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标题】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Personality and Lifestyle in the Scholarly Room in Song Dynasty
【作者简介】周建梅，苏州大学中文系2004级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021）
【内容提要】宋人的书斋化生活方式成就了宋人独特的文化人格：清韵绝俗的精神高标，阴柔静弱、内敛沉潜的风神格调和忧乐互济、悲智双修的生命智慧，宋人的文化人格体现在宋人生活中从形上之道至形下
【关 键 词】宋人/文化人格/书斋化生活方式
“六经勤向窗前读”，宋朝是书人关系最密切的时代，氤氲书香熏染出宋人高度的人文修养和独特的文化人格①，并进而影响和决定着宋人生活的诸多方面。“腹有诗书气自华”，浓厚的书卷气发显在外即为不染俗调的绝尘清韵，拒俗求韵已凝定在饱读诗书的宋人集体潜意识中，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风向标。终日室内神游潜玩，而非汉唐士人般外界纵马驰骋，宋人内敛沉潜、阴柔静弱的人格风神得以形成。乐此不疲于一盏青灯、一卷书册的书人世界，无所不读，亦无不加以吸纳融合，其文化人格在文化积淀的基础上走入了崭新高地，既有道德理性之自我约束，又有感性之充沛润泽，其忧乐互济、悲智双修的生命智慧为前人所难及。
一、宋人深心浸润于书斋化生活方式
宋人少有“踏花归去马蹄香”之外部世界耽溺纵游，而是乐于沉浸在“雨打梨花深闭门”的室内空间，闭门后所为何事，“六经勤向窗前读”，读尽天下书、饱览天下见闻、吸纳前人智慧也。宋人读书的勤奋程度为他朝所难及，“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晁具茨先生诗集》卷12《夜行》)；“烧叶炉中无宿火，读书窗下有残灯”(魏野：《东观集》卷4《晨兴》)。《晏公神道碑铭》中记载：“公(晏殊)自少笃学，至其病亟，犹手不释卷”。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0中云：“范仲淹曾经就读于长白山醴泉寺僧舍，勤奋刻苦，用功不怠，而生活条件极其艰苦。据《自警篇》记载，范仲淹每天以雌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乃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酿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如此刻苦勤学姿态纵然不能排除鱼跃龙门、光耀门楣的世俗功利考量，如宋真宗《劝学文》中所言：“官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但宋人读书决非以此为惟一槁矢，因为倘仅持有如此狭隘的阅读动机，是不可能将读书习惯贯彻终身的，而史籍中关于宋朝书人关系的记载无不向后人发显着他们与书本间的终身亲密关系，“陆务观作书巢以自处，饮食起居，疾疴呻吟，未尝不与书俱。每至欲起，书围绕左右，如积槁枝，至不得行。时引客观之，客不能入；既入不能出。相与大笑，遂名曰书巢。”[1]将生活居所变为书的海洋，使书本成为时时刻刻的陪伴，如此书籍便等同于一个最是心意相得的腻友了。“吾生本寒儒，老尚把书卷。眼力虽已疲，心意殊未倦。正经首唐虞，伪说起秦汉。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初如两军交，乘胜方酣战。当其旗鼓催，不觉人马汗。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欧阳修：《欧阳修集·居士集》卷9《读书》)。可见宋人并不仅仅将读书作为仕途敲门砖，而是以读书为乐，将阅读作为精神不断汲取源头活水、生命元气不断丰融的过程，方方面面的知识皆有取后的淹博之境令他们享受到生命有所悟解的己道合一之乐，并将之视为无物可以替代的至乐。
像陆游、欧阳修这样倾心于书巢中阅读之趣的蠹鱼宋人比比皆是，收藏书籍尤其是珍本书成为文人一大雅好，校书亦成为藏家自觉之责任，“藏书之富，如宋宣献、毕文简、王原叔、钱穆父、王仲至家，及荆南田氏，历阳沈氏各有书。吴中曾敀彦和、贺铸方回二家书，其子献之朝廷，各命以官，皆经彦和、方回手自讐校，非如田、沈家贪多务得，舛谬论错也。”[2]张邦基《墨斋漫录》卷3记载贵胄公子晏几道的藏书雅好道：“叔原聚书甚多，每有迁徙，其妻厌之，谓叔原有类乞儿搬惋。叔原戏作诗云：‘生计惟兹惋，搬擎岂惮劳。造虽从假合，成不自埏陶。阮杓非同调，颓瓢庶共操。朝盛负余米，暮贮籍残糟。幸免播同乞，终甘泽畔逃。挑宜筇作杖，捧称葛为袍。倘受桑间饷，何堪井上螬。绰然徙自许，噱尔未应饕。世久称原宪，人方逐子敖。愿君同此器，珍重到霜毛。’”非为藏书而藏书也，宋藏书家亦为嗜书者，更确切地说，是为嗜读者，耽嗜于阅读时心开眼明之启悟，耽嗜于书本中多姿多彩、包罗宏富的万千气象，故终日与书为伴，沉溺其间，乐此不疲。
“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洪迈：《容斋随笔》卷5)。世以读书为高，民以先生为重，师以启惑为傲，整个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程颐曰：“如胡太常瑗、张著作载、邵推官雍之辈，所居之乡，学者不远千里而至，愿一识其面，一闻其言，以为楷模。”[3]北宋几次兴学之后，官办学校大盛，私人讲学也有莫大的吸引力，四大书院始创于宋朝，南宋学问家吕祖谦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师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白鹿洞)为尤著，今所谓四书院者也”(吕祖谦：《东莱集》卷6《白鹿洞书院记》)。“以先进启后进，以先觉觉后觉”，成为知识的传播者和开启心智的引领者是知识分子最乐意承担的社会角色，以“传道、授业、解惑”自命的师者甚至自觉有责任规训皇帝，程颐为经筵侍讲时，“一日讲罢未退，上(宋哲宗)折柳枝，先生(程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斯时客观条件也为宋人求学求知提供了广阔门径，《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有宋真宗与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的一段对话，(真宗皇帝)谓(向)敏中曰：“今学者易得书籍。”敏中曰：“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板，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景德二年(1005年)，真宗视察国子监图书馆，问国子祭酒邢昺书板多少，邢昺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只有书本成为社会的普通商品时，才能形成普覆全社会的良好阅读风尚，如果知识和阅读仅为富家子弟所垄断而庶族阶层无缘纸张，那么便绝无可能形成书香弥漫、人文气息浓厚之国度。
主观要求与客观条件相凑合，遂成就了一个书人关系最密切的墨香氤氲时代，历史通道中那个时代的人多半长身玉立，手不释卷，深心满足于一盏黄灯、一杯清茗、一册书卷的宁贴书斋生活，自得于阅读的精神欣悦。
二、书斋化生活方式涵溶出宋人清韵绝俗的人格风尚
书本酝酿出宋人深厚的人文修养，“文人艺术家们十分强调人文修养的境界，十分注意发挥人文传统的优势，这正是宋代文化超于前代的一个证明。”[4]亦由此含蕴出了宋人“神清骨冷无由俗”的人格风范。“韵”、“绝俗”成为宋人对自我人格的期许，“虽然笔墨各为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黄庭坚：《山谷外集》卷9)。宋人范温称扬韵为至美，并以一长段文字论及韵之义及得韵途径，“予曰：‘盖生于有馀。请为子毕其说。自三代秦汉，非声不言韵；舍声言韵，自晋人始；唐人言韵者，亦不多见，惟论书画者颇及之。至近代先达，始推尊之以为极致；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苟不胜，亦亡其美。夫立一言于千载之下，考诸载籍而不谬，出于百善而不愧，发明古人郁塞之长，度越世间闻见之陋，其为能包括众妙、经纬万善者矣。且以文章言之，有巧丽，有雄伟，有奇，有巧，有典，有富，有深，有稳，有清，有古。有此一者，则可以立于世而成名矣；然而一不备焉，不足以为韵，众善皆备而露才用长，亦不足以为韵。必也备众善而自韬晦，行于简易闲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观于世俗，若出寻常。至于识者遇之，则暗然心服，油然神会。测之而益深，究之而益来，其是之谓矣。’[5]精神包蕴众美，何能得之，书本中求取也，亦无炫美的显扬之心，何能获之，书本之孕化也，如此方能散发出含咀不尽的远韵。“文章之无韵，譬之壮夫，其躯干枵然，骨强气盛，而神色昏瞢，言动凡浊，则庸俗鄙夫而已”(王正德：《余师录》)。韵和绝俗实为一体之两面，俗为韵之大敌，宋人极力求去，“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黄庭坚：《书嵇叔夜诗与侄榎》)；“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苏轼：《东坡全集》卷4《于潜僧绿筠轩》)。至于去俗之最佳途径宋人认为莫过于书香熏染，“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苏轼：《苏轼文集·苏轼佚文汇编》卷5《记黄鲁直语》)，黄庭坚之语深得宋人之心也。
宋人于形下之器至形上之道的方方面面皆极力拒俗求韵，他们遴选出雅洁净润的人、事、物作为朝暮相伴之物，既是借此陶溶熏染，以求孕化出深心推赏的绝俗清韵，亦是以之与清华生命境界互相印证，以之自我观照、自我欣赏，如黄庭坚所云：“天下清景，初不择贤愚而与之遇，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惠洪：《冷斋夜话》卷3)。宋人甚至产生了借观赏艺文治病的奇思妙想，秦观《书辋川图后》一文中道：“元祐丁卯，余为汝南郡学官，夏，得肠癖之疾。卧直舍中。所善高符仲携摩诘辋川图示余，曰：‘阅此可以愈疾。’余本江海人，得图喜甚，即使二儿从旁引之，阅于枕上。恍然若与摩诘入辋川，度华子冈，径孟城坳，憩辋口庄；泊文杏馆，上近竹岭，并木兰柴……幅巾丈履，棋羿茗茶，或诗赋自娱，忘其身之匏系于汝南也。数日而疾良愈。”也只有被书本培植出温清诗心的宋人才会有此另类思维吧。欣赏艺文时心灵进入了光明莹洁、了无阴翳的审美空间，心境之美自会有助于疾病的痊愈，这种思路与现今医学界流行的艺术疗法不谋而合。贵族之家亦舍弃富丽堂皇的金碧耀眼而求取高远蕴藉的绝俗清韵，周密《齐东野语》卷20对南宋时期豪富张镃将军家的日常生活记载道：“张镃功甫，号约斋，循忠烈王诸孙，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尝于南湖园作驾霄亭于四古松间，以巨铁悬之空半而羁之松身。当风月清夜，与客梯登之，飘摇云表，真有挟飞仙，遡紫清之意。”一派世外高人之飘飘仙气，了无朱门酒肉臭之熏人浊气也。
欲观宋人绝俗清韵的人格风神，可采取由艺境返观心境的方法，通过宋人心性之对象物来探得宋人心门内的主流气象。据笔者《全宋词》计算机检索，宋词中植物意象出现次数为：梅2 953次，柳1 861次，草2 167次。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牡丹并不能在宋代独占花魁，漫山遍野之夭桃艳李更是无缘此桂冠，花朵品类中最常见于宋词的是神清骨冷的梅，宋人黄大舆为宋人心头至爱的梅专门编就了一部词集《梅苑》。清人总结植物的美感效应道：“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邹弢：《三借庐笔谈》卷3)。“梅令人高”，是贞丽之花，高风绝尘之花，国人素有以物比德自喻的传统，宋人之心性对应物“梅”向世人发显了宋人“神清骨冷无由俗”的孤清心性和绝俗风标，梅之人文品性便是宋人对理想人格的告白、对时代风神的自诉。除有宋一代文学之胜宋词外，宋朝的其他艺术品类也无不诉说着宋人清韵绝俗的独特审美风尚，“宋从李思训大方墨彩的青绿金碧山水，到米友仁、王庭筠、赵令穰，色彩渐渐褪淡，水墨的地位渐渐确立，到了北宋南宋之交的李唐、梁楷等人水墨酣畅淋漓的作品，水与墨的交响得以最后完成。”[6]水墨受到重视为唐以后绘画史上的一次革命，水墨最得宋人意趣，由彩色绚烂渐归黑白二色，水墨之淡淡渲染中可见宋人平淡清远的心性和追求高风绝尘书墨雅韵的生命意趣。
三、书斋化生活方式孕化的宋人品性
“‘韵味’说对‘风骨’说的取代，不仅是两个美学范畴的更换，而且是中国古代由崇尚壮美，至偏爱优美的审美风尚的转换。此后，境界阔大的唐诗逐渐为情感缠绵的宋词所取代，人们把审美的目光渐渐从外在的景物转向内在的心绪，使艺术作品带上了更多的主观色彩和表现意味。”[7]宋人的视线从风云变幻的外界渐渐回收，回收入室内书人世界，回收入自我内在视界，由此孕化出了与汉唐时期迥异的内敛沉潜、阴柔静弱之时代风神。日日书斋沉潜神游，浑身落满文化青苔，宋人不复华夏民族壮年时期的血气方刚和热力四射了，而是“老怀清似水”(朱熹：《寄曾艇斋诗》)，一派光华内敛的秋容美，如同潦水尽而寒潭清的一泓秋水，如同初显肃穆的秋空，如同经络分明的片片秋叶，美在清明意态，美在安详舒徐的从容。学者比较道：“六朝之美如春华，宋代之美如秋叶；六朝之美在容颜，宋代之美在意态；六朝之美在繁丽丰腴，宋代之美在精细澄澈”[8]；“唐代与宋代文人士大夫一热一冷、一粗一细、一动一静、一尚武任侠一修文主静”[9]97。倘若以《周易》中的阴阳鱼图谱来比拟，以安史之乱为界标的前宋型文化属于健旺勃发的阳性文化，之后的宋型文化则属于内视静弱的阴性文化，在拥有了沉潜内敛之鲜明时代风神的同时，也招致了阴柔静弱太过、刚健豪强不足的时代弊病，这也是导致宋朝最终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易》中头尾互含、渐变融合的阴阳鱼图谱暗示着阴阳和合实乃万事万物的最佳状态，一旦阴阳比例失衡将导致整体结构受损并最终覆亡，这同于儒家先圣孔子所言“过犹不及”的道理。
书斋化生活方式熏染孕化出宋人阴柔静弱、内敛沉潜的时代精神特质，培养出一批批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横贯宋朝始终的偃武修文国策又更加强化了宋人的嗜书嗜读风尚，其士人阴柔静弱、内敛沉潜的时代风神愈发呈几何级数上升，“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太祖革命，首用文吏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宋史·文苑传》序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臣，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蔡襄：《蔡忠惠集》卷18)。武人不被垂青，皇帝对满腹诗书的文官青眼相加，“上有所好，下更甚焉”，重文轻武之价值观普覆整个社会。范仲淹在西北边疆3年，筑城要害，屡挫敌兵，《宋史》本传说：“贼亦不敢辄犯其境，边上谣曰：‘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样一位令夷狄胆寒的武功赫赫之人竟也持“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宋史·道学·张载传》)之是文非武论调，更遑论他人了。江南人士素以饱读诗书、文彩精华见长，在好尚文官的宋朝自然占尽了科场、官场优势，虽然宋太祖立国初曾告诫过不要用南人，但随着科举取官在官员遴选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主流地位，江南人士渐渐盈满宋廷，大抵从太宗朝开始，每岁放榜，“所得率江南之秀”(王明清：《挥麈录》)，至仁宗朝及其以后尤是如此。南宋诗人陆游曾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一文中说：“臣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沈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视，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沈抑之叹”(陆游：《渭南文集》卷3)。不仅朝中如此，思想文化领域青史留名者亦多为江南人士，除了北宋草创之初10世纪后半叶文坛盟主由北方籍的白体诗人李昉、王禹偁先后充任之外，11世纪初期开始便一概由南人来承担，如真宗朝独步一时的西昆体诗人杨亿，仁宗初年的晏殊，紧接着是欧阳修，其后则有王安石、苏轼以及江西诗人黄庭坚。非但领袖人物如此，思想文化界就总体而言亦是江南人士占据着优势，据《宋元学案》记载，儒学派两宋总数80个，东南四路即有53个，占66.3％；儒学者两宋总数4 678人，东南四路3 427人，占72％。据《宋诗纪事》记载，两宋诗人总数3 812人，东南四路2 657人，占69.7％。据《全宋词》记载，两宋词人有籍贯可考者总数873人，东南四路623人，占71.4％。
西人有言“人格是文化的积淀”②，中国古语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文化自会陶养出各自特异的人格风神，《汉书·地理志》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地域文化之区别体现得更为明显，杏花春雨江南之格调异于骏马秋风塞北，江南人士之纤敏柔绵也便不同于塞北之质朴刚健。由于江南人士日渐在宋朝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取得了比较优势，南人之气质扩大为宋人主流气质自是情理中事，宋朝形成阴柔有余、雄强不足的阴性文化气质由此亦不难想见。“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汉霍去病语)、“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安能终老笔砚间乎”(汉班超语)之类豪言壮语在赵宋一代罕闻，从汉唐开始的雄武民风渐渐变成柔顺脆弱了，与马背上彪悍的游牧民族相比差距更是明显，这也是赵宋王朝敌不过游牧民族最终走向断头台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书斋化生活方式积淀出宋人生命智慧
宋人深知局限在知识碎片上非但无助于精神境界的开阔宏大，相反易起恶智的负面作用，所以他们的阅读面广而杂，如王安石之无所不读，“世之不见全经久矣，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故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盖后世学者与先王之时异矣，不如是不足以尽圣人故也”(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73《答曾子固书》)。欧阳修《归田录》卷2中记载钱惟演之读书习惯道：“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两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无所不包的阅读面使宋人的生命境界在前人积淀的基础上走至崭新高地，既有着对前人道德人格的继承和弘扬，又有着感性的充沛润泽，所以不必成为一个枯乏的人，亦难为人生之路上持续不断的重重挫折所绞杀，其忧乐互济、悲智双修的生命智慧使他们的文化人格日渐成熟了。如《怀旧》(碧云天，黄叶地)这样一首写儿女情长的小词竟是出自严正端谨、几被作为道德完人加以推戴的宋初大儒范仲淹的笔下，《宋史》本传说他“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如此勋臣宜乎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范仲淹：《渔家傲》)之吐属，可他竟也写出了“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之类令人意断魂销的情语，比起严正的正襟危坐者，这样的人不是更充满人性的可爱和吸引力吗？宋人多半类此，一方面是立德立功立言之儒家三不朽的努力，勇敢地承担在世责任，另一方面则是个人精神后花园的建构和开拓，以先在的文化资源、自身的智慧和悟性为材料开拓出一片绿茵缤纷的精神后花园来润泽生命、颐养性情。自我和社会、此岸和彼岸、入世和出世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很好的平衡，历史通道中的宋人不再是扁平的单面人物，不再是道德理念之简单化图解，而是具活泼泼生命精魂的立体人物。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林的九字真经，已深深积淀在国人集体潜意识中，在士子们的头脑中有着深深烙痕。宋人也不例外，他们无不欲在官场中实现“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光荣和梦想，且宋朝相对公平的科举制度和偃武修文的治国政策更是使宋士子们被激扬出“舍我其谁”的锐身自任精神和“士为知己者用”的知音求报渴念。宋朝在隋唐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科举考试制度，几千年来寒门才俊终于不再被出身门第等个人无法左右的因素阻挡在理想大门之外了，终于可以凭借真才实学实现生命对自我实现的诉求了。皇帝对这些借科举之路遴选出的寒门才俊也很是倚重，“一登仕版，迁转如流”“官秩既进，俸亦随之”(《宋会要辑稿·职官》)，皇帝还公开言论：“天下广大，卿等与朕共理，当各竭公忠，以副任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宋太祖建国初即立下“戒碑”发誓“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宋稗类钞》卷1)，这种种特殊礼遇激起了进入政治中枢获取封建社会空前绝后参政权的官员们感泣报恩的心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是宋官员们承担精神和锐身自任心声之真实吐露。可是安史之乱后整个封建社会已终止了向上攀登的进程，而走上了日益衰颓的下坡路，学者曾言：“唐代安史之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世逐渐走向衰微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渐由前期转向后期的起点。”[10]中唐开始“封建帝国江河日下的衰亡已成为难以扭转的历史必然，任何人似乎都无回天之力。”[11]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使宋人的经世努力像神话传说中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进程一样，局部的暂时性的胜利挡不住最终的悲剧性结局，封建社会的覆灭在所难免，赵宋王朝的衰落和走入彻底的黑暗是无可逃避的历史宿命。各种问题越聚越多，终至积重难返，在先将北宋送入历史回收站后，又将南宋带上了不归路。宋人对封建大厦渐倾的宿命悲剧有着隐约感知，这可从有宋一代文学之胜词体中参知消息，词中弥天漫地的悲情愁绪便是宋人内心隐忧的诗学呈现，“花帘主人工愁者也，词则善写愁者。不入愁境，不能言愁；必处愁境，何暇言愁。栩栩然，荒荒然，幽然，悄然，无端而愁，即无端其词。落花也，芳草也，夕阳也，皆不必愁者也。不必愁而愁，斯视天下无非可愁之物。”[12]“悲凉之雾，遍被词林”，词境即心境也，其背后实质乃“悲凉之雾，遍被心宇”也。
“他们常常在内心里调节感情的平衡，寻找美的享受和悲哀的解脱，在内心世界里蕴藏一切喜怒哀乐，细细地琢磨着有关宇宙与社会的哲理。”[9]54浓重的悲剧性体验后，宋人并不欲使精神陷溺于此，而是致力于寻找使精神超拔的思维路径，个体安顿在宋人生命中的重要性远大于封建时代的平均水平，他们是一群最能意识到精神结构自我平衡之道的哲人，他们寻找着一切利于精神后花园建设的手段，倾全力要让生命从苦难中脱解出来。宋人也的确寻找到了一些有助于达到精神和谐圆融、人格平衡稳定的有效方略，如儒释道三教融通合一，对三教皆采取于我有益便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策略，“若得囵地一下子，儒即释，释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圣，圣即凡，酥酪醍醐搅成一味，罐盘钗钏溶成一金。在我不在人。得到这个田地，由我指挥，所谓我为法王，于法自在，得失是非焉有挂碍”(宗杲：《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28)。三教合一对宋人的现世安顿有大助力。儒门中人进而在三教融通的基础上汲取释道精华，将儒学改造为以性命义理之学为主体的理学体系，从而弥补了先儒理论中少理会个人性命渐至于收拾不住的缺憾，个人安居的内面乌托邦可以缘此以求。建构理学体系收获己道合一之乐是永久性地将心性提扬至和乐境界，置身于文艺审美场则是短暂地离却沉沦回复向诗性本真，宋人亦常常借助于沉溺于文艺中获取审美体验来短暂性地遗忘生存烦恼和痛苦，在美之圣光的浸沐和滋润下恢复生命的淋漓元气。
“盖宋儒真知灼见人之心性，与天地同流。故所言所行，多彻上彻下，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13]一边如同黑格尔所言是浑身血迹斑斑的战士在人世冲锋陷阵，一边是母亲般的另一个自我随时替其洗净伤口修补伤痕，倾力回复战士的生命元气。西人之语“in my heart the tiger sniffs the rose”(在我心中有猛虎在细嗅蔷薇)可形容这一生命境界。有猛虎才能以强者的姿态在世，与各种有形的、无形的困难搏杀，承担起人生在世对国家、民族、家庭的责任，细嗅蔷薇才能处处发现生活中细微的美和动人的情感，以之滋养生命、美化生活，并为守护这美和动人情感再次激发出猛虎进取的雄心，才会觉知自我完整自足的心性对于人格平衡之重要性，进而自觉于自我心性处着力。宋人生命中蔷薇与猛虎对立互补且互相生发也，这便是宋人忧乐互济、悲智双修的生命境界，也是宋人超迈于前人之独特生命智慧的体现。
注释：
①文化是集体的人格，是一种集体人格的表现形态。西方心理学家荣格曾经说过：“一切文化最终都沉淀为人格”。本文所论文化人格即文化沉淀而成的集体人格，它与文化之间呈双向积淀、彼此互相影响的关系。
②参见Victor Barnovln. Calture and personality. The Dorsy Pres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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