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二年（1523），已经53岁的文徵明经故工部尚书苏州巡抚李克诚的举荐，通过吏部考试，授翰林院待诏，参与修《武宗实录》，侍经筵。但好景不长，文徵明从嘉靖四年三月起，三次上疏乞归，次年十月得准，嘉靖六年三月得归苏州，前后做了不到三年的京官。从此，文徵明绝意仕途，沉浸于诗书画之中以终老。
《四友斋丛说》对文徵明的这段经历有一个记载：“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我想，这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复杂，但也不难猜测。文徵明当时的诗书画已是名满海内，身在宫中，要接受朝廷礼仪约束，悒悒不自得；官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险恶，更是他预想不到的。受到同僚的排挤，被讥为“画匠”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好在他及时选择归隐林泉，无疑是明智的。
《西苑诗卷》为文徵明在京任翰林院待诏时所作的十首七言律诗，描述了以太液池（今北京中南海、北海）为中心的御园景色，分别描写了万岁山、太液池、琼华岛、承光殿、龙舟浦、芭蕉园、乐成殿、南台、兔园、平台西苑十景。对于这段入仕的人生经历，虽有几许不如意，文氏晚年却常常引以为荣，喜书《西苑诗卷》。其《停云馆帖》亦刻有壬子年（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所书的一卷。我们赏读的这件《西苑诗卷》，从年款“甲寅六月十日重书，于是三十年，余年八十五矣”知是文徵明85岁所作。此作为其行书代表作，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用宋藏经纸，有乌丝栏界行，纵28.4厘米、横447.4厘米。世传文氏《西苑诗卷》中颇有仿书者，而此卷定为真迹。
展读此卷，一种清正典雅的气息扑面而来，给人以爽利劲挺、端整透逸的美感。关于文徵明行书的取法，我见到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师法赵孟頫。其子文嘉云：“（公）平生雅慕元赵文敏公，每事多师之。”“始以规模宋元之撰既悟笔意，遂悉弃去，专法晋唐。”文氏学书，也是从临写智永《千字文》入手，上追王羲之及晋唐，走的路径与赵孟頫是一样的。当然，文氏行草不同于赵字的峭利风格，应该更相近于宋克、康里子山的笔意。对于文徵明来说，在赵氏一脉书家的耳濡目染中，笔下的自然汲取当是顺理成章了。二是从文徵明等人的自述学书经历可以了解，他遵从的是其师李应祯的教导，起始就从晋唐入手，是其取法乎上的一面。这两点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学书取法，可以由近及远，也可以由远及近，最终的结果大略相近。有人评说此卷全法《集王圣教序》，我看不尽然。受时人的影响，大多摆脱不了。从文徵明传世的行书作品来看，受赵氏的影响非常大，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纵观文徵明的行草书，绝不是赵体的简单依附，而是写出了自家的面目。
研读《西苑诗卷》，我对文氏行草书有了一种认识，可以从清正、雅洁、圆融、简练四方面来概括。
以“二王”为源头的帖学一脉，历来都被认为是书法的正宗。从杨凝式的萧散、米芾的超迈到赵孟頫的平正圆融，不管后辈怎样发展变化，都离不开其清醇刚正的气度。文徵明的行草书决不刻意纵横使气，时而字字独立，时而上下相连，似山泉清澈地流淌，节奏平稳舒缓，透露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内气充盈的自信。清正，是历来文人书法里约定俗成的一种格调。行书为主，间杂草字，给书写带来了更大的展现空间，但又绝不放纵，字字中正，丝毫不左右歪斜，这一点远取王羲之，近追赵文敏。文氏有所承继，但做得更加彻底，不激不厉，从容不迫，挥洒之间，字正势圆。字正则势足，势足则格升。这种正，表面上看是字与势的端正，其实更是书者内心的守正。当下，一提到正，有人便想到大。所谓“正大气象”，必然在大作品里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纵观“二王”一脉的书法，传世的大多是手札文稿，小巧精致，但并不缺少清正之气。清正品格在人，作品只是一个载体而已，无关大小。端庄必显大气，文氏必深谙此道。
雅洁，是文氏行草书的又一品格。在技法上的认识就是，用笔的干净明快。起笔多顺势露锋，爽利斩截，笔画不做忽粗忽细大的对比，顺势而为，自然而然。结构中正，几乎没有刺眼的刻意拉长的笔画。这些看似平淡无奇的特点，其背后是平和自信的心态和多年笔墨积累的支撑，志趣高洁，矢志不渝，作品中的闲雅宁静正是与心灵的契合。项穆的《书法雅言》中强调：“书有三要，第一要清整，清则点画不混杂，整则形体不偏邪；第二要温润，温则性情不骄怒，润则折挫不枯涩；第三要闲雅，闲则运用不矜持，雅则起伏不恣肆。”清整、温润、闲雅正是文徵明行草书品格的写照，合于他恬淡幽雅的心境，更是对其书境的最好诠释。
文徵明的行书，在正中的体势下，尽显圆融之气。这种圆，一是体现在用笔上的圆，赵孟頫复古式地改造“二王”，一变其隽逸为圆转妩媚。文氏承赵氏余绪，其圆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成为辨识其行草书的标志符号。其折笔处多用圆转，圆多则势柔。二是字形的圆，文氏的行草书，字与字多独立，偶作二三实连，节奏舒缓。字的大小随笔画的繁复多寡自然处之，保持了每个字的方整，收多放少，视觉上没有夸张刺眼以及过度伸张的笔画。这种结构外紧内松，加之用笔上绝少刻意的方笔，显得和谐雍容。喜用圆笔，这种审美取向显示了文氏内心温柔敦厚的品格。
文徵明的行书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特点，就是用笔简练。这种简练首先体现在草法的处理上，行笔不作过多的牵丝缠绕、拖泥带水，而是提得起笔，作行若楷，笔笔交代清楚，该连则连，能省尽省。如，卷中“依旧”二字，这两个字用草法，衣部的点与捺省略成一个隶势的挑点；“旧”字，上下呼应，看似繁复的字其实在连绵中一二笔就完成了。再者就是，时楷时行时草的节奏把控。楷书清婉，行书清和，草书简练，时而有上下的实连与虚接。这种方式，让行草创作有了很大的自由度，既随意又自然生动。文徵明的行草书，有一些字，如“清”“岛”“落”“露”“有”等，有非常明显的文氏符号特点，这是因他夸张用笔的习惯造成的，是特点，也是一种习气。
文徵明行草也有大字条幅传世，晚年受其师沈周影响也学黄庭坚，风格为之一变，但我觉得都比不上他的小字行草书精彩。文氏辞官之后，自戒书画“生平三不肯应，宗藩、中贵、外国也”。这种孤芳高洁的品德在当时受到了文士们的敬重，这也是文徵明书画雅洁品格的最好注脚，在诗书画上的全面修养，使其尽显风流。但文氏与赵孟頫这个矗立在他眼前的高峰相比，只能是一种继承和延续。在当下书法圈，我们时常会看到学赵体行草面目的作品，而学文徵明行草书风格却是不多见的。大概这两个人的取法风格相近，大多数学书者都弃文而选赵了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一种风格成为一种时尚而被众人追捧时，也许就是这种风格没落的开始。文氏行草书没有在当下泛滥，应该是幸运的。（附图为文徵明《西苑诗卷》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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