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興來到錦城成都，和大家見面。
錦城成都，是一個讓我饞了很久很久的地方。衷心感謝成都第十八屆民間讀書年會和天府書展組委會的領導給我這個機會，在闊別多年之後，第二次有機會來到這座城市。
古語云人生猶如白駒過隙，“忽然”之間，已經快四十年了。那還是我在西安讀碩士研究生的時候，跟隨導師史念海先生，考察古代西南交通道理，短暫來過一次成都。離開成都的那一個早晨，倉促中吃了幾個龍眼包子就上火車了。時間太緊了，沒吃飽，當然更沒吃夠。在這之後，再也沒有吃過成都特有的龍眼包子。這樣，我對成都的美好記憶，就和龍眼包子緊緊聯繫在了一起。吃不到，忍忍也就罷了，可我生活在北京，近些年，內在的品質和外表的長相都遠不能同龍眼包子相比的慶豐包子竟然大行其道，也實在沒天理了，這就更加激起了我對龍眼包子的思念和渴望。這次來到這裏，終於能一償所願。所以，感謝，感謝，真的很是感謝，從肚子裏表示由衷的感謝。
這次恭與盛會，參加第十八屆民間讀書年會和天府書展，我帶來了自己在三聯書店剛剛出版的《讀書隨筆集》。在這套《讀書隨筆集》的封底上，印有“讀書得間，不求甚解”這兩行字。這兩句話，是三聯書店的張龍先生從我給這套書撰寫的序言裏摘錄出來的，針對的是勉強可以算作讀書治學方法的問題。我理解，我們這次成都第十八屆民間讀書年會和天府書展的主題應該也是讀書，所以我就以這兩句話中的“讀書得間”作爲切入點，進一步引申一下對相關問題的認識，和各位朋友交流。
“讀書得間”這句話，我是得自業師史念海先生的教誨。1982年春，我大學本科畢業後，負笈西行，到陝西師範大學讀研究生。入學以後，導師史念海先生教授的治學之道，主要就是“讀書得間”這四個字。知道這個因緣，各位朋友也就很容易理解，對於我來說，所謂“讀書得間”，首先是一種治學方法。治學方法雖然直接針對的是專業的研究者，但從本質上來說，所謂治學方法，也就是認知的方法，所以，即使是對非專業的歷史愛好者來說，瞭解相關情況，應該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我本人是從事中國古代歷史研究的專業研究人員。我認爲，像歷史學這樣的人文學科，其研究方法，是高度個性化的，也是隨着研究的問題而有所不同的，可以說千差萬別，各有各的做法。但就目前的實際狀況而言，粗略地說，也可以歸納成兩大派別：一派主張積極借鑑、利用當代社會科學甚至某些自然科學的理論、範式來解析歷史，基於這樣的理論認識來提出問題，裁斷史事；另一派主張拋開一切既有的認知和通行的說法，完全從歷史事實出發，儘可能通過閱讀可靠的原始記載來發現問題，再通過對史料的綜合歸納和謹嚴考辨來解決問題，得出結論。前一派是多數派，後一派是少數派，而且人數要比前一派少得很多。
當代中國的歷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或者說其很大一個側面，乃是淵源於清代的乾嘉學術，而乾嘉學術的神髓“實事求是”，正是上面所說當代中國史學研究中後一流派所秉持的研究方法。業師史念海先生教授我“讀書得間”這一方法時，並沒有具體講述這一方法源自何處。但按照我後來在讀書過程中得到的模糊印象，這一說法正是直接出自清儒之口，是清代很多學者奉行的治學箴言。清代乾嘉時期第一流考據學家錢大昕即嘗自言：“讀書能得間，進步乃無厓。”（錢大昕《潛研堂詩續集》卷二《舒城山行》）顯而易見，他的學術人生就是這樣逐漸展開的，當然也是遵循這樣的途徑纔相繼取得了一項又一項衆所矚目、甚至空前絕後的卓越成就。
所以，看似簡簡單單的“讀書得間”這四個字，以通貫的眼光看，還牽涉到在學術發展過程中如何合理地繼承舊日傳統的問題。我認爲，所謂“發展”本身就寓有“繼承”這一前提；換句話來講，也可以說沒有“繼承”就根本談不上“發展”。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乾嘉學者倡行的“實事求是”這一治學路徑，雖然不能涵蓋古代歷史研究的所有方面，雖然具有相當幅度的局限，但清儒研究的實踐，證明了這在很大範圍內都是一條行之有效的正路。因而我願意繼續遵循這樣的路徑來認識歷史，來研究歷史問題。這是我讀書治學強調“讀書得間”的根本原因。
若把“讀書得間”這四個字拆分開來講，又可以把它分解爲兩個部分：“讀書”是出發點，是認識的階梯；“得間”是目的地，是收穫的結果。
按照我個人的看法，在中國古代歷史研究中，讀書既需求多，又要求深。
下面我先和大家談談廣泛閱讀在史事研究中的作用，這實際上觸及讀書問學之博與精的問題。所有研究中國古代歷史的學者，甚至所有想要學取中國古代歷史知識的人，在其初始階段，往往都會面臨這樣一個困惑：古書浩如煙海，其中相當一部分又頗爲艱澀，而我們每一個人，都生也有涯，既讀不過來，更難以一一讀懂讀透，那麼，到底該怎樣來讀書呢？這就該談談印在我這套《讀書隨筆集》封底上的另一句話了——這就是我的另一位老師黃永年先生傳授的讀書妙法，亦即所謂“不求甚解”讀書法。
大家都知道，“好讀書，不求甚解”是陶淵明寫的那位“五柳先生”的生活狀態。對於“五柳先生”來說，喜好讀書，衹是愉悅人生的一種消遣，同我們在這裏談論的歷史研究治學方法不盡相同。我說老師黃永年先生教我讀書“不求甚解”，實際上這是我對他傳授的讀書方法所做的概括，並不是他的原話。當然像我這樣用“不求甚解”這個詞兒來做概括，可能很不妥當，很容易引起誤解，可我這個人很笨拙，實在想不出來更好的說法，所以就這樣稀裏糊塗地用了。實際上，我藉用這個成語，是想表述在博與專不能兩全的情況下，寧可失之於粗疏，也不讓自己流於孤陋寡聞，即儘可能地多讀書，儘量更廣泛地閱讀。在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實踐中，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意味着閱讀更多的史料。
就研究方法而言，這涉及到怎樣合理地蒐集和運用史料來認識歷史的問題。談到治史方法，近些年來，我在多個不同的場合，都引述了清人程恩澤的一段話，來表述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即“治史貴紛也，讀未終卷遂持論則陋，讀一史未他及遂持論則塞。正窮乃稗，稗窮乃注，注窮乃金石。全史醞釀，歧說旁溢，斯得之”（清俞正燮《癸巳類稿》之程恩澤《後序》）。一句話，就是廣泛運用各種各樣的史料，從不同的角度來綜合論定一項古代的史事。讀這麼多書，這每一本書又都需要花費一定時間，怎麼辦？就是神仙也無法做到每一部書都從頭到尾一一細讀，衹能先大概閱覽，先知道有些什麼書，知道這些書都記述了哪些內容，並進一步知曉每一部書各自的特點，必要的時候，再去細讀。這就是我說的“不求甚解”讀書法。
程恩澤這段話所針對的“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與“治經”亦即經學研究相對而言的，其言外之意，乃謂“治經貴純”。這自然有他的道理。可是清儒治經，就已經不僅僅是就經學論經學。所謂“六經皆史”，即以治史的態度治經，這本來是清儒通行的做法。所以在我看來，程恩澤講述的治史方法同樣適用於中國古代經學的研究。之所以在這裏特別強調這一點，是因爲近若干年來，所謂經學研究似乎盛行天下，其中頗有一些人主張回歸於比清儒更傳統的經學（以至經書，甚至衹是經書版本）窠臼裏去。在我看來，這恐怕不是個出路。清末孫詒讓撰著的《周禮正義》，實際上就是以史治經的路子，而他在史料運用方面，採用的正是程恩澤講的那樣一種史家手法。開闢有清一代樸學學風的顧炎武，嘗有言曰：“讀書不多，輕言著述，必誤後學。”（顧炎武《亭林餘集》之《與潘次耕札》），結合其一生的學術實踐不難看出，他在這裏講的，實際上是涵蓋經學在內的治史著書方法，即按照顧炎武的看法，多讀書，廣讀書，乃是從事經史研究的必備前提。
聽了上面講的這些話，大家也就能夠明白，這樣的“不求甚解”廣泛閱讀，實際上是有所求、有深求的，正是爲了求取對歷史的深入認識，纔先泛讀，以做預先的儲備，因而就不能隨意亂讀，而是要有所側重，要有一個合理的次序，循序漸進。對於中國古代史研究來說，這就首先需要具備一定的版本目錄學知識。常語云“書山有路勤爲徑，學海無涯苦做舟”，花苦功夫努力固然必不可少，但光做苦功也不行，讀書還要得法，版本目錄學知識，就是閱讀中國古代典籍必經的路徑和通達彼岸的方舟。事實上，衹有具備了相應的版本目錄知識，纔能把歷史研究做得更深，做得更好。我這套《讀書隨筆集》中有一個《版本與目錄》分冊，講的就是這方面的知識和我對相關知識的認識，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
在實際的問學治學過程中，讀書的博與精，也就是“不求甚解”的泛讀同專注於某一具體問題的精讀，往往是互爲因果，往復迴旋的。學者的治學範圍，就在這種迴旋往復中逐漸拓展。走入學術界幾十年來，我就是在這樣的歷程中走過來的。這次帶來的這套《讀書隨筆集》，除了剛纔提到的《版本與目錄》分冊外，還有《天文與曆法》、《金銘與石刻》、《正史與小說》、《讀史與治史》和《史事與史筆》五個分冊（《金銘與石刻》以下四本尚未印出上市）。一些朋友知道，我走入史學界時“起家”的專業，本來衹是“中國歷史地理”這個偏僻的小學科，因而看看這些書名，大家就能大致體會現在我涉獵的範圍已經遠遠超出了最初“起家”的行當。
現在有很多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學者，從做博士論文時起，再過十年，二十年，其研究領域仍然沒有什麼變化。用我老師黃永年先生的話來講，就是一直在原地轉圈圈。前面我已經談到，像歷史學這樣的人文學科，學問往往一個人一個做法，誰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旁人無可非議。但你衹要稍加觀察就會發現，這類學者大多讀書面很窄，一輩子就翻來覆去地讀那麼幾本書。這一點，可以說是讀書與治學之間的重要關聯。
如前所述，不管怎樣讀書，“讀書”都衹是達到“得間”的手段，就連陶淵明筆下的五柳先生，在“不求甚解”地隨性閱讀之後，也是“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會意”差不多也就等同於“得間”。所謂“得間”就是在廣泛蒐集並綜合分析、考辨相關史料之後，提出問題，並進而解決問題，也就是提出自己的學術見識。
這種見識，大致可以分爲如下幾類。第一，融會貫通，以做到更好地知人論世。這樣的見識，其要義在於對史事認識的通透性。知之者知其得之非易，明其超逸俗流之處，而這樣的見識卻不宜與不知者道，大多也不易簡單地論證得明明白白。第二，獨有心得，自創新義。第三，刊正舊說，推陳出新。一個學者，讀書治學，要是讀來讀去哪一類見識也得不出來，那就真成了所謂“尋行數墨”之士，實在是很可悲的。
多少年來，我一直努力避免成爲這樣的“尋行數墨”之士，努力提出一些屬於自己的看法。這次帶到成都來的這套《讀書隨筆集》，雖然文體不一，主題各異，但都是我日積月累“讀書得間”的自然結果。非常高興有機會來到成都，在這裏和大家見面，更願意利用這個機會，同各位朋友交流。歡迎各位朋友就這套《讀書隨筆集》或是敝人其他一些著述提出問題，相與切磋。
謝謝大家。
2020年10月16日晚講述於成都方所書店
【附案】本文今刊《澎湃新聞》之《翻書黨》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60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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