枢密院萌芽于唐朝中后期,经发展,鼎盛于五代,宋代时虽机构渐趋于完备而庞大,但权力已大大下降。枢密院的建立与发展,经过了几大变化:一变于僖、昭宗时期掌枢密之宦官“堂状后贴黄”,夺宰相之权;再变于后梁更用士人;三变于后唐专用武将,“任重于宰相,宰相自此失职”;四变于晋宰相兼枢密使,二者合一;五变于枢密使兼宰相再领节度使,自此枢密使权力达到它的全盛时期。
(一)唐代宗永泰以前政事堂简述
中国封建王朝的宰相机构随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完备屡加变化。唐初为了进一步完善宰相制度,于贞观时期设立了政事堂,做为三省长官议事的地方。政事堂开始设在门下省,后因裴炎从侍中迁为中书令,政事堂便迁至中书省。开元时期张说做宰相,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曹以主众务焉。”《旧五代史》卷149《职官志·内职》条注“枢密使”,引项安世《家说》:“唐于政事堂后列五房,有枢密房,以主曹务。”这是枢密院作为一个机构的萌芽。所谓主枢密之曹务,即掌管皇帝的重要机密文书,这说明三省机构权力已经下降,枢密房由于它的特殊地位,毫无疑问会受到重用而日益显赫。但在唐代宗以前,它只不过是政事堂一个小小的保管文书档案的办事机构罢了。
(二)唐永泰——僖、昭宗时之枢密院
唐代枢密使之名始见于唐代宗永泰中,由宦官董秀职掌:“唐代宗永泰中置内枢密使,始以宦者为之``````永太中宦官董廷秀参掌枢密事。”《通鉴》载:“宦官董秀掌枢密。”胡三省注:“是后遂以中官为枢密使。”《通考》引《容斋洪氏随笔按》:“枢密之名始于唐代宗宠任宦者,故置内枢密使,使之掌机密文书,如汉之中书谒者令是也。”《石林燕语》卷四也引《续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大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
这一时期的宦官既掌握了枢密院,又掌握了军权,竟然达到任意废君、弑君的地步。《新唐书·宦者列传·王守澄传》:“是夜,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缘所饵,以暴崩告天下,及与梁守谦、韦元素等册立穆宗。俄知枢密事。”唐代废立皇帝都是由兼枢密使或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宦官司谋划的。正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说:“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实古来未有之变也。推原祸始,总由于使之掌禁兵,管枢密``````其后又有枢密之职,凡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多委之,于是机务之重又为所参预。是二者皆极重要之地。有一已足揽权树威,挟制中外,况二者尽为其所操乎?”尽管如此,唐代宪宗时,宦官司能弑君、废君、立君,主要还是掌握兵权,容易接近皇帝之故。此时的枢密使还不能直接参与宰相议事。但到僖宗、昭宗时,“宦官杨复恭、西门季欲夺宰相权,乃于堂状后贴黄,指挥公事, 此其始也。”《新唐书·宦者传·严遵美传》:“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给事,今执笏,过矣``````枢密使无厅事,唯三楹舍藏书而已,今堂状黄决事,此杨复恭夺宰相权之失也。”“《新唐书·杨复恭传》载:杨复恭“自河阳监军入拜宣徽使,擢枢密使。僖宗出居兴元,复为枢密使,制置经略,多更其手。”“复恭以诸子为州刺史,号‘外宅郎君’,又养子六百人,监诸道军。天下威势,举归其门。”又《通考·职官典·枢密院条》讲到当时的议事程序,“若内中处分,则令内枢密使,宣付中书门下施行,则其权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间,杨复恭、西门季之徒,至于视事,行文书矣。”
这是唐代宦官、枢密使权力发展到最高峰时期,很明显,枢密使权力的急剧扩张是宦官专权这一特殊现象与枢密使本身职权的重要性相结合的结果。
(三)五代后梁时之崇政院
早在唐昭宗末,朱全忠控制朝政,大诛宦官,以心腹蒋玄晖为唐枢密使,宦官统治枢密使的现象开始改变。到朱全忠篡位建立后梁,立志改宦官之弊,枢密院更用文人。同时,机构也稍有增大,人数稍多,改枢密院为崇政院,设崇政使、副使、崇敬院直学士。“敬翔为院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后改置副使一人。二年十一月,又置政院直学士二员,选用政述文学者为之。”史载敬翔“好读书,尤长刀笔,应用敏捷”,曾举进士不第,后当朱全忠镇大梁时,敬翔被人推荐,在朱全忠帐下做一名小吏,被朱全忠看中,“军谋政述,一以谘之。”朱全忠篡位后,“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翔知院事。”这就是崇政院用士人的最明显标志。故《通考》也说“始更用士人”。
尽管后梁崇政使权力较大,但仍然是“其备顾问参谋议于中则有之,未始专行事于其外也。”枢密院的权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还不可能超越宰相之上。
(四)后唐之枢密院
(五)后晋之枢密使
晋天福中,以桑维翰知枢密院事,其他人员设置可能与后梁、后唐同。后晋枢密院与以前不同的是枢密使由宰相兼任,又改后唐以武将任枢密使之旧例,重新任用文士。当时的枢密使桑维翰、李崧均为宰相。桑维翰就举过进士及第,为河阳节度掌过书记。李崧“幼聪敏,能文章”,为范阳延光掌过书记。
但是桑维翰作枢密使的权力远不如后唐郭崇韬与安重诲, 做了三年枢密使,到天福四年就因受到谗毁而出为相州节度使,由刘处让接任枢密使。但“处让在职,凡所陈述,多不称旨。处让丁母忧,高祖不复拜枢密使,以其印付中书而废其职。”故此,后晋曾短期地废过枢密院。及出帝即位,时“景延广用事,与契丹绝盟,维翰言不能入,乃阴使人说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维翰不可’。”于是“开运元年六月,敕依旧置枢密院,以宰臣桑维翰兼枢密使,从中书门下奏请也”。又拜中书令,封魏国公,“事无巨细,一以委之”。
权力似乎已经很大,但好景不长,当时内客使李彦韬、端明殿学士冯玉用事,共谗毁之,出帝多次想罢黜桑维翰,由于大臣刘昀、李崧累劝,于是用冯玉为枢密使,不久又用冯为相,以分桑维翰之权,桑维翰被日益疏远,最后终于得罪冯玉而复被罢黜。
由此看来,桑维翰、李崧作为枢密使的权力处处受到制肘,而且多次遭到谗毁而罢职。通过桑维翰第一次罢枢密使之事来看,握有重兵在手的节度使之实权远大于宰相兼枢密使。这是五代时枢密院权力低落时期。
(六)后汉、后周时期之枢密院
后汉枢密使有郭威、杨邠,其中最著名者是后来作了后周开国帝的郭威。后汉枢密使从郭威始又可兼节度使,从而达到了枢密使权力的顶峰。
至此,郭威的权力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故终于在乾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迫使汉太后下令让郭威监国,到广顺元年春,又逼隐帝禅位,建立后周。
王峻也是历来跟随郭威,立有战功而进为枢密使的。“峻与太祖俱起于魏,自谓佐命之功,以天下为己任。凡所论请,事无大小,期于必行,或小不如志,言色辄不逊,太祖每优容之。峻年长于太祖二岁,往往呼峻为兄,或称其字,峻由是益横”。“峻于枢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领平卢,已受命,暂之镇,又请借左藏库绫万匹,太祖皆勉从之。又请用颜衎、陈同代李谷、范质为相,太祖曰:‘进退宰相,岂可仓卒?当徐思之。’峻论请不已,语渐不逊。”
郑仁诲原也是郭威亲信。“汉高祖之镇河东也,太祖累就其第,与之燕语,每有质问,无不以正理为答,太祖深器之,汉有天下,太祖领枢务,即召为从职。及太祖西征,赏密赞军机”,“太祖践祚,旌佐命功,授检校司空,客省使兼大内都点检、恩州团练使,寻为枢密副使。逾年转宣徽北院使、右卫大将军,出镇澶渊,转检校太保,入为枢密使,加同平章事”。
从王峻、郑仁诲两人来看,也都是宰相兼枢密使并兼领节度使。当然郑仁诲的权势并不太大,这主要是他“为人端厚谦损,造次必由于礼。及居枢务,虽权位崇重,而能孜孜接物,无自矜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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