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成书的《澧纪》是湖南第一部私家修纂的方志,它是澧州高氏家族集体合力而成,代表着传统时代地方乡贤贡献家乡的一片情怀。
《澧纪》的编纂,由高尚志发起,高尚志的长子高坚续纂,高尚志的外孙龚之伊审定,高尚志的次子高远编辑,高尚志的三子高博校订,“澧高尚志撰,高坚续,龚之伊定,高远编,高博订”,七易其稿,最终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澧纪》乃是集高氏家族众人之力而成书,代表着澧州高氏的汗水和智慧。据高尚志《凡例》所言,《澧纪》的体例有高尚志独创的,“其为方舆之书所无,而此特起者,《经纶纪》《大事内外纪》也”;有高尚志采纳近年来士林新创的,“他乘所新创,而此因之者,《登绩》《征献》二纪,廖太史《楚纪》及《湖广总志》也”。可以看出,《澧纪》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高尚志有志于编纂出一部体例新颖、内容全面的澧州志书,以传不朽。《澧紀》中完全新创的体例有两种,即《经纶纪》和《大事内外纪》。其中《经纶纪》记载的是历代皇帝册封、任命等涉及澧州的诏书,该纪共记载了三份诏书,分别是洪武三年的《敕谕湖广参政杨璟讨澧州慈利县土著》、永乐四年的《敕谕进士谭存礼》以及嘉靖十七年的《敕谕靖远伯王瑾、户部侍郎李如圭》,三份诏书虽然仅两百来字,却单独占了一卷,可见高尚志尊崇王化、彰显中央之意。《大事内外纪》分为《大事内纪》与《大事外纪》两部分,乃是以编年的方式记载发生在澧州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大事内纪》记载历代澧州发生的正面事迹,如《禹贡》划分九州时澧州的归属;《大事外纪》记载的是澧州的盗匪、叛乱等负面事情。贯穿于《大事内外纪》的是强烈的大一统观念,“以明统也”,在高尚志看来,大一统是撰写志书必须具备的理念,自周秦汉唐以来,华夏大一统一脉相承,从未断绝。在书写时,即使是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道德有亏,然他们仍然是正统,故以其年号统领事迹,“一统者,虽暴君若秦、隋,姑以统尊之”;倘若是南北朝与五代十国,那便没有正统,故用甲子年份统领事迹,“失统者,无论六朝、五季之昏,即东周之王,犹赘甲子之下”。《澧纪》中采用近年来其他学者新创的体例也有两种,即《登绩纪》与《征献纪》。《登绩纪》主要记载历代澧州地方官员的政绩,而在记载方式上,《澧纪》先藩庸后守政,藩庸即明代的藩王府官员,如高尚志叙述了分守上荆南道参议康世隆救护百姓的事迹,康世隆即是嘉靖年间藩王府的官员;守政则是中央朝廷任命的澧州官员,书中记载了从西汉末年时的武陵太守王堂开始,直至万历年间的历任有德有功于澧州的守令。《征献纪》记载的是澧州邸贤、耆旧等地方乡贤,其中邸贤乃是历代的澧州华阳王,始于恭顺王朱宾泟,终于安惠王朱奉鈗,另外附有朱氏子弟中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数人。耆旧则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籍贯为澧州的地方士绅,一是因各种变故寓居于澧州的士人,前者如高尚志之父高鹏,后者如南宋中兴四大名臣之首的李纲。高尚志在《凡例》中说:“是纪者,志之变也。”在他看来,《澧纪》乃是《澧州志》的变体,只不过郡县志书的修纂是政治的标识,象征着权力的威严,个人是没有权力去修纂志书的,如汉代的班固就曾经因为私修《汉书》被捕入狱,所以高尚志给他所修的志书取名为“纪”,以示不敢僭越之意,显示了高尚志对于明王朝的自豪,也展现了传统时代文人的王权认知。(王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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