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画谈》 [日]青木正儿著 李景宋译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9年6月第1版
中国画一向有所谓雅俗之分,文人画“雅”,匠人画“俗”。可究竟何谓文人画,匠人画又是怎么回事?却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问题,自古言人人殊,至今莫衷一是。清人盛大士在《谿山卧游录》中云:“画有士人之画,有作家之画。士人之画妙而不必求工;作家之画,工而不必画妙,故与其工而不妙,不若妙而不工。”窃以为,此话道尽了中国画的雅俗问题:士人之画是文人画,作家之画即匠人画;妙是雅,工即俗。
青木正儿(1887-1964),日本著名汉学家。
士人之画,即士人画,或士夫画,其实都是文人画的别称,在日本,亦称南画(确切说,是江户时代后期以还的称谓)。一代汉学大家、京都学派宗师内藤湖南在《中国绘画史》中写道:“如果简述中国的艺术史尤其是绘画史的话,笔者认为中国艺术漫长的发展史归结起来,就是南画发展史。……自六朝以来,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现存的中国古代绘画了解当时绘画风格的时代,至今已经过了一千四五百年,这段漫长的时期可以说全部是酝酿南画的历史。”可见日人对文人画的推崇,几乎到了把文人画史与绘画史等量齐观的地步。另一位京都学派重镇、对中国艺术有精深研究的青木正儿,1926年夏天就任东北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讲座的初代教授,其所开设的课程中,便有一门文人画研究。这本《中国文人画谈》,即是在讲义的基础上,经过修订而成。青木尝试用120页的篇幅,梳理一部文人画史,还真不是一般的学术野心。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局部)
到底什么是文人画?其与水墨画、山水画、花鸟画、禅画等题材,究竟有何不同?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要说今人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常混为一谈,即使是古人,甚至丹青名宿,也有会错意,索性“将错就错”的时候。如《唐六如画谱》所载元王绎画论中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位画家赵孟頫(子昂)和钱选(舜举),同住在风景如画的湖州。一日,子昂问舜举:“如何是士夫画?”舜举答曰:“隶家画也。”这个“隶”字,是“戾”之通假。子昂是借戏剧中“行家”“戾家”的说法,引申出士夫画其实就是隶家画的结论,即相对于画行画的“行家”,画士夫画的“戾家”是外行、门外汉。
后明末书画大家董其昌,把上述问答之语重写了一遍,却有所转意:“赵文敏(赵孟頫的别号——作者注)问画道于钱舜举,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据《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六所载董其昌文)青木正儿认为,董其昌领会错了“隶家”的意思,把它当成了“隶书家”。证据是董在其《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乃为士气。”青木认为,在董其昌的观念中,隶书体比楷书体更为古拙:
于绘画而言就相当于不拘泥于形似与技巧的稚拙画风,这种画风的绘画更有“士气”(即士大夫的品格),也就是所谓的文人画。这样看来董其昌也把非职业性这点作为“隶”。虽然曲解了“隶家”的意思,着眼点还是在“士夫画”即位“非职业绘画”这一点上。但是因为董其昌的名望,他的观点包括这一曲解都被迅速推行开来,因此后来全盘接受他的学说而形成的观点通行全国。
所以,尽管后来持“隶体”之说者众,可在青木看来,那些观点统统“陷入诡辩,都是因为过于笃信董其昌之说以至于徒劳无功”。核心其实还是赵钱之间的那句充满禅意的答问:如何是士夫画?隶家画也。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文人画——非职业画家之所为。
北宋 苏轼 《枯木竹石图》
虽说文人画的历史相当悠远,但在唐以前,人们并无因绘画者的非职业身份,而将其画作从画风上与行画加以区分的意识。董其昌说,“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盛唐诗人王维被尊为文人画的祖师,谓其画作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可惜基本没有留存下来。而最早明确提出“文人画”之概念者,是苏东坡。在苏轼生活的北宋中叶,相对于职业画家千篇一律的行画风格,即所谓“院体画”,在士大夫等游艺者中间,一种独特的清新画风开始受到瞩目和评价。自那以后,文人画意识一路强化:经苏东坡及其同时代文人王诜(晋卿)、米芾(元章)、李公麟(龙眠)诸公,到元初钱选、赵孟頫等人的漫长“发酵”,产生了从“元末四大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到“明四大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的艺术大观,最终到明末董其昌等人,达到顶峰。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将画坛分为南北二宗,承袭画院体的是北宗,而南宗为“文人之画”,此乃文人画亦被称为南画(也称南宗画)之由来。
明 沈周 《庐山高图》
一般说来,文人画家中少有人具备专业画家的技巧,可在艺术市场上,他们的作品却反而比画院体更受追捧,这是为什么?一个有力的阐释是所谓“气韵”说,气韵高于技巧,是艺术的第一要素。但何谓气韵?不同时代则有不同的解释。最高蹈者是北宋末年的郭若虚,认为气韵是绘画者人品的表现,是天赋,根本没法后天习得:“骨法用笔以下五者可学,如其气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复不可以岁月到。默契神会,不知然而然也。”(《图画见闻志·论气韵非师》)而到了董其昌,则从上天入地式的高蹈,多少落实了一些,认为气韵亦有能习得之处,只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摒弃杂念,将自然的形象铭刻于心,信手描绘亦可传神。
明 董其昌 《秋兴八景图》之一
比“气韵”说更气人的,是“三绝”:即诗文、书法、绘画三者都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在形式上相辅相成,相交相融,终至三者合一。将诗、书、画之妙作为“三绝”的思想,是伴随着题画诗文的发展而逐渐固化的。题画诗文分画赞、题画诗、题画记和画跋四种,前两者是韵文,后两种是散文。题画诗文有他人题写,也有作者自题,而最能发挥“三绝”之妙趣者,当属作者自题,所谓“字画自赞”。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苏东坡在鄢陵王主薄的折枝图上题诗,“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道破了诗画一致的道理。而元人赵孟頫则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至此,画师、书家兼诗人,一身三任,成为对文人画的一种基本要求和理想。
南宋 牧谿和尚 《远浦归帆图》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
文人画对日本艺术的影响至为深远。南宋画僧牧谿和尚(法常法师),其画不用色彩,不以线条为主,而是巧妙地运用墨的浓淡来渲染效果,极富禅意,但在中国却籍籍无名,作品被目为“逸格”。可不知为什么,牧谿的画却受到室町时代日本人的追捧,作品被大量进口,粉丝甚众,对日本禅画发生了直接的辐射,我们至今仍能在日本的博物馆和京都大德寺等寺院中得见其真迹。
池大雅(1723~1767年) 《楼阁山水图》(屏风)
十六世纪末,据说丰臣秀吉在奖赏立功的武将时,甚至用从中国进口的水墨画来代替封地,可见其金贵。彼时,日本传统的大和绘原本已经丧失了活力,却因吸收了中国水墨画的技法而复活。从江户时代中期起,祇园南海、柳泽淇园、池大雅、与谢芜村等日本画家,不懈地师法中国文人画,开创了南画派。幕末到明治初期,还曾掀起过一波文人画热,并引发了其后的新南画运动。就这样,文人画终于也像茶、禅宗等史上从中国舶来的文化一样,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身份暧昧、模糊起来,以至于我们后来在看到一些题材比较“脱日本”的水墨山水画的时候,确认落款之前,需先搞清这究竟是一幅中国文人画呢,还是日本南宗画。
与谢芜村(1716~1784年) 《鸢乌图》 北村美术馆藏
刘柠:作家,译者。北京人。大学时代放浪东瀛,后服务日企有年。独立后,码字疗饥,卖文买书。日本博物馆、美术馆、文豪故居,栏杆拍遍。先后在两岸三地出版著译十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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