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贯通，行云流水

　　——读钱穆《中国文学史》札记之一

　　以前翻过几种《中国文学史》，往往阅感不佳，难以持续读下去。所以，对于中国文学史这棵大树的根、干、枝、叶，脑子里始终没有形成清晰的轮廓。近日偶然读到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开卷即兴趣盎然，越读越感兴趣，几天时间，就把全书通读一遍，颇有收获。

　　钱穆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是其门生叶龙先生根据钱先生1955年到1956年在新亚书院的讲课笔记整理而成的，虽有口语化、个性化和详略随意的不足，非严谨的中国文学史教科书，但钱先生系一通儒，以史解文，文史贯通，讲解如行云流水一般畅顺，不由你不（听）读下去，实为当今文学史讲解者之借鉴。

　　“所谓史者，即流变之意，有如水流一般。吾人如将各时代之文学当作整体的一贯的水流来看，中间就可看出许多变化，例如由唐诗演变下来即成为宋诗和宋词是也。”

　　“吾人如要讲文学之变化，须先明白文学的本质；文学史是讲文学的流变，即由史的观点转回来讲文学的观点。”

　　“唐诗之所以变成宋诗（词），有其外在和内在之原因。由于时代背景不同，因此，我们又得自文学观点转入史学观点了。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

　　钱先生正是根据自己的治学观点，从最早的韵文《诗经》，纪事体《尚书》一路讲起，把楚辞、乐府、骈体、辞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体的演变脉络勾勒得清晰易辨，激起了深入了解文学史的愿望。钱先生把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复兴运动的缘起、过程、成就，娓娓道来，读来饶有趣味。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好著作好讲座是学问的向导。我读过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以后，对以韩愈为首的以唐宋八大家为参与主体的古文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搜罗阅读了不少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对古文运动的前前后后作了一些了解，其中对于古文运动的负面影响——以诗论政等问题也有了新认识。

　　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钱穆先生实有高见，他并不认为文学的演变与政治的发展保持同步关系，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他说：

　　“至于文学的价值，不仅在其内部看，还要从其外部看。例如两汉文学之成为建安文学，必有其原因，不能用政治来讲，当时之政治亦由两汉之统一变为分裂，但是不能用政治史来说明文学史；建安文学如何兴起，则可先讲建安时代。

　　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从东汉时代到三国时代，其人情、风俗及社会形态都不同了，故思想、观念、信仰及追求之目的亦都不同了，故文学亦变了。例如曹操身为统帅，却轻裘缓带，与前人不同；此皆因生活情调、风俗观点都改变了。又如唐人爱用五彩，宋人则喜用素色简色；唐代用彩画，宋则用淡墨，风格自各有不同。”

　　以钱先生的观点看当代文学发展的新现象，同样可以给我们以思想启迪。1977年以后，中国曾出现过“伤痕文学”、“朦胧诗”等现象，当是一个时代政治、文化发展过程的必然。而1990年代以后，文坛凋敝的原因，虽与声像媒体的崛起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尽人皆知的因素在起作用。中国文学的历史，是文以载道的历史，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难解难分，而且政治始终把文学作为自己的一个工具来使用。

　　在文史贯通方面，钱先生除在宏观层面论述了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政治史，文学与文化史的关系外，在微观层面也有开创性的研究论证，这些考据和结论令人耳目一新。

　　“钱师指出，太史公司马迁讲到《离骚》时，他不识历史地理，以为古人把地名写错了，还把原文对的反而改成错的。钱师指出，我国古代的山名水名都有特别的意义，譬如“霍山”，在我国的安徽与山西均有“霍山”。小山为大山所围叫“霍”，所以都有“霍山”，故“霍山”只是一普通名词，并非专有名词。又如“洞庭”这个湖名，同样并不只限于湖南省才有，即凡是有“此水通彼水”现象者，都可以称为“洞庭”。湖南的“洞庭湖”通湘水、资水、沅水、澧水，但太湖亦有洞庭湖之称，因为太湖是通黄浦江、吴淞江等多条水，所以太湖也可称“洞庭湖”。钱师说，太史公把《楚辞·渔父》篇所说的“宁赴湘流而葬江鱼之腹中”一句，认为有误，特改为“宁赴常流”，其实原文“湘流”并不错，倒是改为“常流”却是错了。司马迁以为“湘水”在湖南，怎么人在鄂湖北却会在湖南的湘水自杀呢！钱师指出，此篇是屈原居汉北时所作，所说之“湘流”实是指“汉水”，而并非“湘水”。这就是钱师的博学而广识处。讲文学史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而且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所以，读书做学问真不容易，……”

　　好的讲座，务必要讲得行云流水，生动活泼；好的文学史，务必联系历史，贯通史文。而要同时兼顾这两方面实属不易，但钱穆先生确实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为后辈学人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