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期是宜兴紫砂成熟发展和较为繁荣的时期,而真正引起社会的普遍重视和赞赏,则是在明末清初之际。明末江阴人周高起所著《阳羡茗壶系》一书的篇首就说:近百年中,壶黜银锡及闽豫瓷,而尚宜兴陶。反映出从明代中叶到明末的近百年历史中,宜兴紫砂壶已经驰誉全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珍视。
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宜兴紫砂不仅日益兴盛,而且涌现出不少民间艺人,其中供春,把紫砂工艺推至一个崭新的境界而成为紫砂历史上最早的著名艺人。吴梅鼎在《阳羡茗壶赋》中赞美道: “彼新奇兮万变,师造化兮元功。信陶壶之鼻祖,亦天下之良工。”在嘉靖到隆庆年间,继供春而起的紫砂名人有董翰、赵梁、时鹏和元畅4人,并称为“茗壶四大家”。这些名家均以作品造型的艺术化取胜。同期的壶艺名人还有李茂林,他善制小圆壶,精美朴雅,可与供春壶媲美。
到万历年间,名匠辈出,以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大名家为代表,各立门户,争奇斗艳。
紫砂工艺也逐步形成独立的工艺体系,而进入百品竞新的勃兴时期。产品也从茶具逐步向文房雅玩等陈设工艺品发展。之后,壶艺风格日益趋向精工巧妍。明朝末年,宜兴紫砂已经开始外销,其中以泰国为最。因为在泰国的潮州人众多,茶事炽盛,对紫砂壶用量要求甚殷。在欧洲方面,由葡萄牙商人人传人,广受欧洲各地的欢迎,不仅陆续向中国订购朱泥壶,竟然在法国还出现了赝作。
清中叶,宜兴紫砂的作壶技巧又有变化。为陈曼生作壶的杨彭年等人,恢复了捏造的古法,使得宜兴紫砂壶恢复了明季的灵气,同时又创新了许多壶的款式。加上题写吟咏的字句,或感时,或警世,使砂壶变成可以寄情之物,而且造型上有了前所未有的流畅感,线条又趋于简单,令人耳目一新。
清末民初,宜兴紫砂依然是家庭作坊式生产,通常是技艺人员自选泥料做成陶坯,然后委托窑户烧成,或者由窑户老板收购坯件,烧制后上市。这一时期,由于国际市场对式样新颖、华丽的紫砂工艺品需求量不断上扬,至使仿造旧壶的风气也日益盛行。
这段时间,陶艺名家程寿珍、吴德生、冯桂林、王寅春等径作品上都能表现出相当完美的技巧,尤其王寅春在模仿古人的小壶方面,极为精细。在同期的作品中,王氏应属特殊的陶艺家。
《中国陶瓷史》对当时宜兴有如下的记载: “(宜兴)现为上海附近第一窑业地,所制之器如茶碗、茶壶、酒杯、笔洗、菜碗、饭碗、花瓶、花插、帽筒等类无不制造,其外面之色,以暗褐色居多,间亦有带暗红者。
宜兴之特色在配合高雅、形状变化,光泽又不强烈,而文字绘画之雕刻尤为擅长,故东西各国,甚爱赏之。”1915年,宜兴紫砂首次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奖。1917年4月,江苏省立宜兴陶器工厂在蜀山成立,招聘陶瓷专家和技术工人生产紫砂器,并对紫砂泥质、泥色以及造型等进行研究和改进,年产茶具、花盆、罐鼎、文具等12万件,有职员技工17人,徒工40人,其中有程寿珍、冯桂林、唐桂生等大师傅,还有卢仁义、潘义魁、姚根初、顾金培、陈仁纪、蒋启峰等装窑、烧窑和看火师傅。到1921年,紫砂生产分布于蜀山、潜洛、上袁等地,烧造紫砂的龙窑有10座,年产量100多万件。
1926年、1930年紫砂器又相续荣获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特等奖和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银质奖。到1932年,紫砂从业人数已达600多人,全年烧窑140窑次,年产量220万件,年产值约42万元,占宜兴陶瓷工业总产值的l5%,并直接接受日本、东南亚等国的订货,为近百年来紫砂生产特盛的一年。是年,朱可心、程寿珍、俞国良、吴云根、范福奎等紫砂名手的云龙鼎,掇球、仿古、传炉等精品均获美国芝加哥博览会优秀奖。
此时至抗日战争前夕,由于日本政府不断提高紫砂进口的关税,常滑地区又仿制紫砂陶出口,加上1934年的大旱灾,致使紫砂生产逐渐衰落。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有7座紫砂窑和100多间厂房相继被毁,技工大量流散,整个蜀山窑场全年所产紫砂茶壶不满千把。抗日战争胜利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段时间,如1949年仅剩20余人抟坯制壶,整个紫砂业也几乎陷入后继无人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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