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导读：1937年5月，列宁格勒某处公寓楼里，一位三十岁出头戴着眼镜的男子在电梯门前等待着，腿边靠着一个小行李箱。他们总是在午夜来抓你，与其穿着睡衣被从公寓里拽出来，他宁愿收拾妥当，一夜又一夜守在电梯门前，等着被捕。他就是肖斯塔科维奇，一个终其一生都在等待枪决的人。他把怯懦给了权力，把勇气给了音乐。本书是朱利安·巴恩斯为自己的英雄写下的人生小传。这也是巴恩斯继《终结的感觉》后首部长篇小说，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10周年纪念，献给那怯懦却从未真正屈服的音乐之魂。入选《每日邮报》《金融时报》《卫报》《泰晤士报》《星期日泰晤士报》《新政治家》《观察家》年度好书！
《见证》风行一时以后，对这个世界而言，肖斯塔科维奇还有秘密吗？朱利安·巴恩斯要以肖斯塔科维奇为主角写一本小说，等于给自己设置了至少两道屏障。一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懂的人少但他的故事知道的人不少，小说的基本创作手法就是虚构，用真实的历史人物做主角，虚构还有用武之地？二是，既然肖斯塔科维奇的人生已经固化，如果不能无所顾忌地虚构，再写一遍他的故事，意义何在？
几乎一拿到刚刚出版的简体中文版《时间的噪音》，我就开始了阅读。2017年是肖斯塔科维奇诞辰110周年，我用阅读以他为主角小说的方式纪念他，感谢他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给过我的复杂感受。这部以恐怖的脚步声为开端的作品，听一遍是一遍的回望：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说那时肖斯塔科维奇到底看到了什么，才会在通常以悠扬说话的音乐里渗透进了惊恐的节拍？
朱利安·巴恩斯重点描述的两个故事，都不是第一次听到，在《时间的噪音》里经由作家的思考再流注笔端的旧故事，果然散发出了程度更深的被红色恐怖攫取后个体的无奈和深入到骨髓的恐惧。
一个故事，是关于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这位小提琴家向他（肖斯塔科维奇）描述，他们怎么一夜一夜跑来他的公寓大楼带走某个人。从来不是群捕；只抓走一个牺牲品，然后下一晚再带走一个——这种做法让那些留下的人，那些暂时幸存的人，越来越恐惧。最后，所有房客都被带走了，是剩下他家和对门那家。第二天晚上，警车又来了，他们听到楼下房门砰地关上，脚步声沿着走廊过来了……进了另一间公寓。奥伊斯特拉赫说，从那一刻起，他一直在害怕，而且，他知道，这恐惧将延续余生。”
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年轻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从留存于世的图哈切夫斯基的照片来看，除了骁勇善战以外，元帅还帅气逼人。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红色拿破仑还只有四十多岁，是个坚强而英俊的男人，额头上有显眼的美人尖。他听完了发生的一切（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挨批），中肯地分析了门徒（肖斯塔科维奇）现在的处境，从战略上提出了一个简单、大胆而慷慨的方案。他，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将亲自给斯大林写一封求情信。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大大松了一口气。当元帅在桌前坐下，展平面前的一张白纸时，他头轻了，心也松了。但这个穿着军装的男人一抓起他的笔开始写字时，一种变化忽然袭来。汗水从他的头发里冒出来，从他的美人尖一直流到前额，又从脑后渗进了衣领。一只手拿着手帕不安地抖动，另一只手拿着钢笔停住了。这样没有军人气概的恐惧令人沮丧。”
奥伊斯特拉赫的恐惧，无需赘言。只是图哈切夫斯基，这位年轻的元帅，因为帅气的外貌以及冤死后被人像拖冻猪肉一样拖出审讯室的惨状，我们把同情给了他。现在，通过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补上了我们在看资料时因为同情而有意无意旁落的图哈切夫斯基在肖斯塔科维奇们之上时的颟顸和在斯大林之下时的哆嗦，不由得心生惧怕：假如他没有死于非命而是更加平步青云，他对肖斯塔科维奇们的态度会相左于斯大林吗？或者，体验过极度恐惧的人，一旦走运地抵达了凌驾于全人类之上的位子，他是否会将之前不得不吞下的恐惧悉数释放出来加倍还之于那些无辜的子民？真的不是无妄的猜忌，那个名叫郝连尼科夫的作曲家协会第一书记，面对斯大林时能害怕得一泡屎拉在裤子里，一转身审讯起肖斯塔科维奇，马上狐假虎威得比斯大林更令人胆战心惊！
有些往事，注定成不了烟，就像《时间的噪音》所罗列的这一些。越是在非人的往事中瑟瑟发抖，越是对肖斯塔科维奇能够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以懦夫的姿态，将智慧变成能长久地给失意的、彷徨的、畏惧的、无所适从的人们以温暖怀抱的音乐作品，充满了敬意和不解：肖斯塔科维奇是怎么做到的？
我想，这也是朱利安·巴恩斯用了30年的盘桓最终决定将肖斯塔科维奇人尽皆知的故事虚构成小说的原因：当自己的用心之作《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被无端指责乃至被上纲上线批判以后，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还能够为这个不能给他一架安稳的钢琴让他平静作曲的国家鼓与呼？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为例，他戴着钢盔站在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战场上；更有著名的作品为证，《列宁格勒交响曲》也就是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
朱利安·巴恩斯试图给《时间的噪音》读者一个相对没有疑义的答案，从他为这本小说设计的结构可看出他的努力。1936年、1948年和1960年，被小说的译者翻译成“闰年”的时间概念，与此地对闰年的理解稍有差池，像是我们的十二年一轮回的意思。朱利安·巴恩斯假托肖斯塔科维奇迷信闰年之说，选择了发生在上述年份里肖斯塔科维奇生命中的大事，来回答我们的问题。
1936年，因为斯大林的钦点，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上了《真理报》被批判。
1948年，因为斯大林的钦点，肖斯塔科维奇去美国参加世界和平和文化大会。
1960年，斯大林已成故人，接班的赫鲁晓夫如玉米棒一般让肖斯塔科维奇感觉如乘上了随时会抛锚的新车，然而，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苏共。
既然批判《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声浪让肖斯塔科维奇陷入了惶恐不安的境地，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不步斯特拉文斯基的后尘去西方世界寻求纯粹的音乐世界？而是在每一个夜幕降临时分，为不让妻儿看到他被捕的惨状，拎着个箱子等待在电梯旁？
既然不得不听命于斯大林去到纽约为苏联代言，太多的暗示让肖斯塔科维奇心领神会，只要他纵身一跃，他就会像他崇拜的同胞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那样在自由的美国纵情挥洒才华，他为什么甘愿默默吞下纳博科夫的堂兄尼古拉斯·纳博科夫的诋毁也要回到苏联？
人们希望在斯大林死后苏联发生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并没与如期而至，相反，赫鲁晓夫“战车”驾驭着苏联距离自由和民主还越来越远了。饱受斯大林时期苏共的恐吓和谩骂乃至强迫其做一些违背心愿的事情的摧残以后，肖斯塔科维奇为什么要在1960年加入苏共？
朱利安·巴恩斯一面庆幸在英国当作家从没有受过因政治原因不得不写作的委屈，一面给肖斯塔科维奇的选择盖棺论定：“我的英雄是懦夫”。说得也没有错呀，在那样的强权政治下，做一个铁骨铮铮的英雄是一时的痛快，而像肖斯塔科维奇那样，要在备受压制乃至屈辱的情形下千方百计地寻找到可以发出自己内心之声的缝隙，受的是凌迟之刑，“相比英雄，做肖斯塔科维奇那样的懦夫，要艰难许多”，能有这样的领悟，朱利安·巴恩斯不愧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作家之一！我还特别欣赏其在小说中对斯特拉文斯基、萨特等西方知识精英夹枪带棒的鄙夷，应验的是中国的一句老话，“站着说话不腰疼”。只是，朱利安·巴恩斯也不曾像肖斯塔科维奇那样弯过腰，他又怎么能身临其境地感受肖斯塔科维奇为保留自己身在苏联还能作曲所受的委屈？
当然，他可以离开他的祖国，那么，肖斯塔科维奇就不再是我们今天认识的肖斯塔科维奇。在他诞辰110周年的2017年，让我们在朱利安·巴恩斯的《时间的噪音》中缅怀他感谢他，他用外表懦夫内心硬汉的坚持，给了我们那个时段那个国家音乐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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