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25 13:43
作者：黑星人
（一）
在1949年之前的上海滩，有四家大名鼎鼎的“颜料大王”：邱氏兄弟俩、贝润生、周宗良、吴同文。在说邱氏兄弟俩故事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其他三家：
第一家：贝润生（1872-1947）。
在上海恒隆广场、波特曼大酒店后面，有一条具有百年历史、全长不足500米的老马路：南阳路。南阳路170号就是旧上海“颜料大王”之一贝润生的“贝家花园”。它建于1934年。从这花园里走出来的有银行家贝淞荪（贝聿铭之父）、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贝露荪、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等名人。
贝润生，江苏元和人(今为苏州)。16岁来沪，在“瑞康颜料行”当学徒，28岁任行经理。1927年辞职，任“谦和靛青行”总经理。在颜料行当里挖了第一座金矿后，他将目光投向新型产业：钱庄和房地产。经过一番打拼，他在上海拥有各类房屋1000多幢，房产面积16万多平方米。成为巨贾的他，还看中苏州“狮子林”，买下后进行重新修缮。1947年病逝。二年后，新政府宣告成立，但此时，贝氏家族成员大多离开大陆，移居香港、美国、巴西等地……
第二家：周宗良（1875-1957）。
周宗良，又名亮，浙江宁波人，住上海宝庆路3号。这是一套花园洋房，占地5000平方米，共有5幢建筑物组成。周宗良的父亲是个牧师，且名下资产不少。周宗良从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1905年来上海发展，任德商“谦信洋行”“跑街”（推销员）。5年后，升任洋行买办。1924年至1945年，任“德孚洋行”总买办。还在1929年，他的外汇资产就达400多万美元，在当时被列为“全国十大户”之一。1948年6月，人到晚年的周宗良预感大陆时局将出现巨变，于是果断收缩资金，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去香港定居，1957年病逝于香港。
第三家：吴同文（-1966）
在上海铜仁路333号（北京西路口）有一幢外墙绿色的四层楼洋房，吴同文就住在里面（铜仁路原名哈同路，北京西路原名爱文义路，吴同文各取其中一个字为自己名字）。此房于1938年竣工。当时《上海日报》称它为“远东第一豪宅”（楼内配有电梯，为上海第一家装上电梯的私房）。
吴家祖籍江苏吴县，吴同文是个弃婴，被吴家抱回家。吴同文早年在贝润生开设的“谦和靛青行”学做生意。因他聪明伶俐，反应极快，业务能力极强，故而赢得贝家九小姐的芳心，与之 结婚（可见打工地方很重要，如果吴同文不在贝家打工，那么他的人生命运就是另一种表现方式了）。岳父贝润生送他3.33亩地，与哈同路333号门牌号对应，然后经过333天施工造好（1936至1937年）。九小姐有旺夫运，让老公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那时，正逢抗战，国民党军队急需大批绿色军装和绿色军用布，而由吴同文研发的绿色颜（染）料大受欢迎。由此，他赚得盆满钵满。他自认绿色是幸运色，钟爱绿色，连私人坐驾（宝马轿车）也是绿色车身。1949年，新旧政权交替，吴同文没像贝氏家族那样离开大陆。1966年“文革”到来，他与姨太太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的精神及肉体折磨，于当年八月的一天夜晚，在三楼卧室，双双吞下一整瓶的安眠药自杀。
（二）
好了，现在我来说说邱氏兄弟俩的故事了。
在上海威海路414号（原路名威海卫路，门牌412号，后改。再后来，民立中学又将门牌号改为420号），有东西两幢建筑造型别致的洋房（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楼被拆除）。洋房的主人就是邱省三、邱渭卿兄弟俩。他们的上辈原是山东微山湖上一户打渔人家。19世纪末，兄弟俩为生活所迫南下谋生。先是落脚扬州，后转辗来到上海（可见市场对一个有野心的创业者来说很重要，如果兄弟俩留在扬州打拼一生，那么事业再辉煌也比不上在上海的雄起豪放）。在德商开办的“德和号”颜料行打工。因兄弟俩悟性高，深得洋行老板赏识和提拔，终于升为买办。
这里，我说明一下：洋行老板叫大班（相当于总经理的职位），替大班打理生意的人叫：买办。上海人俗称：“康白度”（英文：Comprador）。通俗地说，就是大班的经纪人或代理人。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随着《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了五口通商之一，而颜料正是成为德商敲开中国市场大门的第一批工业品。那时，中国丝绸业发达，染料行业对颜料的需求量巨大。在这之前，中国颜料一直是以自产的天然料为主，颜色品种单一，缺少进口颜料那种亮丽的色泽感。当德国商人发现他们生产的工业颜（染）料远胜过中国本地的靛蓝等料时，立即设立洋行，聘中国人做买办，将本国的颜料远远不断地运到中国来。而这些洋行买办者无一不成为上海滩上第一批富豪。比如，宝顺洋行买办徐珏亭、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还有称雄上海滩的“海上闻人”虞洽卿，他们个个都是飞黄腾达之人；也如同中国股票市场第一次发行《股票认购证》，一次买进一百张者个个都发大财了。
当时，经营颜料业务的洋行有禅臣、元亨、天福等十几家。虽说竞争十分激烈，但市场需求量巨大，价格总是由卖方说了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欧海上运输线中断。在华经商的德国商人无法做到保证供货，更让他们担忧的是：1917年8月，中国北洋政府宣布对德宣战，派军队查封德商驻中国机构。这下德国商人全体傻眼了，纷纷将库存颜料以低价卖给中国买办，然后走人。旧上海四大“颜料之王”就这样一夜间炼成了。
邱氏兄弟俩因深得大班的信任，得到半送半卖的大量库存颜料。于是自建“广太源”颜料行。因战事影响，从西欧到远东，海上运输线全部停航。上海及东南地区大、中城市里的印染厂因之前用惯德国颜料，现在求之若渴。颜料价格因此以十倍、百倍地上涨。拥有货源的邱氏兄弟俩轻松一跃，便成为了百万富翁。（可见行当的正确选择对一个创业者来说很重要。人生的每一次机遇固然可贵，但若没选对行当，那么发大财的梦想就没有兑现的最大可能）。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发了大财的邱氏兄弟俩买下威海路414号这块有十亩面积之地。几年后，两幢带有欧式古堡气息的豪华花园楼房如愿建起。兄弟俩各住一幢楼。上海人有风俗习惯：“哥东弟西”。哥哥邱省三住东楼，弟弟邱渭卿住西楼。两幢楼中间有花园相隔。花园中养着虎、蛇等动物。园中建有一个水池，水池内有鳄鱼，池外穿山甲。池边还搭建不少鸽棚，养着约2000只鸽子。每当清晨鸽子出笼时，威海路上空非常壮观，呼啦啦地一大片，周围居民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是邱家的鸽子在放飞（真是实力象征的活广告啊）。
《老上海花园洋房》一书（见该书P38）这样描写东楼：“该住宅高3层，砖混结构，南向，仿古典式样。立面分段划分，对称，比例和谐，清水红砖墙。人字形屋面，红色平瓦铺盖。南立面两侧塔楼原先左右对称（现左侧塔楼因故缺了一层）。二层中部设券柱外廊，爱奥尼克式倚墙列柱，立面上有几条水平线脚。上檐部山墙立面为巴洛克式，北部立面有中国江南传统建筑特色，木装修细部精湛华丽。南向出入口门厅设多立克柱式，门旁有石雕。檐口、柱头、勒脚、栏杆细部有精致装饰。窗洞口不大，但外观厚实。窗间墙饰为水泥壁柱，带有三分古意。”
（三）
有钱的日子真开心。大班们喜欢去外滩的“英国上海总会”（CLUB，外侨社交高档场所，华人和女人被拒绝成为会员)，在“远东第一”（100英尺）的长吧台喝着马提尼酒，顺便欣赏着窗外浦江之景。或去高朋满座的“德国总会”，边喝洋酒，边打打弹子，或拉拉手风琴，跳跳舞。
邱氏兄弟俩则有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们不喜欢跳舞，却喜欢骑马。他们常去大西路（今为延安西路）哥伦比亚路（今为番禺路）处的马场。大凡上海年轻的小开（有钱人）都会赶时髦地隔三差五前来骑马过瘾。那是张亮亮（意音）的妈妈开的马场。邱氏兄弟俩在马场里包养了十几匹马，由指定的马夫精心饲养。养马不是为了赛马赌钱，而是供骑射运动之用。他们有时骑上马去上海西郊等地打猎，因为他们骨子里始终秉承着祖辈梁山泊好汉的遗风。
当然，有钱也会树大招风。邱家曾两次招强盗打劫。一次，两个强盗从隔壁“中大里”翻墙而入，拿枪把邱家其中一个儿媳妇逼入内室，逼她交出保险柜钥匙。逢巧，邱家为嫁其中一女，请珠宝商送来一批首饰，五颜六色的，看上去非常璀璨夺目。不过，这只是样品而非实料。邱家儿媳妇知道实情，于是坦然打开保险箱，任强盗把这些假货统统掠走。第二次，来的强盗就不同了，比上次老道。但邱家已有应对经验，将保险箱放在其中一间屋内，但同时把另一间房屋进行改装，改为秘室。只有当家人知道，外人搞不清楚秘室在哪里（后来邱家后代也讲不清金库的具体位置了）。强盗逼邱家人打开保险箱，见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估计有秘室，但不知道究竟在哪里，只能无奈地把餐厅、客厅里的字画，小件青铜器、古瓷等这些艺术收藏品能拿的都拿走了。邱家为这事伤透脑筋，怀疑家中出了内鬼。因为两次遭抢劫，都是趁男主人不在家时作案。而且当时前后楼雇佣的五六十个佣人，也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德商运到中国的颜料价格更便宜，这为邱氏兄弟俩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德商成了邱氏兄弟俩的贵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运又中断，来自德国的颜料很快又成了紧俏工业品，价格再次飞涨。与上海滩上其他几位“颜料大王”一样，邱氏兄弟俩再次“财源茂盛达三江”。
二战，也因为德国与日本是盟友关系，日军保护德国人产业，四大“颜料之王”背后的靠山都是德国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如此，买办们的财产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从中增加了不少。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周宗昌，于抗战过后，名下就多了福建中路上的“聚源坊”、天津路上的“泰记弄”、金陵东路上的“德顺里”、安亭路、高安路等多处房子。
据邱省三的外孙马善福回忆说：“小时候听外公说，他向德商订了一批颜料。但因战事，钱出去不见货到来。战事结束后，德国商人非常重信誉，第一时间将货补发过来。此时，国内市场因颜料断货多时，货价早已是飞涨几十倍。外公拿到这批货，大发一笔横财。”呵呵！真是：人逢旺运，财源割也割不断。
二战结束，德国与日本都成为战败国，德国商人在华的企业被民国政府没收的没收，关闭的关闭。买办们的黄金生涯从此结束，其光辉也由盛转衰，不再风光。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建立的政府推行“公私合营”国策，“颜料大王”们的名字连同他们苦心创建的企业（颜料行），从此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这里，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忍不住要说一句：民国政府也真是的，二战，国家与国家之战，拿战败国的商人开刀好象过分了。德商好坏也在帮助中国经济振兴，而不是摧垮中国经济。举例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故宫负责人担心所藏文物被日军掠走，于是移到上海“德国总会”（洋行保险库），德商在其中帮了大忙。商人重利，这个利是双方愿意、双方互赢的贸易，民国政府不能忘恩负义。新建立的政府也一样，通过推行“公私合营”之策，把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财产统统抹为国家所有。想当初中国民族资本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资助还是功不可埋的。举例说，1927年发生“4.12”事件，国民党全城追剿共产党人。周恩来夫妇便是他们黑名单中的首要通辑对象。国民党军警在上海展开全城搜捕，就是找不到周恩来夫妇的影子。那么周恩来夫妇去哪里了呢？原来他们躲在礼查饭店里（今浦江饭店）。开了一间包房，足不出户，一住就是二个月。要知道礼查饭店每日每间房价是6-12元大洋，是普通旅店房价的十几倍。国民党军警认为周恩来夫妇没这个经济实力这样奢侈，但他们不知道，正是上海资本家冒掉脑袋之险暗中资助了周恩来夫妇，使他们安全度过了搜捕期。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比皆是，我们不能过河拆桥。
东西大楼
（四）
回看历史，邱氏兄弟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应该感谢这个动荡的时代。时局纷乱，颜料供货无保证，才有经营者发横财的机会。
哥哥邱省三，（说明一下，网上叫法很乱，有叫：邱信山、邱倍山、邱蓓山的，而“邱省三”这一叫法，是其女婿及住在陕西南路102弄的一位老人对我亲口说的），成家立业后，有三子七女。
弟弟邱渭卿有两个儿子，长子邱长生（另据一知情者回忆说，小时候常听大人们提及“长吾”、“长英”字眼，但从没听人提及“长生”。可能长生与长吾是同一个人，“长生”是字，“长吾”是号，因为古人讲究字号）、次子邱长英（有没有女儿不太清楚）。
有钱了，存银行不是商人的本色。让鸡生蛋、蛋孵鸡，才是一个商人的高级思维。哥哥邱省三认为投资房地产是一项回报非常不错的行业。于是，上世纪二十世纪末，他买下福煦路(今延安中路）470弄一整块地皮。这地皮是从他的商业伙伴马汝霖手中买下的（关于马汝霖其人，我会在后面章节着重介绍）。1930年开始建造，一年多后才完工。小区共有几排房，对外称之为“念吾新邨”。
房子造好，对外出租。因地段好，租客不断，租金每年跟着不断提升。邱省三的财产因此越滚越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念吾新邨前面几排房因政府建造延安路高架和拓宽马路被拆了，后面25号还在）。
先于“念吾新邨”（470弄）建造完工的是“汾阳坊”（540弄）和“多福里”（504弄）。邨、坊、里，虽然叫法不同，弄号也不同，但三者的房屋外观相同。“汾阳坊”由马汝舟测绘行设计，砖木结构，1929年建成。“多福里”为砖混结构，1930年竣工。“念吾新邨”也是砖混结构，1932年竣工（现在三处弄堂均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这里，有两个疑问需要我去探究。其一：为何叫“念吾新邨”？为纪念邱长吾，那么邱长吾到底是谁？如果邱长生就是邱长吾，那么代表弟弟邱渭卿也出资了（据我了解，现在念吾新邨里没有邱渭卿的后代居住，只有邱省三的后代居住）。如果是邱省三为纪念三女儿邱珩的儿子马善福这一年降世而起此名（1931年月2月出生），那么应该叫“念福新邨”。其二：这块地是邱省三从马汝霖手中买下，那么马汝霖与“汾阳坊”房屋设计者马汝舟是什么关系呢？或许他是马汝霖的亲弟或堂弟。
如果说威海路414号的花园洋房是邱家兄弟俩在上海滩发迹之初的象征，那么后来邱省三买下陕西南路102弄1-4号，则成了邱省三的三个儿子及女儿的新家。
邱省三买下的房产还有：延庆路靠近长乐路的一幢独立小洋房，这洋房光种上花草的院子就有一百多平方米；徐家汇处有一块地皮，那是用60根大条子（金条）买下的，贴对门住着是法租界有名的包打听魏廷荣，两家彼此关系不错；还有现在静安“妇幼保健院”后面那幢老式小洋房及成都路北京路口“金星里”那幢楼房（后来市政府因造“南北高架”工程给拆了，成了绿化地带，上面有一个雕像竖立，邱家拿到多少动迁补偿款不得而知）；另外，新闸路上“福康里”也有一间后来它属于三（几）个姐妹共同享有的财产。她们拿它对外出租。不过当时收到的租金很低，一年才只有三十来元。
之前我有说过，邱氏兄弟俩从山东来到扬州，又从扬州来到上海。邱省三虽然发了大财，但始终念念不忘于扬州落脚时的那段艰难日子。为此，他买下曾经打工过的地处广陵路北、石牌楼南、花局巷东、三祝巷西的一座花园。扬州当地人称之为：“邱氏园”，又雅称：“丘园”。这座庞大的百年古建筑至今犹在，但很少有人知道房屋主人的来历和历史。可惜“邱氏花园”毁于“文革”中，花园里的假山峻石均被移至“何园”。现在，花园成为七十二家房客杂居之所。
总之，邱省三名下的房产远比弟弟邱渭卿多得多。
这里，允许我跑跑题。刚才我有提到，邱省三在徐家汇有一块地产与魏廷荣是门对门。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唯一能与青帮大亨杜月笙抗衡的人物非魏廷荣莫属。魏廷荣是个天主教徒，精通法语，曾留学法国，与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早年经营地产，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地产，有人甚至传说，徐家汇2/3的土地属于魏廷荣所有（据说那时徐家汇除了一座教堂、一个寺庙，周边大多是农田，现在成了繁华商业圈了）。他不只担任中法银公司的经理，兼营地产、古董业，还担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又称“法租界义勇队总司令”）。他的岳父朱葆三是上海总商会会长。法租界第一条马路就是以朱葆三命名的。
魏廷荣正是靠纵深的人脉，成为上海滩上一个能呼风唤雨的重量级人物。那年，黄金荣曾和他争夺美女吕美玉（当时每个男人认识的那个做“美丽牌”香烟广告的漂亮女人），但迫于魏的权势，只能向其让步。不过，魏廷荣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曾在1929年遭土匪绑架至上海郊县南汇。事情暴露后，土匪要撕票。幸好在室主协助下脱逃成功。当时杜月笙曾登报宣称，此事与他无关，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五）
战争来了，战争改变一切。1937年“8.13淞沪抗战”事件后，设在南市大南门的“民立中学”校舍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学校只能暂迁地丰路（今为乌鲁木齐北路），原在租界内的临时校舍又不敷应用，需要另觅房屋作为校舍。校方相中了邱家东楼。此时，邱家也已在陕西南路102弄另建了新居，也正想着把东楼出租出去。
民立中学创办于1903年，是旧上海由平民创立的三大私立学校之一（另外两所是：浦东中学、澄衷中学）。1940年2月，“民立中学”出资买下东楼，作为新校舍。占地4亩，教室十余间，运动场一方，设校门牌号为420号。花园里的老虎、蟒蛇、金鸡就此散伙：送的送、卖的卖。最可怜的是2000只鸽子，不少被人捉去吃了。
也好。当昔日的豪富花园一跃变成莘莘学子负笈求知的学校时，周边书店、文具店铺及专供学生就餐的小食店应时而生，为威海路石门一路口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学校后门原为石门一路214弄，一直可以通到青海路）。
1942年，东楼楼内电线老化，发生火灾。西面塔楼第四层和尖顶被烧毁。为了平衡东西塔楼，学校拆除了东面塔楼及尖顶，房子的对称美就这样被破坏了。
以上是哥哥邱省三住的东楼情况。现在我来说说弟弟邱渭卿住的西楼。
据说，抗战时期，邱渭卿全家搬离了，西楼被一个汉奸买下，不过里面不是住人，而是关押犯人。半夜里，周围居民时常能听到犯人被拷打所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抗战结束，国民党回来了，这里成了“国民党新生活俱乐部”，每天晚上靡靡的音乐之声伴着舞步响起。因为大厅的地板是打蜡上光的，很适合跳舞。再后来，共产党来了，这幢楼作为国民党遗留的财产被充公没收，之后分配给民立中学。此时，民立中学性质已由私立转公办。私人财产莫明其妙地变成公有财产，这事说奇怪并没什么好奇怪的，如同晚清大臣李鸿章为九姨太丁香建造的地处华山路闹市地段的“丁香花园”，1949年之后被新政府接管，它的私有性就不存在了；也如同始建于1892年、具有江南农村特色的一正两厢房砖木结构的民宅——“张闻天故居”。这民宅其实并不是张闻天的，而是“土改”时，由当地土改领导通过剥夺原房屋主人的继承权、分配给张闻天的（不需要公正，胜者为王，王代表公正、法律和权威，这就是中国迂回的历史）。
回到“西楼”话题。1954年，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下令取缔全市营业舞厅，西楼因此成为附近各单位借此宝地举办单位舞会的好场所。r> 上世纪80年代，西楼被拆，学校建造了一座新的教学大楼。
2001年10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参加APEC会议后，使领馆馆员陪同他在静安寺附近散步。途经威海路420号“民立中学”时，他被这座欧洲城堡式的建筑吸引了，不由长时间驻足欣赏。事后，“民立中学”委托在美国工作的校友向鲍威尔赠送了一个由著名雕塑家周荷生先生设计制作的东楼建筑模型，作为百年校庆的纪念品。鲍威尔收到礼物后，亲笔致信以谢。
2004年9月，民立中学迁入威海路681号新校址。东楼——这幢有欧洲城堡风范的大楼被区政府列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单。开发商往往是最有眼光的，花了2.4亿元买下它。后来，经专家论证，市政府批准，这幢楼整体向南（向东略斜）平移了57米。虽然开发商为此多付了700万元平移费和1300万元修缮费，但还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项目。因为在上海楼市年年暴涨的今天，这幢老楼楼价已翻倍无数。
（最近我去实地查看，大楼又重新装修了）。
东楼外景。
（六）
现在，我来介绍邱省三后代三男七女的情况，十个孩子的排行如下：
排行一：女，名字不详（约1909-1955年）。只知结婚后搬到夫家，夫家在长乐路上，即现在的锦江饭店边上（与“兰馨戏院”同一排），洋房。她生育两个孩子，儿子小名：“保保”（意音）。她死得比较早，且生前与几个胞弟胞妹来往不多，故而所得资料不多。
排行二：女，邱琏（约1910-1993年）。老公是颜料大王吴同文的堂弟，名叫吴国良。她活到八十多岁。
排行三：女，邱珩（1911-1961）。老公是祖籍宁波的富商儿子，名叫马积焘（1913-1992）。马积焘是身任武汉总商会会长、中国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结拜兄弟马汝霖的独生子。她爱抽鸦片、香烟，后来得了肺癌。1961年去世，享年50岁。
排行四：女，邱瑾（1912-1964）。七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位。后嫁给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蒋调创始人蒋月泉，为填房，但仍住自己家：念吾新邨25号。她只活了52岁，比姐姐邱瑾多活二岁，同样死于癌症。
排行五：男，邱然（老大）（约1913年出生）。掌管家中经济，住陕西南路102弄1-4号。
排行六：女，邱志峻，（约1914年出生），住陕西南路102弄1号，后搬出。
邱志峻与女儿之合影。
排行七：男，邱铸新（老二），（约1915年出生）。住陕西南路102弄1-4号，在家中不管经济。
排行八：女，邱志远，（约1916年出生）。
排行九：女，邱志洁，（约1917年出生），晚年在美国定居。
晚年的邱志洁。
排行十：男，邱铁铮（老三）（约1918年出生），住陕西南路102弄1-4号。
邱省三六女儿邱志峻结婚照（照片拍摄于1934年）
其中，排行老二邱琏，结婚后住威海路414号车库楼上。“文革”中，542厂（上海造币厂）派出97个工宣队员进驻民立中学（可谓阵容强大，宣称一个工宣队员对付一个教师，民立中学当时有一百多名教工），工宣队员缺少办公场所，故将邱琏全家赶到学校仓库里去住。这仓库曾经是邱家仓库，面积很大，一个人若躲藏在里面，很难找。学校在仓库里划出一小块，供作邱琏全家住房。邱琏全家后来究竟搬往何处，不得而知。
排行老四邱瑾，嫁给蒋月泉。蒋月泉（1917年12月-2001年8月），出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曲艺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和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据说当时他每月工资为2000元，后来一降再降，一直降到500元，日子过得不错。他与前妻生有一个女儿，名叫蒋梅玲，约1938年出生。平时，蒋梅玲常来念吾新村探望父亲。邱瑾因未能生育，领养一个儿子，取名叫：蒋培生，1941年出生，后为黄埔区某评弹团演员，但无名气。
排行老六邱志峻，有过两次婚姻，先是嫁给凌永春，因凌永春去非洲尼日利亚从商而离婚。后嫁给上海私家诊所肠胃专家罗宝发，随夫去了美国定居。她与前夫生有一个儿子，大名凌育源，小名福生（1937-2015）。因福生平时喜欢交三教九流朋友，重哥们义气，喜欢养鸽子，有“阿飞总司令”绰号。后来，据说他犯了错误，于上世纪50年代末被政府以“流氓阿飞罪”强行遣送至新疆劳动改造。1979年才返沪，与马汝霖的外甥女刘君（小名娃娃）结婚。育有一子，小名勇勇（意音）。
排行老七邱然，也即家中男性老大，抗战期间前往香港躲避战火。抗战结束后才回大陆上海。其妻名叫石琦，娘家住在新闸路。她随老公一同去了香港。那时日军常来香港轰炸，香港之夜常拉熄灯警报，示意日军飞机要来轰炸了。石琦是一个爱作的女人，闻警报声，居然从家里拿出手电筒，朝天空乱照，吓得邱然急忙将她按倒在地。
邱然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曾遭土匪绑架过一次。虽说身边雇有一个保镖，但没用。后经几个姐姐出面，拿赎金将他赎回。这之后，他不敢再掉以轻心，聃了几个彪形大汉的白俄人（人称罗宋人，Russia）做保镖，才没再发生绑架之事。
后来，老大因忧郁，精神出了问题。时常往外跑，不愿意待在家，甘愿挤在人家单位狭小的门卫室过夜。有一次，他居然一个人坐火车去了南京。家里人四处找，找不到他，直至南京那边警方来电，才将他领回来。
石琦受不了，说这日子没法过，于是提出离婚。为达到离婚后能分得财产，她去政府部门控告，告他有家庭暴力行为，即：犯有“虐待妇女罪”。当时邱家在陕西南路1-4号名下有不少房产，那是三个兄弟共有的财产，其他七位，因是女性没有分享和继承权。如此，政府判陕西南路1-4号房产分作三份，石琦应得三份中的一份之一半。
排行老七邱铸新，也即家中男性老二，子承父业，从事房地产生意，名下有自己开设的“上海伟业房地产公司”，办公地点在外滩延安东路一带。他结婚时，证婚人就是他母校光华中学的校长廖世承先生。
排行老十邱铁铮，也即家中男性老三，从事船务运输业务，名下有自己开设的“上海安达船务公司”，办公地点也在外滩广东路附近。他搞船运时，一笔生意未做，先赚了一大笔钱。事情是这样的：他从美国买了一艘二手船，没到上海就沉没了，因他在合同生效后买过巨额保险。故而，公司没开张，就从保险公司那里拿到一大笔钱。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生的事。
（七）
说起陕西南路102弄1-4号，我还得说一下新政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推出的“公私合营”政策。所谓“公私合营”，就是政府干部代表国家，到各私营企业单位，对老板宣布，必须接受公私合营。也即：由政府出面，对私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后，所有资产将收归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也归属国家，对私方资产按照百分之5的利率每年支付利息，当时称“定息”。
“公私合营”之风也吹到房地产行业来。政府要求资本家将多余的房产交出来，交由国家赎回，赎金分20年期支付。尽管赎金很低，其标准刚好够养活一个人，但即便是这样，政府也只付了十年时间。
“文革”风暴来了，政府官员找邱家人谈心，要求邱家提出后面十年赎金自动放弃，也即，无条件上交给国家。如果不同意，后果会很严重，有些产业资本家不愿意配合，结果不得好死。如此，为了保命，上海滩上大部分资本家都放弃赎金了。政府等于是空手套白狼，如愿拿到这些不动产产业。
根据当时新政府制定的政策，每个家庭可以保留200平方面积，多出部分面积赎给国家。故而，老大邱然保留一房，200平方；老三邱铁铮也是200平方左右，是位于一个楼面的房屋。只有老二铸新是住一幢楼，楼上楼下共三层，但每个房间面积都不大，合起来不过200平方多一点。
读者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的国家政策就是如此。比如说：巨鹿路675号，现为上海作家协会办公地址。但这幢花园洋房早先为中国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胞弟刘吉生所有。1949年，刘吉生去了香港没再回大陆。1952年“五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掀起，刘吉生本人不在大陆，房管局代表政府出面，将房子没收，转手分配给上海作家协会（见《老上海花园洋房》一书P4）。
我曾去陕西南路102弄作调查，一个看上去七八十岁的老太对我说：本弄1-4号有几十间，其中有私房也有公房。邱家住的都是私房，而住公房者都不姓邱。如果你说1-4号的房子从前都是邱家的，那我告诉你，这纯粹是瞎说（老太大意如此）。
“公私合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推出的，假设老太今年八十岁，25岁左右嫁到这里来，那年应该是1963年左右。而1963年，“公私合营”结束已有五至八年了，答案不是很明了了吗？
（八）
现在我来说说邱家排行老三邱珩的故事，这也是本文的重点部分。
先前我说过，邱珩嫁给一个富商儿子，名叫马积焘，马积焘是马汝霖的独生子。马积焘平时爱好京戏，是个标准的京剧迷，整天《四郎探母》、《甘露寺》等京剧台词不离口。旧时富家人子弟成为京剧迷者颇多。当然，大多票友只是滥竽充数，能够像票友李世济名满天下者却是凤毛麟角。
邱省三的三女婿马积焘之照片
1929年，马积焘虚岁17，由父亲马汝霖作主，与邱省三结为亲家。邱家七个女儿任他挑。17岁，能懂什么？当时迷信盛行，找女孩不在于漂亮，而在于能够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就是所谓要有：“宜男相”。为此，马汝霖特地找来一位算命先生，以重金相赠，拜托他为儿子在邱家七姐妹中找一个具备“宜男相”的好媳妇。
那个算命先生，不！应该说是“相面先生”，先是看了七个姑娘的相貌，又叫她们转过身来，看她们的屁股，结果挑中了老三邱珩。三姑娘时年19岁，比马积焘大2岁。既然有“宜男相”，那么别的方面都不在考虑之中了。
由于邱珩比马积焘大2岁，马积焘对她一直以“阿姐”相称，宁波话叫：“阿加”。也因为宁波人有娶大娘子的风俗习惯，娶大2岁的邱珩回来做老婆很正常。如果娶排行老九邱志洁回来，恐怕要等时间再结婚了，因为当时邱志洁才12-13岁，还在读小学，小着呢！
邱珩果然有“宜男相”，先后为马积焘生了4男4女。
1929年结婚，第二年即举二男。年头生了马善宝，年底生了马善福，兄弟俩农历同岁，生肖相同，这在上海滩恐怕是少见，也算是一段佳话吧！
邱珩于1961年病逝，马积焘则于1992年11月10日病逝。
邱珩为马积焘生了八个孩子，具体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如下：
马善宝，男，1930年2月3日出生（农历正月初五），卒于2015年；
马善福，男，1931年2月8号出生（农历12月21日），现住武夷路；
马善福年轻时照片。
马善美，女，1933年5月5号出生（农历四月初二），职业：护士；
（马善美结婚照）
马善昌，男，1934年出生，南京海校毕业，2009年病故；
马善丽，女，1935年10月25日出生，职业：中学教师；
马善明，女，1936年12月23日出生，职业：工人；
马善寿，男，1939年9月25日出生，住提兰桥附近，有时也住九亭女儿处。
马善月，女，1943年9月16日出生，曾去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后返沪。
马家四兄弟。
这里，我再简单补充一下：
排行老大马善宝，现已去世。
排行老二马善福，还健在，1953年进上海开关厂，那时工资不高。直至1957年，才拿76元工资。
排行老三马善昌，50年代中叶参加中国人民海军，之后没有返沪过，常驻青岛。四兄弟中，他长得最英俊。复员后，在青岛落户成家，但英年早逝。
（上图）：马善昌年轻时，（下图）：马善昌中年。
排行老四马善寿，于1959年考入上海航空中专，1961年参加解放军，1966年复员之后分配在上海科大。当时人事部干部问他要当科室干部还是车间工人？他选择了当工人，因为当工人可以多拿五元钱奖金。他有资格当科室干部，因他有中专学历。如果当了科室干部，退休工资肯定会比现在高出不少。对于此事，晚年的他有后悔莫及之感。
排行老八马善月，属马，少年时不喜欢读书，在里弄里是个女大王（意思就是孩子们的头领），仅小学毕业。60年代因无固定工作，被政府动员去了安徽，与上海籍男友同去。结婚后生有四女一男。原先家中日子较清苦，但自从其中一个女儿嫁到香港，协助老公开律师事务所，买了房，赚得不少钱（常言说得好：女人有两次生命，一次是父母给的，另一次是由婚姻带来的）。马善月因女儿而时来运转，里弄里的居民也对她刮目相看（常言说得好：早养女儿早得福）。
（九）
“念吾新邨”（470弄）建造完工的是“汾阳坊”（540弄）和“多福里”（504弄）。邨、坊、里，虽然叫法不同，弄号也不同，但三者的房屋外观相同。
关于念吾新邨25号，我再来补充一下：
马汝霖晚年患老年痴呆症，脑子不管用了。
马汝霖的夫人和马汝霖的女儿马琼英住在25号底楼，面积36平方。屋里同时还住着马琼英的外孙姚凯第（后来姚凯第考进大学，住学校宿舍，再后来成为小学教师，住学校宿舍）。二楼住着邱珩、马积焘夫妇一家。邱珩早逝后，马积焘在三楼之上翻造加了一层，住进四楼。二楼则对外出租，所收租金用于补贴家中开销。后来，马积焘名下多余的房子被代表政府的房管局收走，马积焘每月能从当地房管所领取到66元定息（对私方资产按照百分之5的利率每年支付利息，当时称为“定息”。）
三楼前楼住着邱瑾、蒋月泉夫妇，后楼则给了儿子蒋培生住。邱瑾无生育，死后，作为上门女婿的蒋月泉觉得没必要再在邱家住下去，于是领着儿子，将两间房屋合并置换了，换在延安中路陕西南路处的“康乐村”。
姚美彦（字：峙青）（1896-1944）
住在底楼的马琼英，因老公姚美彦（字：峙青）死得早（1896-1944），她一直带着孙子姚凯第过日子。无经济来源，全靠儿子每月给她15元过日子（后来涨到18元）（大儿子姚咏陶于1949年去了台湾，女儿姚薇珺去了香港）。她之前很有钱，于1945年把自己居住的武夷路288号的独立花园洋房给卖了，换得60根金条，两个儿子姚咏陶（原名姚永涛，号：润生。1917-1991）、姚昆明各得三十根。姚咏陶开长江打捞公司不成，做生意又失败，几乎赔光了这些金条。而姚昆明所得30根金条，都让老婆拿去保管，贴补娘家了（姚薇珺作为女儿却未得到一分钱）。
（马琼英与两个儿子：姚咏陶夫妇、姚昆明夫妇合影）
1957年，马汝霖的夫人病故（享年83岁），邱珩将婆婆马琼英移到三楼亭子间居住，约16平方。腾出来的一楼房子则对外出租，所收房租用于补贴家用。
马琼英之照片
1977年2月26日，马琼英病故。二年后，这个小小亭子间给了邱家老六邱志峻的儿子、从新疆回沪（1979年）的林福生结婚之用（马琼英死后，家中留有八只带大理石椅面的红木椅子被林福生拿出去卖了，姚凯第去讨钱没讨成）。
（十）
上面有说过，颜料大王邱省三六女儿邱志峻的儿子林福生（与前夫所生）与马汝霖的外孙女刘君（小名娃娃）结婚。
刘君为马汝霖女儿——马琼英之女儿——姚薇珺之最小一个女儿。刘君娘家住复兴中路505号（即“复兴公园”对面）（今天去复兴中路488号购网红肉棕，没去对面拍照，可惜）。
那年，母亲姚薇珺与医生职业的父亲刘雨苍于1943年结婚，生有5女3男8个孩子。排行第一的是小名叫趣趣（意音），排行老二的是斐斐（刘锦斐），后面依秩是刘锦禧、刘锦祺（绰号W，曾改名刘祺）等，刘君是最后一个孩子。
刘君照片
邱省三外孙林福生之照片。
按理，林福生比刘君长一辈，而且刘君的外公很有钱，是旧上海立德油厂的老板（此厂后被政府公私合营，改名为：上海油脂二厂），绰号：刘长毛。当时上海全市老百姓食用油由他提供。同时，上海各教堂所需《圣经》经他手销售出去不少（上海最大销售商为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跃如，他销售《圣经》的数量无人可比拼）。但是，命运不佳，父亲刘雨苍虽是私人医生，但因不愿意走“公私合营”之路，被政府外送劳动教养。母亲姚薇珺借口去香港亲戚家讨欠款，于1962年5月去了香港不再回来。全家顿时陷入无经济来源、无大人可照看的困境。刘君与长辈林福生结婚，考虑到他的母亲邱志峻已在美国定居，与他结婚，去美国不成问题了。
刘君原来与太原市某厂供销科长江国梁谈朋友。江是一表人才，长得很帅，有着一张电影男明星之脸，但他在用钱上比较算计。约会几次，只请刘君吃过一碗馄饨。如此，刘君一下子觉得没劲起来，不与他谈朋友了。再说，即便结婚，还要两地分居，何苦呢？
刘君于1980年与林福生结婚。翌年，与林福生同去美国。后因与林福生性格及感情不和，随之离婚。离婚理由很简单，与一个自己所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那是一种生命能量的消耗。有着母亲敢闯敢拼遗传因子的她只身一人来到香港，顺带照顾母亲姚薇珺。
这里，顺说一下，刘君母亲姚薇珺如何敢闯敢拼。那年，姚薇珺上私家诊所看病，看上了坐诊的医生刘雨苍，通过借笔记录诊所电话，引起了刘雨苍的注目。1949年前，上海电话号是5位数，全市电话线号不超过十万门，家庭装有电话的人家更是不多。刘雨苍家的电话很好记：79603。姚薇珺家里也装有电话，没过几天，她便打电话给刘雨苍，让他上门来就诊。刘雨苍来了，一看姚薇珺家住武夷路85号独幢花园洋房（现在那幢洋房还在，但门牌号已改为武夷路288弄3号），觉得她不是小户人家出生。于是，俩人好上了，最终走在一起。
回到主题，继续说刘君。期间，刘君认识一个叫王国荣的香港商人，两人情投意合，于是结婚。王国荣住香港金**道29号708室（具体地址我就省略不说了）。公司就是家，家就是公司。结婚没三年，王国荣经商失败，公司破产。刘君担心自己的积聚被赔进去，赶紧与他离婚（刘君这种决定没错。女人找男人就是找个靠山。靠山一旦失去根基，那就意味着这个女人失去了对人生前景的美好向往，更何况她与他是半路夫妻）。之后，哥哥刘锦祺把二姐（刘锦斐）的红颜知己周闰卿介绍给她。周闰卿曾经追求过刘锦斐，但刘锦斐命中没这个福，患脑癌，早早就离世了。这是刘君第三次结婚。周闰卿是香港一家船舶修理厂的老板，很有钱，刘君的生活从此安定美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们不能说刘君的世界观有问题，毕竟人生短暂，来到这个世上，能实现心中的梦想就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刘君之二姐刘锦斐照片。
刘君母亲姚薇珺照片
估计刘君两次离婚都没分到什么财产。相比刘君大姐（也即趣趣，排行老一），她离婚后，前夫给她48万美金作为补偿。前夫原是云南知青，后来偷渡去了香港。再后来，去了美国，在那里开了一家美术设计公司，手下员工有几十个人。因为有了外遇，铁着心与原配妻子离婚。他算是有良心，把儿子从上海接到美国来。离婚后的林福生，不用担心，很快与邱家一佣人的女儿结婚了，佣人的女儿随后来到美国，一起生活，并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母亲邱志峻两次结婚，他也两次结婚。一生坎坷的他，最后老死在美国。呜呼哀哉。
这里，顺说一段题外话。关于林福生前任岳父、岳母之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出入境放宽。前妻刘君的父亲刘雨苍来到香港，与在港的妻子姚薇珺相见。他想留下来，开个个人诊所，但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证书（五年制）不被香港医疗权威机构认可，故而行医许可证办不出来。大陆政府后来对于他被没收的私人财物作了折价赔偿，同时对于他无端被劳动教养几年也作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他将这些钱一半留给小辈，一半捐赠给了天主教上海主教金鲁贤。故而，后来梵蒂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一次庆典活动中，接见了代表父亲前来的刘锦祺先生，并授予荣誉证书。
梵蒂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接见了刘锦祺先生
（十一）
在旧上海“颜料大王”中，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那就是薛宝润。因他从事颜料生意早于上面四位大王，且经营业务比较杂，投资项目也都在外地。加上他的后代并没有继承他的产业。故而，他无法挤进旧上海四大“颜料大王”的名单中。
薛宝润(1859～1929)，生于江阴县(今江阴市)马镇北渚。15岁来上海，在同乡人开设的颜料号当学徒。满师后，自设“咸康颜料号”，专销德商颜料。一战前，已获厚利，积资白银达300万两。一战爆发后，受德商委托代管谦信、礼和洋行的所有业务及存货。因颜料货源断绝，价格猛涨，他再获利白银500万两，成为上海巨富人物。发了大财的他，将大量资金先后投向外地工厂，又在沪开设不少“润”字号钱庄，并在（今日）“襄阳公园”旁购地40亩，构筑一幢“醴泉别墅”。一战结束，外国资本卷土重来，洋货大量倾销，中国棉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全国纱厂纷纷倒闭。薛宝润因投资工厂规模过大，导致巨额亏损。1929年，他因忧郁而病死。
现在的新会路25号，就是由薛宝润后代于1933年建立的“薛家花园”。1938年，“华童公学”于迁至此处。现为“长寿社区文化中心”。
说起薛宝润，顺带提一下他的二公子薛恒——一个让上海滩大流氓黄金荣的小老婆露兰春红杏出墙的的帅哥。那年，露兰春卷走了黄金荣保险柜里面装着可以影响他经济命脉的东西，直接与薛恒私奔了，这下黄金荣傻掉了。
薛宝润的大公子薛淦生，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从事建筑行业工作；薛宝润的女儿薛超群（人称香阿姐），同样没有继承父业……
除了薛宝润，再有一个，就是人称“颜料大老板”的谢善葆，他的家在延安中路830号。这所宅邸建造于1933年，谢善葆一家及他的弟弟一家居住在里面。1955年，因公私合营，谢家兄弟俩的宅邸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后来，谢善葆所居住的那栋建筑，因政府建延安绿地而被拆除，只有弟弟居住的北栋现在还在，里面住有18户居民（厉害不？之前是谢善葆弟弟一户人家住，现在居然住着18户人家）。
（十二）总结
读者发现否？无论是邱家、贝家、周家、吴家，家家发财的路子都是惊人地相似，连细节都是一样。都是先在德商洋行干活，然后成为“康白度”（买办），做的都是同样的进口颜料生意。一战来了，德国商人无奈半卖半送地将库存货全部给了这些“康白度”。不久，这批库存货一夜间价格暴涨几十倍。如此，他们个个都轻而易举地成了上海滩首批巨富人物。
答案难道不是吗？先是周宗良、贝润生合开了一家名叫“谦和靛青行”的颜料店，贝是总经理，周是副经理，吴同文又是贝家的女婿，而周宗昌其中一个女儿则嫁给了贝家老二。邱省三的二女儿也嫁给吴同文的堂弟吴国良。颜料四大王彼此攀亲了，外人想要打进被“四大家族”垄断的颜料行业，估计很难。
有人说：“爱拚才会赢。”“没有拼搏的人生，就是没有油的灯”。
“拚”于创业者来说固然重要，但若拚错了行当，比如说像薛宝润那样选择开纱厂，那么再怎么拚，还是会走向黄昏。道理很简单。恰如，与一只没有翅膀的鸟，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一个没有钨丝的灯泡，与它们谈不忘初心，扯谈。也恰如，金银虽然含在石头里，但石头里未必都含有宝藏。更恰如，风帆，不挂在桅杆上，就是一块无用的布。
“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鹿鸣得食而相呼，伐木同声而求友。”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之所以事业成功，一部分与身边的圈子分不开，一部分与自己的悟性有关，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时代给予的机遇。悟性即情商。他们生逢之时，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是一群给一把倚天剑就能削出倚天峰的豪杰；他们的情商有多深，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就有多深；他们的名字叫：中国民族资本家。
战争固然会带来灾难，有人因此破产、流离失所，但战争同时也诞生并创造了巨富人物。我们不能就此武断指责这些巨富人物就是发战争的财；也不能人云亦云地说中国民族资本家所挖掘的第一桶金都是肮脏的；都是替外国商企做买办，损害本国民族利益换来的。要知道，没有中国近现代民族资本家的贡献，中国历史还会在封建社会里摸索徘徊。
人来到这世上，不就是为实现个人梦想而争取着吗？有人注定成功，就有人注定失败。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有些人天生是铁，有些人则天生是磁石。”是也。
2018-04-01
本文参考资料。
《老上海花园洋房》(薜顺生、娄承浩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外滩传奇》（张姚俊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说明：
以上四大颜料之王旧居（包括薛宝润旧居）我都去拍照了，拍摄了不少照片，因整理和上传比较烦琐，在此先免了。
（一）
在1949年之前的上海滩，有四家大名鼎鼎的“颜料大王”：邱氏兄弟俩、贝润生、周宗良、吴同文。在说邱氏兄弟俩故事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其他三家：
第一家：贝润生（1872-1947）。
在上海恒隆广场、波特曼大酒店后面，有一条具有百年历史、全长不足500米的老马路：南阳路。南阳路170号就是旧上海“颜料大王”之一贝润生的“贝家花园”。它建于1934年。从这花园里走出来的有银行家贝淞荪（贝聿铭之父）、中国实业银行副经理贝露荪、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等名人。
贝润生，江苏元和人(今为苏州)。16岁来沪，在“瑞康颜料行”当学徒，28岁任行经理。1927年辞职，任“谦和靛青行”总经理。在颜料行当里挖了第一座金矿后，他将目光投向新型产业：钱庄和房地产。经过一番打拼，他在上海拥有各类房屋1000多幢，房产面积16万多平方米。成为巨贾的他，还看中苏州“狮子林”，买下后进行重新修缮。1947年病逝。二年后，新政府宣告成立，但此时，贝氏家族成员大多离开大陆，移居香港、美国、巴西等地……
第二家：周宗良（1875-1957）。
周宗良，又名亮，浙江宁波人，住上海宝庆路3号。这是一套花园洋房，占地5000平方米，共有5幢建筑物组成。周宗良的父亲是个牧师，且名下资产不少。周宗良从小接受西方文化教育。1905年来上海发展，任德商“谦信洋行”“跑街”（推销员）。5年后，升任洋行买办。1924年至1945年，任“德孚洋行”总买办。还在1929年，他的外汇资产就达400多万美元，在当时被列为“全国十大户”之一。1948年6月，人到晚年的周宗良预感大陆时局将出现巨变，于是果断收缩资金，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去香港定居，1957年病逝于香港。
第三家：吴同文（-1966）
在上海铜仁路333号（北京西路口）有一幢外墙绿色的四层楼洋房，吴同文就住在里面（铜仁路原名哈同路，北京西路原名爱文义路，吴同文各取其中一个字为自己名字）。此房于1938年竣工。当时《上海日报》称它为“远东第一豪宅”（楼内配有电梯，为上海第一家装上电梯的私房）。
吴家祖籍江苏吴县，吴同文是个弃婴，被吴家抱回家。吴同文早年在贝润生开设的“谦和靛青行”学做生意。因他聪明伶俐，反应极快，业务能力极强，故而赢得贝家九小姐的芳心，与之 结婚（可见打工地方很重要，如果吴同文不在贝家打工，那么他的人生命运就是另一种表现方式了）。岳父贝润生送他3.33亩地，与哈同路333号门牌号对应，然后经过333天施工造好（1936至1937年）。九小姐有旺夫运，让老公在生意场上风生水起。那时，正逢抗战，国民党军队急需大批绿色军装和绿色军用布，而由吴同文研发的绿色颜（染）料大受欢迎。由此，他赚得盆满钵满。他自认绿色是幸运色，钟爱绿色，连私人坐驾（宝马轿车）也是绿色车身。1949年，新旧政权交替，吴同文没像贝氏家族那样离开大陆。1966年“文革”到来，他与姨太太因忍受不了造反派的精神及肉体折磨，于当年八月的一天夜晚，在三楼卧室，双双吞下一整瓶的安眠药自杀。
（二）
好了，现在我来说说邱氏兄弟俩的故事了。
在上海威海路414号（原路名威海卫路，门牌412号，后改。再后来，民立中学又将门牌号改为420号），有东西两幢建筑造型别致的洋房（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楼被拆除）。洋房的主人就是邱省三、邱渭卿兄弟俩。他们的上辈原是山东微山湖上一户打渔人家。19世纪末，兄弟俩为生活所迫南下谋生。先是落脚扬州，后转辗来到上海（可见市场对一个有野心的创业者来说很重要，如果兄弟俩留在扬州打拼一生，那么事业再辉煌也比不上在上海的雄起豪放）。在德商开办的“德和号”颜料行打工。因兄弟俩悟性高，深得洋行老板赏识和提拔，终于升为买办。
这里，我说明一下：洋行老板叫大班（相当于总经理的职位），替大班打理生意的人叫：买办。上海人俗称：“康白度”（英文：Comprador）。通俗地说，就是大班的经纪人或代理人。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随着《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了五口通商之一，而颜料正是成为德商敲开中国市场大门的第一批工业品。那时，中国丝绸业发达，染料行业对颜料的需求量巨大。在这之前，中国颜料一直是以自产的天然料为主，颜色品种单一，缺少进口颜料那种亮丽的色泽感。当德国商人发现他们生产的工业颜（染）料远胜过中国本地的靛蓝等料时，立即设立洋行，聘中国人做买办，将本国的颜料远远不断地运到中国来。而这些洋行买办者无一不成为上海滩上第一批富豪。比如，宝顺洋行买办徐珏亭、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还有称雄上海滩的“海上闻人”虞洽卿，他们个个都是飞黄腾达之人；也如同中国股票市场第一次发行《股票认购证》，一次买进一百张者个个都发大财了。
当时，经营颜料业务的洋行有禅臣、元亨、天福等十几家。虽说竞争十分激烈，但市场需求量巨大，价格总是由卖方说了算。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亚欧海上运输线中断。在华经商的德国商人无法做到保证供货，更让他们担忧的是：1917年8月，中国北洋政府宣布对德宣战，派军队查封德商驻中国机构。这下德国商人全体傻眼了，纷纷将库存颜料以低价卖给中国买办，然后走人。旧上海四大“颜料之王”就这样一夜间炼成了。
邱氏兄弟俩因深得大班的信任，得到半送半卖的大量库存颜料。于是自建“广太源”颜料行。因战事影响，从西欧到远东，海上运输线全部停航。上海及东南地区大、中城市里的印染厂因之前用惯德国颜料，现在求之若渴。颜料价格因此以十倍、百倍地上涨。拥有货源的邱氏兄弟俩轻松一跃，便成为了百万富翁。（可见行当的正确选择对一个创业者来说很重要。人生的每一次机遇固然可贵，但若没选对行当，那么发大财的梦想就没有兑现的最大可能）。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发了大财的邱氏兄弟俩买下威海路414号这块有十亩面积之地。几年后，两幢带有欧式古堡气息的豪华花园楼房如愿建起。兄弟俩各住一幢楼。上海人有风俗习惯：“哥东弟西”。哥哥邱省三住东楼，弟弟邱渭卿住西楼。两幢楼中间有花园相隔。花园中养着虎、蛇等动物。园中建有一个水池，水池内有鳄鱼，池外穿山甲。池边还搭建不少鸽棚，养着约2000只鸽子。每当清晨鸽子出笼时，威海路上空非常壮观，呼啦啦地一大片，周围居民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是邱家的鸽子在放飞（真是实力象征的活广告啊）。
《老上海花园洋房》一书（见该书P38）这样描写东楼：“该住宅高3层，砖混结构，南向，仿古典式样。立面分段划分，对称，比例和谐，清水红砖墙。人字形屋面，红色平瓦铺盖。南立面两侧塔楼原先左右对称（现左侧塔楼因故缺了一层）。二层中部设券柱外廊，爱奥尼克式倚墙列柱，立面上有几条水平线脚。上檐部山墙立面为巴洛克式，北部立面有中国江南传统建筑特色，木装修细部精湛华丽。南向出入口门厅设多立克柱式，门旁有石雕。檐口、柱头、勒脚、栏杆细部有精致装饰。窗洞口不大，但外观厚实。窗间墙饰为水泥壁柱，带有三分古意。”
（三）
有钱的日子真开心。大班们喜欢去外滩的“英国上海总会”（CLUB，外侨社交高档场所，华人和女人被拒绝成为会员)，在“远东第一”（100英尺）的长吧台喝着马提尼酒，顺便欣赏着窗外浦江之景。或去高朋满座的“德国总会”，边喝洋酒，边打打弹子，或拉拉手风琴，跳跳舞。
邱氏兄弟俩则有他们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们不喜欢跳舞，却喜欢骑马。他们常去大西路（今为延安西路）哥伦比亚路（今为番禺路）处的马场。大凡上海年轻的小开（有钱人）都会赶时髦地隔三差五前来骑马过瘾。那是张亮亮（意音）的妈妈开的马场。邱氏兄弟俩在马场里包养了十几匹马，由指定的马夫精心饲养。养马不是为了赛马赌钱，而是供骑射运动之用。他们有时骑上马去上海西郊等地打猎，因为他们骨子里始终秉承着祖辈梁山泊好汉的遗风。
当然，有钱也会树大招风。邱家曾两次招强盗打劫。一次，两个强盗从隔壁“中大里”翻墙而入，拿枪把邱家其中一个儿媳妇逼入内室，逼她交出保险柜钥匙。逢巧，邱家为嫁其中一女，请珠宝商送来一批首饰，五颜六色的，看上去非常璀璨夺目。不过，这只是样品而非实料。邱家儿媳妇知道实情，于是坦然打开保险箱，任强盗把这些假货统统掠走。第二次，来的强盗就不同了，比上次老道。但邱家已有应对经验，将保险箱放在其中一间屋内，但同时把另一间房屋进行改装，改为秘室。只有当家人知道，外人搞不清楚秘室在哪里（后来邱家后代也讲不清金库的具体位置了）。强盗逼邱家人打开保险箱，见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估计有秘室，但不知道究竟在哪里，只能无奈地把餐厅、客厅里的字画，小件青铜器、古瓷等这些艺术收藏品能拿的都拿走了。邱家为这事伤透脑筋，怀疑家中出了内鬼。因为两次遭抢劫，都是趁男主人不在家时作案。而且当时前后楼雇佣的五六十个佣人，也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德商运到中国的颜料价格更便宜，这为邱氏兄弟俩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德商成了邱氏兄弟俩的贵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海运又中断，来自德国的颜料很快又成了紧俏工业品，价格再次飞涨。与上海滩上其他几位“颜料大王”一样，邱氏兄弟俩再次“财源茂盛达三江”。
二战，也因为德国与日本是盟友关系，日军保护德国人产业，四大“颜料之王”背后的靠山都是德国财力雄厚的大公司。如此，买办们的财产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从中增加了不少。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周宗昌，于抗战过后，名下就多了福建中路上的“聚源坊”、天津路上的“泰记弄”、金陵东路上的“德顺里”、安亭路、高安路等多处房子。
据邱省三的外孙马善福回忆说：“小时候听外公说，他向德商订了一批颜料。但因战事，钱出去不见货到来。战事结束后，德国商人非常重信誉，第一时间将货补发过来。此时，国内市场因颜料断货多时，货价早已是飞涨几十倍。外公拿到这批货，大发一笔横财。”呵呵！真是：人逢旺运，财源割也割不断。
二战结束，德国与日本都成为战败国，德国商人在华的企业被民国政府没收的没收，关闭的关闭。买办们的黄金生涯从此结束，其光辉也由盛转衰，不再风光。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新建立的政府推行“公私合营”国策，“颜料大王”们的名字连同他们苦心创建的企业（颜料行），从此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这里，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忍不住要说一句：民国政府也真是的，二战，国家与国家之战，拿战败国的商人开刀好象过分了。德商好坏也在帮助中国经济振兴，而不是摧垮中国经济。举例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我东北三省，故宫负责人担心所藏文物被日军掠走，于是移到上海“德国总会”（洋行保险库），德商在其中帮了大忙。商人重利，这个利是双方愿意、双方互赢的贸易，民国政府不能忘恩负义。新建立的政府也一样，通过推行“公私合营”之策，把中国民族资本家的财产统统抹为国家所有。想当初中国民族资本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资助还是功不可埋的。举例说，1927年发生“4.12”事件，国民党全城追剿共产党人。周恩来夫妇便是他们黑名单中的首要通辑对象。国民党军警在上海展开全城搜捕，就是找不到周恩来夫妇的影子。那么周恩来夫妇去哪里了呢？原来他们躲在礼查饭店里（今浦江饭店）。开了一间包房，足不出户，一住就是二个月。要知道礼查饭店每日每间房价是6-12元大洋，是普通旅店房价的十几倍。国民党军警认为周恩来夫妇没这个经济实力这样奢侈，但他们不知道，正是上海资本家冒掉脑袋之险暗中资助了周恩来夫妇，使他们安全度过了搜捕期。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比比皆是，我们不能过河拆桥。
东西大楼
（四）
回看历史，邱氏兄弟俩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应该感谢这个动荡的时代。时局纷乱，颜料供货无保证，才有经营者发横财的机会。
哥哥邱省三，（说明一下，网上叫法很乱，有叫：邱信山、邱倍山、邱蓓山的，而“邱省三”这一叫法，是其女婿及住在陕西南路102弄的一位老人对我亲口说的），成家立业后，有三子七女。
弟弟邱渭卿有两个儿子，长子邱长生（另据一知情者回忆说，小时候常听大人们提及“长吾”、“长英”字眼，但从没听人提及“长生”。可能长生与长吾是同一个人，“长生”是字，“长吾”是号，因为古人讲究字号）、次子邱长英（有没有女儿不太清楚）。
有钱了，存银行不是商人的本色。让鸡生蛋、蛋孵鸡，才是一个商人的高级思维。哥哥邱省三认为投资房地产是一项回报非常不错的行业。于是，上世纪二十世纪末，他买下福煦路(今延安中路）470弄一整块地皮。这地皮是从他的商业伙伴马汝霖手中买下的（关于马汝霖其人，我会在后面章节着重介绍）。1930年开始建造，一年多后才完工。小区共有几排房，对外称之为“念吾新邨”。
房子造好，对外出租。因地段好，租客不断，租金每年跟着不断提升。邱省三的财产因此越滚越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念吾新邨前面几排房因政府建造延安路高架和拓宽马路被拆了，后面25号还在）。
先于“念吾新邨”（470弄）建造完工的是“汾阳坊”（540弄）和“多福里”（504弄）。邨、坊、里，虽然叫法不同，弄号也不同，但三者的房屋外观相同。“汾阳坊”由马汝舟测绘行设计，砖木结构，1929年建成。“多福里”为砖混结构，1930年竣工。“念吾新邨”也是砖混结构，1932年竣工（现在三处弄堂均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这里，有两个疑问需要我去探究。其一：为何叫“念吾新邨”？为纪念邱长吾，那么邱长吾到底是谁？如果邱长生就是邱长吾，那么代表弟弟邱渭卿也出资了（据我了解，现在念吾新邨里没有邱渭卿的后代居住，只有邱省三的后代居住）。如果是邱省三为纪念三女儿邱珩的儿子马善福这一年降世而起此名（1931年月2月出生），那么应该叫“念福新邨”。其二：这块地是邱省三从马汝霖手中买下，那么马汝霖与“汾阳坊”房屋设计者马汝舟是什么关系呢？或许他是马汝霖的亲弟或堂弟。
如果说威海路414号的花园洋房是邱家兄弟俩在上海滩发迹之初的象征，那么后来邱省三买下陕西南路102弄1-4号，则成了邱省三的三个儿子及女儿的新家。
邱省三买下的房产还有：延庆路靠近长乐路的一幢独立小洋房，这洋房光种上花草的院子就有一百多平方米；徐家汇处有一块地皮，那是用60根大条子（金条）买下的，贴对门住着是法租界有名的包打听魏廷荣，两家彼此关系不错；还有现在静安“妇幼保健院”后面那幢老式小洋房及成都路北京路口“金星里”那幢楼房（后来市政府因造“南北高架”工程给拆了，成了绿化地带，上面有一个雕像竖立，邱家拿到多少动迁补偿款不得而知）；另外，新闸路上“福康里”也有一间后来它属于三（几）个姐妹共同享有的财产。她们拿它对外出租。不过当时收到的租金很低，一年才只有三十来元。
之前我有说过，邱氏兄弟俩从山东来到扬州，又从扬州来到上海。邱省三虽然发了大财，但始终念念不忘于扬州落脚时的那段艰难日子。为此，他买下曾经打工过的地处广陵路北、石牌楼南、花局巷东、三祝巷西的一座花园。扬州当地人称之为：“邱氏园”，又雅称：“丘园”。这座庞大的百年古建筑至今犹在，但很少有人知道房屋主人的来历和历史。可惜“邱氏花园”毁于“文革”中，花园里的假山峻石均被移至“何园”。现在，花园成为七十二家房客杂居之所。
总之，邱省三名下的房产远比弟弟邱渭卿多得多。
这里，允许我跑跑题。刚才我有提到，邱省三在徐家汇有一块地产与魏廷荣是门对门。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滩，唯一能与青帮大亨杜月笙抗衡的人物非魏廷荣莫属。魏廷荣是个天主教徒，精通法语，曾留学法国，与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早年经营地产，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地产，有人甚至传说，徐家汇2/3的土地属于魏廷荣所有（据说那时徐家汇除了一座教堂、一个寺庙，周边大多是农田，现在成了繁华商业圈了）。他不只担任中法银公司的经理，兼营地产、古董业，还担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又称“法租界义勇队总司令”）。他的岳父朱葆三是上海总商会会长。法租界第一条马路就是以朱葆三命名的。
魏廷荣正是靠纵深的人脉，成为上海滩上一个能呼风唤雨的重量级人物。那年，黄金荣曾和他争夺美女吕美玉（当时每个男人认识的那个做“美丽牌”香烟广告的漂亮女人），但迫于魏的权势，只能向其让步。不过，魏廷荣的人生并不是一帆风顺。他曾在1929年遭土匪绑架至上海郊县南汇。事情暴露后，土匪要撕票。幸好在室主协助下脱逃成功。当时杜月笙曾登报宣称，此事与他无关，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五）
战争来了，战争改变一切。1937年“8.13淞沪抗战”事件后，设在南市大南门的“民立中学”校舍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学校只能暂迁地丰路（今为乌鲁木齐北路），原在租界内的临时校舍又不敷应用，需要另觅房屋作为校舍。校方相中了邱家东楼。此时，邱家也已在陕西南路102弄另建了新居，也正想着把东楼出租出去。
民立中学创办于1903年，是旧上海由平民创立的三大私立学校之一（另外两所是：浦东中学、澄衷中学）。1940年2月，“民立中学”出资买下东楼，作为新校舍。占地4亩，教室十余间，运动场一方，设校门牌号为420号。花园里的老虎、蟒蛇、金鸡就此散伙：送的送、卖的卖。最可怜的是2000只鸽子，不少被人捉去吃了。
也好。当昔日的豪富花园一跃变成莘莘学子负笈求知的学校时，周边书店、文具店铺及专供学生就餐的小食店应时而生，为威海路石门一路口增添了不少文化气息（学校后门原为石门一路214弄，一直可以通到青海路）。
1942年，东楼楼内电线老化，发生火灾。西面塔楼第四层和尖顶被烧毁。为了平衡东西塔楼，学校拆除了东面塔楼及尖顶，房子的对称美就这样被破坏了。
以上是哥哥邱省三住的东楼情况。现在我来说说弟弟邱渭卿住的西楼。
据说，抗战时期，邱渭卿全家搬离了，西楼被一个汉奸买下，不过里面不是住人，而是关押犯人。半夜里，周围居民时常能听到犯人被拷打所发出撕心裂肺的叫声。抗战结束，国民党回来了，这里成了“国民党新生活俱乐部”，每天晚上靡靡的音乐之声伴着舞步响起。因为大厅的地板是打蜡上光的，很适合跳舞。再后来，共产党来了，这幢楼作为国民党遗留的财产被充公没收，之后分配给民立中学。此时，民立中学性质已由私立转公办。私人财产莫明其妙地变成公有财产，这事说奇怪并没什么好奇怪的，如同晚清大臣李鸿章为九姨太丁香建造的地处华山路闹市地段的“丁香花园”，1949年之后被新政府接管，它的私有性就不存在了；也如同始建于1892年、具有江南农村特色的一正两厢房砖木结构的民宅——“张闻天故居”。这民宅其实并不是张闻天的，而是“土改”时，由当地土改领导通过剥夺原房屋主人的继承权、分配给张闻天的（不需要公正，胜者为王，王代表公正、法律和权威，这就是中国迂回的历史）。
回到“西楼”话题。1954年，上海市市长柯庆施下令取缔全市营业舞厅，西楼因此成为附近各单位借此宝地举办单位舞会的好场所。r> 上世纪80年代，西楼被拆，学校建造了一座新的教学大楼。
2001年10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参加APEC会议后，使领馆馆员陪同他在静安寺附近散步。途经威海路420号“民立中学”时，他被这座欧洲城堡式的建筑吸引了，不由长时间驻足欣赏。事后，“民立中学”委托在美国工作的校友向鲍威尔赠送了一个由著名雕塑家周荷生先生设计制作的东楼建筑模型，作为百年校庆的纪念品。鲍威尔收到礼物后，亲笔致信以谢。
2004年9月，民立中学迁入威海路681号新校址。东楼——这幢有欧洲城堡风范的大楼被区政府列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单。开发商往往是最有眼光的，花了2.4亿元买下它。后来，经专家论证，市政府批准，这幢楼整体向南（向东略斜）平移了57米。虽然开发商为此多付了700万元平移费和1300万元修缮费，但还是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项目。因为在上海楼市年年暴涨的今天，这幢老楼楼价已翻倍无数。
（最近我去实地查看，大楼又重新装修了）。
东楼外景。
（六）
现在，我来介绍邱省三后代三男七女的情况，十个孩子的排行如下：
排行一：女，名字不详（约1909-1955年）。只知结婚后搬到夫家，夫家在长乐路上，即现在的锦江饭店边上（与“兰馨戏院”同一排），洋房。她生育两个孩子，儿子小名：“保保”（意音）。她死得比较早，且生前与几个胞弟胞妹来往不多，故而所得资料不多。
排行二：女，邱琏（约1910-1993年）。老公是颜料大王吴同文的堂弟，名叫吴国良。她活到八十多岁。
排行三：女，邱珩（1911-1961）。老公是祖籍宁波的富商儿子，名叫马积焘（1913-1992）。马积焘是身任武汉总商会会长、中国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结拜兄弟马汝霖的独生子。她爱抽鸦片、香烟，后来得了肺癌。1961年去世，享年50岁。
排行四：女，邱瑾（1912-1964）。七姐妹中最漂亮的一位。后嫁给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蒋调创始人蒋月泉，为填房，但仍住自己家：念吾新邨25号。她只活了52岁，比姐姐邱瑾多活二岁，同样死于癌症。
排行五：男，邱然（老大）（约1913年出生）。掌管家中经济，住陕西南路102弄1-4号。
排行六：女，邱志峻，（约1914年出生），住陕西南路102弄1号，后搬出。
邱志峻与女儿之合影。
排行七：男，邱铸新（老二），（约1915年出生）。住陕西南路102弄1-4号，在家中不管经济。
排行八：女，邱志远，（约1916年出生）。
排行九：女，邱志洁，（约1917年出生），晚年在美国定居。
晚年的邱志洁。
排行十：男，邱铁铮（老三）（约1918年出生），住陕西南路102弄1-4号。
邱省三六女儿邱志峻结婚照（照片拍摄于1934年）
其中，排行老二邱琏，结婚后住威海路414号车库楼上。“文革”中，542厂（上海造币厂）派出97个工宣队员进驻民立中学（可谓阵容强大，宣称一个工宣队员对付一个教师，民立中学当时有一百多名教工），工宣队员缺少办公场所，故将邱琏全家赶到学校仓库里去住。这仓库曾经是邱家仓库，面积很大，一个人若躲藏在里面，很难找。学校在仓库里划出一小块，供作邱琏全家住房。邱琏全家后来究竟搬往何处，不得而知。
排行老四邱瑾，嫁给蒋月泉。蒋月泉（1917年12月-2001年8月），出生于上海，江苏苏州人。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曲艺协会第二、三届副主席和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据说当时他每月工资为2000元，后来一降再降，一直降到500元，日子过得不错。他与前妻生有一个女儿，名叫蒋梅玲，约1938年出生。平时，蒋梅玲常来念吾新村探望父亲。邱瑾因未能生育，领养一个儿子，取名叫：蒋培生，1941年出生，后为黄埔区某评弹团演员，但无名气。
排行老六邱志峻，有过两次婚姻，先是嫁给凌永春，因凌永春去非洲尼日利亚从商而离婚。后嫁给上海私家诊所肠胃专家罗宝发，随夫去了美国定居。她与前夫生有一个儿子，大名凌育源，小名福生（1937-2015）。因福生平时喜欢交三教九流朋友，重哥们义气，喜欢养鸽子，有“阿飞总司令”绰号。后来，据说他犯了错误，于上世纪50年代末被政府以“流氓阿飞罪”强行遣送至新疆劳动改造。1979年才返沪，与马汝霖的外甥女刘君（小名娃娃）结婚。育有一子，小名勇勇（意音）。
排行老七邱然，也即家中男性老大，抗战期间前往香港躲避战火。抗战结束后才回大陆上海。其妻名叫石琦，娘家住在新闸路。她随老公一同去了香港。那时日军常来香港轰炸，香港之夜常拉熄灯警报，示意日军飞机要来轰炸了。石琦是一个爱作的女人，闻警报声，居然从家里拿出手电筒，朝天空乱照，吓得邱然急忙将她按倒在地。
邱然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曾遭土匪绑架过一次。虽说身边雇有一个保镖，但没用。后经几个姐姐出面，拿赎金将他赎回。这之后，他不敢再掉以轻心，聃了几个彪形大汉的白俄人（人称罗宋人，Russia）做保镖，才没再发生绑架之事。
后来，老大因忧郁，精神出了问题。时常往外跑，不愿意待在家，甘愿挤在人家单位狭小的门卫室过夜。有一次，他居然一个人坐火车去了南京。家里人四处找，找不到他，直至南京那边警方来电，才将他领回来。
石琦受不了，说这日子没法过，于是提出离婚。为达到离婚后能分得财产，她去政府部门控告，告他有家庭暴力行为，即：犯有“虐待妇女罪”。当时邱家在陕西南路1-4号名下有不少房产，那是三个兄弟共有的财产，其他七位，因是女性没有分享和继承权。如此，政府判陕西南路1-4号房产分作三份，石琦应得三份中的一份之一半。
排行老七邱铸新，也即家中男性老二，子承父业，从事房地产生意，名下有自己开设的“上海伟业房地产公司”，办公地点在外滩延安东路一带。他结婚时，证婚人就是他母校光华中学的校长廖世承先生。
排行老十邱铁铮，也即家中男性老三，从事船务运输业务，名下有自己开设的“上海安达船务公司”，办公地点也在外滩广东路附近。他搞船运时，一笔生意未做，先赚了一大笔钱。事情是这样的：他从美国买了一艘二手船，没到上海就沉没了，因他在合同生效后买过巨额保险。故而，公司没开张，就从保险公司那里拿到一大笔钱。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发生的事。
（七）
说起陕西南路102弄1-4号，我还得说一下新政府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推出的“公私合营”政策。所谓“公私合营”，就是政府干部代表国家，到各私营企业单位，对老板宣布，必须接受公私合营。也即：由政府出面，对私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后，所有资产将收归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也归属国家，对私方资产按照百分之5的利率每年支付利息，当时称“定息”。
“公私合营”之风也吹到房地产行业来。政府要求资本家将多余的房产交出来，交由国家赎回，赎金分20年期支付。尽管赎金很低，其标准刚好够养活一个人，但即便是这样，政府也只付了十年时间。
“文革”风暴来了，政府官员找邱家人谈心，要求邱家提出后面十年赎金自动放弃，也即，无条件上交给国家。如果不同意，后果会很严重，有些产业资本家不愿意配合，结果不得好死。如此，为了保命，上海滩上大部分资本家都放弃赎金了。政府等于是空手套白狼，如愿拿到这些不动产产业。
根据当时新政府制定的政策，每个家庭可以保留200平方面积，多出部分面积赎给国家。故而，老大邱然保留一房，200平方；老三邱铁铮也是200平方左右，是位于一个楼面的房屋。只有老二铸新是住一幢楼，楼上楼下共三层，但每个房间面积都不大，合起来不过200平方多一点。
读者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但当时的国家政策就是如此。比如说：巨鹿路675号，现为上海作家协会办公地址。但这幢花园洋房早先为中国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胞弟刘吉生所有。1949年，刘吉生去了香港没再回大陆。1952年“五反”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掀起，刘吉生本人不在大陆，房管局代表政府出面，将房子没收，转手分配给上海作家协会（见《老上海花园洋房》一书P4）。
我曾去陕西南路102弄作调查，一个看上去七八十岁的老太对我说：本弄1-4号有几十间，其中有私房也有公房。邱家住的都是私房，而住公房者都不姓邱。如果你说1-4号的房子从前都是邱家的，那我告诉你，这纯粹是瞎说（老太大意如此）。
“公私合营”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推出的，假设老太今年八十岁，25岁左右嫁到这里来，那年应该是1963年左右。而1963年，“公私合营”结束已有五至八年了，答案不是很明了了吗？
（八）
现在我来说说邱家排行老三邱珩的故事，这也是本文的重点部分。
先前我说过，邱珩嫁给一个富商儿子，名叫马积焘，马积焘是马汝霖的独生子。马积焘平时爱好京戏，是个标准的京剧迷，整天《四郎探母》、《甘露寺》等京剧台词不离口。旧时富家人子弟成为京剧迷者颇多。当然，大多票友只是滥竽充数，能够像票友李世济名满天下者却是凤毛麟角。
邱省三的三女婿马积焘之照片
1929年，马积焘虚岁17，由父亲马汝霖作主，与邱省三结为亲家。邱家七个女儿任他挑。17岁，能懂什么？当时迷信盛行，找女孩不在于漂亮，而在于能够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也就是所谓要有：“宜男相”。为此，马汝霖特地找来一位算命先生，以重金相赠，拜托他为儿子在邱家七姐妹中找一个具备“宜男相”的好媳妇。
那个算命先生，不！应该说是“相面先生”，先是看了七个姑娘的相貌，又叫她们转过身来，看她们的屁股，结果挑中了老三邱珩。三姑娘时年19岁，比马积焘大2岁。既然有“宜男相”，那么别的方面都不在考虑之中了。
由于邱珩比马积焘大2岁，马积焘对她一直以“阿姐”相称，宁波话叫：“阿加”。也因为宁波人有娶大娘子的风俗习惯，娶大2岁的邱珩回来做老婆很正常。如果娶排行老九邱志洁回来，恐怕要等时间再结婚了，因为当时邱志洁才12-13岁，还在读小学，小着呢！
邱珩果然有“宜男相”，先后为马积焘生了4男4女。
1929年结婚，第二年即举二男。年头生了马善宝，年底生了马善福，兄弟俩农历同岁，生肖相同，这在上海滩恐怕是少见，也算是一段佳话吧！
邱珩于1961年病逝，马积焘则于1992年11月10日病逝。
邱珩为马积焘生了八个孩子，具体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如下：
马善宝，男，1930年2月3日出生（农历正月初五），卒于2015年；
马善福，男，1931年2月8号出生（农历12月21日），现住武夷路；
马善福年轻时照片。
马善美，女，1933年5月5号出生（农历四月初二），职业：护士；
（马善美结婚照）
马善昌，男，1934年出生，南京海校毕业，2009年病故；
马善丽，女，1935年10月25日出生，职业：中学教师；
马善明，女，1936年12月23日出生，职业：工人；
马善寿，男，1939年9月25日出生，住提兰桥附近，有时也住九亭女儿处。
马善月，女，1943年9月16日出生，曾去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后返沪。
马家四兄弟。
这里，我再简单补充一下：
排行老大马善宝，现已去世。
排行老二马善福，还健在，1953年进上海开关厂，那时工资不高。直至1957年，才拿76元工资。
排行老三马善昌，50年代中叶参加中国人民海军，之后没有返沪过，常驻青岛。四兄弟中，他长得最英俊。复员后，在青岛落户成家，但英年早逝。
（上图）：马善昌年轻时，（下图）：马善昌中年。
排行老四马善寿，于1959年考入上海航空中专，1961年参加解放军，1966年复员之后分配在上海科大。当时人事部干部问他要当科室干部还是车间工人？他选择了当工人，因为当工人可以多拿五元钱奖金。他有资格当科室干部，因他有中专学历。如果当了科室干部，退休工资肯定会比现在高出不少。对于此事，晚年的他有后悔莫及之感。
排行老八马善月，属马，少年时不喜欢读书，在里弄里是个女大王（意思就是孩子们的头领），仅小学毕业。60年代因无固定工作，被政府动员去了安徽，与上海籍男友同去。结婚后生有四女一男。原先家中日子较清苦，但自从其中一个女儿嫁到香港，协助老公开律师事务所，买了房，赚得不少钱（常言说得好：女人有两次生命，一次是父母给的，另一次是由婚姻带来的）。马善月因女儿而时来运转，里弄里的居民也对她刮目相看（常言说得好：早养女儿早得福）。
（九）
“念吾新邨”（470弄）建造完工的是“汾阳坊”（540弄）和“多福里”（504弄）。邨、坊、里，虽然叫法不同，弄号也不同，但三者的房屋外观相同。
关于念吾新邨25号，我再来补充一下：
马汝霖晚年患老年痴呆症，脑子不管用了。
马汝霖的夫人和马汝霖的女儿马琼英住在25号底楼，面积36平方。屋里同时还住着马琼英的外孙姚凯第（后来姚凯第考进大学，住学校宿舍，再后来成为小学教师，住学校宿舍）。二楼住着邱珩、马积焘夫妇一家。邱珩早逝后，马积焘在三楼之上翻造加了一层，住进四楼。二楼则对外出租，所收租金用于补贴家中开销。后来，马积焘名下多余的房子被代表政府的房管局收走，马积焘每月能从当地房管所领取到66元定息（对私方资产按照百分之5的利率每年支付利息，当时称为“定息”。）
三楼前楼住着邱瑾、蒋月泉夫妇，后楼则给了儿子蒋培生住。邱瑾无生育，死后，作为上门女婿的蒋月泉觉得没必要再在邱家住下去，于是领着儿子，将两间房屋合并置换了，换在延安中路陕西南路处的“康乐村”。
姚美彦（字：峙青）（1896-1944）
住在底楼的马琼英，因老公姚美彦（字：峙青）死得早（1896-1944），她一直带着孙子姚凯第过日子。无经济来源，全靠儿子每月给她15元过日子（后来涨到18元）（大儿子姚咏陶于1949年去了台湾，女儿姚薇珺去了香港）。她之前很有钱，于1945年把自己居住的武夷路288号的独立花园洋房给卖了，换得60根金条，两个儿子姚咏陶（原名姚永涛，号：润生。1917-1991）、姚昆明各得三十根。姚咏陶开长江打捞公司不成，做生意又失败，几乎赔光了这些金条。而姚昆明所得30根金条，都让老婆拿去保管，贴补娘家了（姚薇珺作为女儿却未得到一分钱）。
（马琼英与两个儿子：姚咏陶夫妇、姚昆明夫妇合影）
1957年，马汝霖的夫人病故（享年83岁），邱珩将婆婆马琼英移到三楼亭子间居住，约16平方。腾出来的一楼房子则对外出租，所收房租用于补贴家用。
马琼英之照片
1977年2月26日，马琼英病故。二年后，这个小小亭子间给了邱家老六邱志峻的儿子、从新疆回沪（1979年）的林福生结婚之用（马琼英死后，家中留有八只带大理石椅面的红木椅子被林福生拿出去卖了，姚凯第去讨钱没讨成）。
（十）
上面有说过，颜料大王邱省三六女儿邱志峻的儿子林福生（与前夫所生）与马汝霖的外孙女刘君（小名娃娃）结婚。
刘君为马汝霖女儿——马琼英之女儿——姚薇珺之最小一个女儿。刘君娘家住复兴中路505号（即“复兴公园”对面）（今天去复兴中路488号购网红肉棕，没去对面拍照，可惜）。
那年，母亲姚薇珺与医生职业的父亲刘雨苍于1943年结婚，生有5女3男8个孩子。排行第一的是小名叫趣趣（意音），排行老二的是斐斐（刘锦斐），后面依秩是刘锦禧、刘锦祺（绰号W，曾改名刘祺）等，刘君是最后一个孩子。
刘君照片
邱省三外孙林福生之照片。
按理，林福生比刘君长一辈，而且刘君的外公很有钱，是旧上海立德油厂的老板（此厂后被政府公私合营，改名为：上海油脂二厂），绰号：刘长毛。当时上海全市老百姓食用油由他提供。同时，上海各教堂所需《圣经》经他手销售出去不少（上海最大销售商为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跃如，他销售《圣经》的数量无人可比拼）。但是，命运不佳，父亲刘雨苍虽是私人医生，但因不愿意走“公私合营”之路，被政府外送劳动教养。母亲姚薇珺借口去香港亲戚家讨欠款，于1962年5月去了香港不再回来。全家顿时陷入无经济来源、无大人可照看的困境。刘君与长辈林福生结婚，考虑到他的母亲邱志峻已在美国定居，与他结婚，去美国不成问题了。
刘君原来与太原市某厂供销科长江国梁谈朋友。江是一表人才，长得很帅，有着一张电影男明星之脸，但他在用钱上比较算计。约会几次，只请刘君吃过一碗馄饨。如此，刘君一下子觉得没劲起来，不与他谈朋友了。再说，即便结婚，还要两地分居，何苦呢？
刘君于1980年与林福生结婚。翌年，与林福生同去美国。后因与林福生性格及感情不和，随之离婚。离婚理由很简单，与一个自己所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那是一种生命能量的消耗。有着母亲敢闯敢拼遗传因子的她只身一人来到香港，顺带照顾母亲姚薇珺。
这里，顺说一下，刘君母亲姚薇珺如何敢闯敢拼。那年，姚薇珺上私家诊所看病，看上了坐诊的医生刘雨苍，通过借笔记录诊所电话，引起了刘雨苍的注目。1949年前，上海电话号是5位数，全市电话线号不超过十万门，家庭装有电话的人家更是不多。刘雨苍家的电话很好记：79603。姚薇珺家里也装有电话，没过几天，她便打电话给刘雨苍，让他上门来就诊。刘雨苍来了，一看姚薇珺家住武夷路85号独幢花园洋房（现在那幢洋房还在，但门牌号已改为武夷路288弄3号），觉得她不是小户人家出生。于是，俩人好上了，最终走在一起。
回到主题，继续说刘君。期间，刘君认识一个叫王国荣的香港商人，两人情投意合，于是结婚。王国荣住香港金**道29号708室（具体地址我就省略不说了）。公司就是家，家就是公司。结婚没三年，王国荣经商失败，公司破产。刘君担心自己的积聚被赔进去，赶紧与他离婚（刘君这种决定没错。女人找男人就是找个靠山。靠山一旦失去根基，那就意味着这个女人失去了对人生前景的美好向往，更何况她与他是半路夫妻）。之后，哥哥刘锦祺把二姐（刘锦斐）的红颜知己周闰卿介绍给她。周闰卿曾经追求过刘锦斐，但刘锦斐命中没这个福，患脑癌，早早就离世了。这是刘君第三次结婚。周闰卿是香港一家船舶修理厂的老板，很有钱，刘君的生活从此安定美满（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我们不能说刘君的世界观有问题，毕竟人生短暂，来到这个世上，能实现心中的梦想就是人生的一种幸福）。
刘君之二姐刘锦斐照片。
刘君母亲姚薇珺照片
估计刘君两次离婚都没分到什么财产。相比刘君大姐（也即趣趣，排行老一），她离婚后，前夫给她48万美金作为补偿。前夫原是云南知青，后来偷渡去了香港。再后来，去了美国，在那里开了一家美术设计公司，手下员工有几十个人。因为有了外遇，铁着心与原配妻子离婚。他算是有良心，把儿子从上海接到美国来。离婚后的林福生，不用担心，很快与邱家一佣人的女儿结婚了，佣人的女儿随后来到美国，一起生活，并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母亲邱志峻两次结婚，他也两次结婚。一生坎坷的他，最后老死在美国。呜呼哀哉。
这里，顺说一段题外话。关于林福生前任岳父、岳母之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出入境放宽。前妻刘君的父亲刘雨苍来到香港，与在港的妻子姚薇珺相见。他想留下来，开个个人诊所，但他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证书（五年制）不被香港医疗权威机构认可，故而行医许可证办不出来。大陆政府后来对于他被没收的私人财物作了折价赔偿，同时对于他无端被劳动教养几年也作了一定的经济补偿。他将这些钱一半留给小辈，一半捐赠给了天主教上海主教金鲁贤。故而，后来梵蒂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一次庆典活动中，接见了代表父亲前来的刘锦祺先生，并授予荣誉证书。
梵蒂冈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接见了刘锦祺先生
（十一）
在旧上海“颜料大王”中，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那就是薛宝润。因他从事颜料生意早于上面四位大王，且经营业务比较杂，投资项目也都在外地。加上他的后代并没有继承他的产业。故而，他无法挤进旧上海四大“颜料大王”的名单中。
薛宝润(1859～1929)，生于江阴县(今江阴市)马镇北渚。15岁来上海，在同乡人开设的颜料号当学徒。满师后，自设“咸康颜料号”，专销德商颜料。一战前，已获厚利，积资白银达300万两。一战爆发后，受德商委托代管谦信、礼和洋行的所有业务及存货。因颜料货源断绝，价格猛涨，他再获利白银500万两，成为上海巨富人物。发了大财的他，将大量资金先后投向外地工厂，又在沪开设不少“润”字号钱庄，并在（今日）“襄阳公园”旁购地40亩，构筑一幢“醴泉别墅”。一战结束，外国资本卷土重来，洋货大量倾销，中国棉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全国纱厂纷纷倒闭。薛宝润因投资工厂规模过大，导致巨额亏损。1929年，他因忧郁而病死。
现在的新会路25号，就是由薛宝润后代于1933年建立的“薛家花园”。1938年，“华童公学”于迁至此处。现为“长寿社区文化中心”。
说起薛宝润，顺带提一下他的二公子薛恒——一个让上海滩大流氓黄金荣的小老婆露兰春红杏出墙的的帅哥。那年，露兰春卷走了黄金荣保险柜里面装着可以影响他经济命脉的东西，直接与薛恒私奔了，这下黄金荣傻掉了。
薛宝润的大公子薛淦生，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从事建筑行业工作；薛宝润的女儿薛超群（人称香阿姐），同样没有继承父业……
除了薛宝润，再有一个，就是人称“颜料大老板”的谢善葆，他的家在延安中路830号。这所宅邸建造于1933年，谢善葆一家及他的弟弟一家居住在里面。1955年，因公私合营，谢家兄弟俩的宅邸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了。后来，谢善葆所居住的那栋建筑，因政府建延安绿地而被拆除，只有弟弟居住的北栋现在还在，里面住有18户居民（厉害不？之前是谢善葆弟弟一户人家住，现在居然住着18户人家）。
（十二）总结
读者发现否？无论是邱家、贝家、周家、吴家，家家发财的路子都是惊人地相似，连细节都是一样。都是先在德商洋行干活，然后成为“康白度”（买办），做的都是同样的进口颜料生意。一战来了，德国商人无奈半卖半送地将库存货全部给了这些“康白度”。不久，这批库存货一夜间价格暴涨几十倍。如此，他们个个都轻而易举地成了上海滩首批巨富人物。
答案难道不是吗？先是周宗良、贝润生合开了一家名叫“谦和靛青行”的颜料店，贝是总经理，周是副经理，吴同文又是贝家的女婿，而周宗昌其中一个女儿则嫁给了贝家老二。邱省三的二女儿也嫁给吴同文的堂弟吴国良。颜料四大王彼此攀亲了，外人想要打进被“四大家族”垄断的颜料行业，估计很难。
有人说：“爱拚才会赢。”“没有拼搏的人生，就是没有油的灯”。
“拚”于创业者来说固然重要，但若拚错了行当，比如说像薛宝润那样选择开纱厂，那么再怎么拚，还是会走向黄昏。道理很简单。恰如，与一只没有翅膀的鸟，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一个没有钨丝的灯泡，与它们谈不忘初心，扯谈。也恰如，金银虽然含在石头里，但石头里未必都含有宝藏。更恰如，风帆，不挂在桅杆上，就是一块无用的布。
“放蹄知赤骥，捩翅服苍鹰。”“鹿鸣得食而相呼，伐木同声而求友。”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之所以事业成功，一部分与身边的圈子分不开，一部分与自己的悟性有关，还有一部分来自于时代给予的机遇。悟性即情商。他们生逢之时，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是一群给一把倚天剑就能削出倚天峰的豪杰；他们的情商有多深，他们所积累的财富就有多深；他们的名字叫：中国民族资本家。
战争固然会带来灾难，有人因此破产、流离失所，但战争同时也诞生并创造了巨富人物。我们不能就此武断指责这些巨富人物就是发战争的财；也不能人云亦云地说中国民族资本家所挖掘的第一桶金都是肮脏的；都是替外国商企做买办，损害本国民族利益换来的。要知道，没有中国近现代民族资本家的贡献，中国历史还会在封建社会里摸索徘徊。
人来到这世上，不就是为实现个人梦想而争取着吗？有人注定成功，就有人注定失败。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有些人天生是铁，有些人则天生是磁石。”是也。
2018-04-01
本文参考资料。
《老上海花园洋房》(薜顺生、娄承浩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外滩传奇》（张姚俊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
说明：
以上四大颜料之王旧居（包括薛宝润旧居）我都去拍照了，拍摄了不少照片，因整理和上传比较烦琐，在此先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