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老辈人喜欢叫“刻图章”，盖因“河出图，洛出书”。龙马负图之“河图”即为上古先民的一种符玺，而随后“图”逐渐衍化为印玺，古代帝印之上也因此刻有龙形印纽。此“图”既非图形，亦非图画，考据如上，到底还是古人讲究。纵观篆刻史，自元明之际，有了文人的参与之后，篆刻与书法的关系便更为密不可分。但，诸位悉知，正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篆刻之于书法艺术而言，是必修而不足以此为吆喝的。
篆刻艺术，方寸间的游戏，无外乎“配篆”“用刀”二理。前者考验从艺者的书写、文字功底，后者考验从艺者对前者的体会，即“用刀”服务于“配篆”，说开来还是把“纸面上的”转化为“石面上的”。本文受篇幅所限，便不对“篆”这个庞大的体系再行赘言，只单谈谈“刻”，具体的经验体会，想来也是读者朋友们爱看的。
谈到“刻”，便离不开用刀，“用”是指使用刻刀的角、刃、背三处，通过刻刀的不同部位来使一根线条内产生不同的质感。这是一个“刀角入石，刀刃行刀，刀背在行进过程中通过受力来压蹭线条边缘线，最后复归刀角收刀”的过程，类似且还原书写时“起笔竖落入纸，行笔笔杆稍向前、向后侧倾，辅毫带出飞白，而后立笔收笔”。“刀”无非是“冲刀”或是“切刀”，在此基础上，还有一种“披削刀”，而披削又可与前两者再次组成“冲削”与“切削”（善用者分别为吴让之与钱松，此二人应为文人篆刻史上用刀最善者）。“刀”的不同则表现了不同线条之间给人带来的视觉感受的差异。
“用”带来的细微变化只有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高手和拥有真实细节反馈的原钤印拓方得以窥见，而“刀”则可通过一般的印刷图像清晰辨得。善用冲刀之流派，文彭至邓完白再至陈安持；善切刀之流派，朱简至西泠派再至王福庵；之间再有吴让翁冲中带削、赵悲盦冲中带切、钱叔盖切中带削以及吴缶翁冲、切、削、磨俱到者也。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钱松，其刀笔斑驳如蚕食桑，又如古碑漫漶，惜壮岁早逝，留下的“切削”之路是当代探索的一个重要突破口。“用刀”之法在上述的几个范畴内，经由不同艺者之手演绎，璀璨斑斓，笔者稍作梳理，以供有兴趣的读者朋友采览。
在简述了用刀之后，诸位仍不能忘记的是——“书”的重要性。前贤诸迹已有定论，如赵之谦一生治印仅360余枚，却方方精品直至于清代印学之巅，其非胜在刀法，甚至可以说没有通俗而言的“熟练度”可言，凭借的无非是长年双钩、摹拓汉碑所积累的极强的文字排布能力，即对汉字的理解，遂能将布白之法做到极致。吴让翁刻朱文亦不打稿，信刀而为，亦无非是烂熟于胸的篆书书写经验在加持罢了。黄牧甫“篆易数十稿，奏刀乃立就”的行为，也说明了“稿”“书”的重要性。黄氏有言，笔者做以简述，即为“刀法三，布篆七；作字九，刻印一”。学者不能不察，亦须悟后始肯其言。“印从书出，以书入印，以印育书”这将是当代高校以及所有书法篆刻艺术从业者的“无等等咒”耳。
最后来说说参与此次“竞刻”的创作内容。先从肖形印谈起。虎形印于汉人铜印中多见，笔者择选其中之一，同时又借汉人铜镜中“大吉”一语入印。再语及文字印，吾于印道，服膺于赵之谦，究其早年深入浙宗的学习经历，于是近两年，印章方面我多致力于浙派印风，于钱松最为感兴趣。结合前文中所谈到的，笔者以为钱松是对浙派的“群体突围”，因此，笔者便意图沿袭钱松“汉宗浙用”结合“切披”的实践思路进行探索。恰彼时南方有吴让之书画印展览举办，遂有机缘于网上多览让翁印面，刻制这方印时不免主动地掺入些吴让翁的语言，便有了这一方“君子不畏虎”，介乎让翁、钱松之间，其间生拙趣味笔者认为尚不俗也。
最终，简言个人习印思路：能否将赵㧑叔的布篆，吴、钱二人的用刀、流利与生辣，兹三宗打通便是笔者孜孜以求的方向，也算是于个人的“自我突围”。
溯明清以降文人篆刻家，聪明小开大多在25岁左右，全盛时期往往在40至45岁之间。笔者也给了自己约15年的打磨时间，想象15年后如能再与诸君笑看此篇鸿愿，刀石粉屑之间，又何尝不是一种年岁的浪漫。（附图为孙再源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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