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德秀以右文殿修撰知泉州”（《宋史·真德秀》）。嘉定十二年（1219年）调知隆兴府时离开。

　　泉州港是南宋时期对外贸易大港之一，庆元以前是个田赋丰足，舶货充羡的富州。《鸡肋集》载：“（泉州）舶商岁至，一舶连三十艘，异货禁物如山。”南宋偏安以来，泉州市舶司的收入成为朝廷的一大经济来源。

　　南宋·庆元以后，吏治败坏，“比年蕃船抵岸……所隶官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宋会要辑稿》），地方官吏（包括南外宗正司）对海商的刻剥，无所不用其极。官府假“和买”之命刮取舶货，甚至不给货款，对蕃舶肆意掠夺，严重地损害了泉州港的声誉。加上南宋中后期，海盗猖獗，沿海之民和商旅深受其害，严重影响海上贸易。（商人）获利既薄，怨望愈深，“比年蕃舶颇疏，征税暗损。”舶税收入下降到年仅十多万缗。（《海丝之路·兴盛篇·南宋》）

　　真德秀首知泉州时，写信向前任知州倪思（《泉州人名录·倪思》）请教治泉之方，晓谕州县官，以“律己以严，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四则，作为座右铭。

　　真德秀将振兴泉州港作为首务，采取许多强有力的措施：

　　一是罢和买、禁重征。

　　真德秀莅泉后，深入了解泉州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间题。认为：“浮海之商，以死易货，至则使者郡太守而下，惟所欲刮取之……诸珍怪物，大半落官吏手……·以故舶之至者滋少，供贡阙绝。”（《真文忠公文集·卷43》)

　　为了重振泉州海上贸易，真德秀立即与市舶提举赵崇度、军州事章徕着手整顿泉州市舶司，革除积弊，采取有利于促进海商贸易往来的经济措施，“同心划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严戒官吏未经批准不得擅自购买舶货，狠狠地刹住重征勒索之风。

　　真德秀做好各级官吏的廉政建设，要求他们对非份之物要“毫发不染”。对于那些长期悠意侵吞外商财物，影响海外贸易的官吏（包括南外宗正司），真德秀决定给予严厉的打击，公开表态：“宗室为贼首，则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一时，风气大转，人心大快。

　　二是礼遇蕃商。

　　真德秀对来泉州贸易的蕃商很尊重，处处保护他们的正当利益。对于“贾胡之衔冤茹苦抚膺啜泣者”，真德秀都能秉公持法，为他们分忧解愁。

　　为了显示对海外贸易的重视，真德秀多次到九日山主持“祈风典礼”并宴送海外商贾，祈求海神保佑商舶往来平安，祝客人顺利返国。

　　三是抑奸除暴以苏民困。

　　《宋史·真德秀》载：“输租令民自概，听讼惟揭示姓名，人自诣州。泉多大家，为闾里患，痛绳之。有讼田者，至焚其券不敢争。”

　　同时，真德秀以发展生产为急务。他劝告父老要“用天之道，尽地之利”注意深耕细作，因地制宜，按时播种和收藏；亲自主持疏浚洊田塘等水利；立仓储粮，以备荒年赈济。在他治泉期间，岁屡丰登，国有常赋，民得饱食，海外贸易有货源，为发展地方文教事业创造条件。

　　四是巩固海防。

　　积极惩治海盗，确保海道畅通。嘉定十一年（1218年）四月，海寇王子清、赵希◇等犯泉州境，知州真德秀派兵大破之。《宋史·真德秀》载：“海贼作乱，将逼城，官军败衄，德秀祭兵死者，乃亲授方略，禽之。”

　　整饬海防。真德秀发现，泉州原有宝林、法石、永宁三寨，沿海又有石湖、宝盖、小兜等寨，但自从开禧（1205年一1207年）以来，主将多用非其人，州郡又无权过问，致泉州沿海“武备空虚，军政废坏”，“盗贼屡作”，严重地威胁着海上商船往来的安全。真德秀一方面上书请准使寨兵改由州郡节制指挥，并增设围头寨，以加强海道捍卫；另方面亲率观察推官李方子、晋江知县徐叔用、左翼军副将邱童等人，“遍行海滨，审视形势，增屯要害处，以备不虞”（《宋史·真德秀》），重新部署整顿泉州湾的法石、永宁、石湖、围头、小兜等海防要塞，合理调整寨兵，增备各寨兵船，加强寨兵的水战操练和防区巡逻，规定寨兵可以预支一月钱粮，以备随时出海捕盗。

　　五是重视教化。

　　泉州原无贡院，以前试士于泮宫，王十朋（《泉州人名录·王十朋》）守泉时在部使者馆址创贡院。嘉定间真德秀为建贡院于肃清门内，士子颂其功德。

　　由于打击腐败现象，整饬海防，海港复兴。真德秀首次入泉的当年，来泉州贸易的蕃舶从原来的三四艘增至18艘，翌年增至24艘，再年增至36艘。《宋史·真德秀》载：“番舶畏苛征，至者岁不三四，德秀首宽之，至者骤增至三十六艘。”

　　真德秀深受州郡士民和蕃商爱戴。当他首次守泉离任时，泉民和蕃商拥道相送（乾隆《泉州府志·卷29·名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