南方口音。另一个则是身材颀长、戴着眼镜的共产党人，英姿勃发，而且如此年轻，他毕业于名牌大学，英语听说写读没有障碍……如果说，领衔挂帅的厂长还符合戚惠昌想象中以枪杆子打江山夺天下的共产党人形象，那么江泽民同志这样的对手是大出戚惠昌意料的。
大办公室敞开的房门中，时时传过隔壁戚惠昌与伦敦和香港的通话声。江泽民同志留意地观察着周围的动静，收集着每一个信息，经过冷静的筛选与分析，形成下一步行动的决策。半个多世纪后的2006年，江泽民同志还清楚地记得戚惠昌很能喝啤酒这个细节。他说：“那个时候，我对戚惠昌的各方面都进行了研究。”
经过一段日子的观察，江泽民同志对参加接管工作的公司协理员、厂长室秘书周伟说，他找到了双方的共同点，那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们不要把戚惠昌当作外国人看。江泽民同志后来还说：我跟戚惠昌学了很多。周伟回忆道，当年无论在谈判桌前，还是在日常接触中，江泽民同志都没有摆出接收大员的气势，没有咄咄逼人。他总是主动与戚惠昌沟通，以交朋友的姿态主动接触，坦诚相待。
江泽民同志的诚恳态度，打动了这位高级职员。悄然之中，戚惠昌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变化。谈判前期的准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香港方面，此时对已经负债累累的企业去意已定，他们希望以颐中烟草公司的模式，将资产和债务一并交由共产党接管(Takeover)。不过，戚惠昌起初没有向前来谈判的干部交底。他是在后来的日子里，通过不断的接触和交往，才逐渐认可这些谈判对手的。半年以后的10月27日，他将与香港方面往来的信件，交给了中皂厂副厂长江泽民同志，并对他讲述了自己与英商的交涉过程。江泽民同志在写给市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的信中记录了这些情节。
上海档案馆的历史资料显示：1952年6月初，戚惠昌已获得香港方面的电报同意，以现有资产抵所负债务的前提，来与政府实施谈判。按接收方的估计，公司流动资产约值五百二十八亿元(旧币)，大部分为原料、物料、成品及在制品。不动产包括厂房、地皮估计为一千亿元(旧币)。负债方面，资方估计约四百亿元(旧币)，大部分为欠税、滞纳金、偷工减料款及职工退职金、解雇金、福利基金等项。而如果按照税法严格计算的话，偷税漏税的罚款及按照实际偷工减料资方非法所得计算，则负债数要大大超过流动资产数。戚惠昌向我方表示香港方面愿意全盘转让，对负债如何计算无意见，只希望不需要港口外再汇款来。
外事处认为，此时谈判条件已经成熟。自14日起，由益民工业公司正式开始谈判转让事项。
谈判进入了实质性的交锋阶段。最终，在双方对英商企业的资产总数，包括厂房、生产设备设施、流动资金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进行评估之后，得出了一致结论：确定其资产总和低于所拖欠的国家的税款和债务总和，即资不抵债，益民工业公司将代表政府把企业完全收归国有。
这是1952年6月27日的下午，谈判双方终于谈妥了转让条件，并草签了转让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写上：“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及联号厚丰有限公司之董事会鉴于各该公司上海分公司经营不善，资金枯竭，负债过巨，无法继续维持，兹特授权各该上海分公司经理戚惠昌全权办理将各该公司在华全部财产自愿转让与益民工业公司永远为业……”
离开谈判桌后的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然而，仅仅过去一个夜晚，就风云突变。
6月28日上午，肥皂公司总务科接到来自香港的电报：暂停签署协议。
戚惠昌接到香港急电，称“转让谈判尚需正式(official)考虑。在你得到我们的全权委托以前，你所同意及签订的一切，我们不予承认”。
这对于刚刚获得实质性进展的谈判，无异于当头一棒。戚惠昌也被搞懵了。他显露出为难情绪，希望益民公司暂缓进厂接管，同时再与香港通电联系。
远在海外遥控的英商出尔反尔，要推翻代理人与接管方已经达成的共识。他们想以时间来赢取空间，在谈判桌上收复失地。而对于身处西方世界封锁中的新中国、对于迫切想恢复生产建设的中国人来说，时间又是那么宝贵……
我方接管人员决定抓住时机，不给英商翻盘的余地。江泽民同志及益民工业公司和外事处的干部，都找戚惠昌作了恳切的谈话，他们晓之以理，陈明利害，并解除其顾虑，希望戚惠昌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此前英商对他的承诺与授权。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戚惠昌终于决定：挣脱伦敦和香港的遥控，真正行使自己作为全权代表的权力。他在谈判协议书和契约上签下了“全权代表戚惠昌”——英方委以的头衔和他的姓名。随后，戚惠昌又同意益民工业公司人员依约进厂接管，并开具了相关信件。
这是1952年6月28日，一场原本很可能破裂的谈判，终于以维持原先的结论而结束，波澜不惊地落下了帷幕。
6月29日上午，戚惠昌电话报告香港，接管草约已经签订生效，益民公司将于下午正式进厂接收。他还询问香港方面，电报中所谓“正式”考虑一词的含义。香港解释为：还要经伦敦股东会同意。英方意欲以股东会的名义，酝酿集体谈判计划。在通话中，香港方面责备戚惠昌说，只授权其谈判而未授权其签字，戚惠昌不该在未取得全权委托前即行签字，还对于所签草约表示不承认。然而，戚惠昌告知香港：全部谈判均依港方指示进行，香港授权谈判转让及转让条件之电报已作为证件呈交政府，草约已经成立，法律上、道德上及事实上均不能更改，劝告香港守信守约。
6月29日下午，江泽民同志和益民工业公司的接管人员一起，走进了位于杨树浦黄浦江边的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的大门，开始行使对这家英商企业的权利。
此时我方掌握以下证件：香港授权戚惠昌谈判转让电报，香港两次来电关于全部财产与全部债务相抵作为转让条件的电报，戚惠昌来函声明被授权谈判转让函，双方签字的转让承认契约草约，请求益民公司人员下厂接管函。
从此，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华东工业部中国肥皂公司。
接管工作仍在持续中。事实上，上海英商中国肥皂股份有限公司与益民工业公司的承让财产协议，直到1953年4月24日才正式签署。协议结尾，盖有华东工业部益民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锡可的图章，合同甲方则是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全权代表戚惠昌，见证人为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和生活化工学会。
从清点财产到正式签署协议的过程，还有大量繁杂的工作。戚惠昌协助清点委员会对工厂的厂房、设备、存货、档案等进行了彻底的清查，为摸清企业的底子创造了条件。周伟说：“戚惠昌的转变，离不开江泽民同志对他的影响。”江泽民同志离开肥皂厂之后，戚惠昌还特意去看望过他。事实上，离开谈判桌，离开肥皂厂，两人之间已没有公务上的瓜葛，戚惠昌的举动，可以理解为他对这位昔日谈判对手的尊重与钦佩。后来戚惠昌赴香港定居，与江泽民同志仍有一些联系。
从分坐于谈判桌两边的对手，到走出会场后的朋友，年轻的江泽民同志将纷繁复杂的事务迅速理清头绪，在风云突变中抓住机遇、化解矛盾，展露了政治智慧。
江泽民同志回忆说，当年对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接管，是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和益民工业公司总经理戴锡可的直接领导下一步步进行的。接管工作组的成员曾经多次去外事处开会，讨论接管中的各种情况，研究相关政策，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要研究对付英商的具体策略。他说：“在我印象中至少有过三次，我们一起在上海大厦开会研究。”
上海市档案馆存有1952年10月28日江泽民同志写给市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的信函，其中谈到了通过戚惠昌与香港方面在转让接管中的交手过程。
江泽民同志写道：
黄处长：
四月十四号的信，昨晚已由戚惠昌的手里拿来了。这封信的内容，似乎要比六月十号的电报肯定些。但是在这封信来了以后，戚惠昌曾打过电话给香港，询问信内所讲的Takeover是什么意思，香港回答说，与颐中烟草公司完全一样。后来戚惠昌又打电报去香港要求证实这个问题(电报原稿，沈士同志处有)，香港回电又否认了这个解释(回电原稿，沈士同志处亦有)。
四月十四号信原稿，拟不再给戚惠昌，存益民公司作为将来必要的证件之一。兹将其抄本附呈，以供研究。九月份曾将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接洽转让以来，所有与香港来往的函件电报，抄录了一份交给沈士同志，现将九月份以后与香港来往的信件电报呈阅。
戚惠昌仍催促要写信给香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付，请黄处长指示。敬致
布礼
江泽民 谨上
十月廿八日午后三时
信函字迹敦厚端庄，叙述简约明确。半个多世纪后，江泽民同志看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他笑道：“信件结尾的问候语‘布礼’，是当时的习惯用法，意为‘布尔什维克之礼’。那个时候，我们都学苏联，经常学联共(布)党史，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2009年10月，江泽民同志带着那封写于五十七年前的信，去医院看望黄华。说起当年肥皂厂接管中的往事，躺在病榻上的原外交部长黄华连连点头，目光中闪现激动的神色。他伸出双手，与江泽民同志紧紧相握，互致老战友的布尔什维克之礼。
当年签署的肥皂公司交接协议和相关文本记录，已成为历史的档案。但在江泽民同志的记忆中，那些与他的青春和事业相关的日子依然清晰难忘。
1985年，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任期届满，江泽民同志接任上海市长。在会见上海市政协部分常委时，他一眼就认出了三十多年前曾参与肥皂厂接管工作的石奇。战友重逢，倍感亲切。2009年10月，江泽民同志致电石奇时，得知另一位当年也参与了接管工作的沈士亷还健在，早年从上海市政府外事处调往外交部，如今生活在北京。江泽民同志非常高兴，立即致电问候。不久，沈士亷被江泽民同志邀请到中南海，参加退休外交官偕夫人的聚会。江泽民同志形容说：“他九十四岁，拄着拐棍，我们聊了不少，他神气得很呢！”
26岁时，江泽民同志没有想到，四十五年后的那一天，他会在香港亲历另一场中英香港政权的交接。
1997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亲临香港，出席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6月30日23时42分，江泽民主席健步登上香港会展中心的仪式台。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神色黯然地宣布，英国结束了对香港的管治。在香江飘扬了一百多年的米字旗缓缓降落。7月1日零时，五星红旗在紫荆花旗的伴随下冉冉升起，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唱响在每个国人的心头。江泽民主席庄严宣告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正式成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和正义的胜利！”他简短的讲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六次。无眠的夜晚，让多少中国人永世难忘。
2010年春天，江泽民同志谈起1952年和1997年他亲历的两个7月1日，回首往事，自豪感油然而生，也不禁感叹他的人生竟会发生如此壮丽的巧合。(《中国报道》杂志供稿。注：本文节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一书第二分册“记江泽民同志与上海制皂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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