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师辑有《 宋会要辑稿》500卷,《 河南志》,《中兴礼书》,又撰写《 唐两京城坊考》,《 登科记考》。
嘉庆二十年(1815年),越天山穆素尔岭(今称木扎尔特达坂),游阿克苏、吐鲁番、乌鲁木齐,撰写《新疆赋》。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写出了著名的地理学专著《西域水道记》12卷,附有水道图,对研究新疆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情况极富参考价值。又撰《新疆事略》,于城垣建置、关隘险要、满汉驻防、钱粮兵籍,言之甚详,后世赞为“千古未有之书”。
嘉庆二十五年(1821年),编定《 新疆识略》。所著《〈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均为学者所推重。其他著述尚有:《 唐两京城坊考》、《 登科记考》、《宋元马政考》等。后人集其遗文为《徐星伯先生小集》。
《 新疆识略》的意义,对于流放中的徐松而言,是使他有机会开始了在梦中的土地上行程万里的考察,并最终以西域研究的系列著作圆满了自己的梦。而成就徐松西北历史地理学开创者荣誉的,正是道光以来被称为“大兴徐氏三种”或“西域三种”的《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和《新疆赋》,其中尤以《 西域水道记》最为著名。
徐松的西域系列被后世所看重的突出特点,是他因为编纂《新疆识略》而得到伊犁将军的支持,得以对天山南北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在七年的流放生涯中,徐松“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弁、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遍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龙万育《西域水道记》序)正是这种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态度与方法,使其著作具有了可以征信的品质。
在《 西域水道记》中,他创造性地根据内陆河流归宗于湖泊的现象,而将西域水道归结为十一个水系,并在体例上模仿《水经注》的写作方式,自为注记。其所包括的范围,是乾隆《皇舆西域图志》所载 嘉峪关以西 天山南北直至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在详细记载各条河流情况的同时,对于其流经地区的建置沿革、重要史实、典章制度、民族变迁、城邑村庄、卡伦军台、厂矿牧场、屯田游牧、日晷经纬、名胜古迹等,都有丰富的考证,正如王先谦称道《水经注》所说的那样,“因水以证地,而即地以存古”。在敦煌的历史沿革和地理风貌、莫高窟碑刻与洞窟的考证与论述上,徐松也著先鞭。在西域历史地理方面,如 龟兹千佛洞的揭示、北庭都护府的定位、汉唐西陲石刻的研究等,徐松无疑都是杰出的开创者。尤其是关于乾嘉时期新疆开发的史实,书中也有详细的描述。
《新疆赋》以葱岭大夫、乌孙使者相互问答,分咏天山南北地理之形势,乾隆平定西域之武功。历来治《汉书》者,对《西域传》中史实、地名多所阙疑,或者解析歧错。徐松以周历天山南北,并有编纂西域通志的重任,遂首先考订《西域传》中古代地名之沿革,以今证古,成《汉书西域传补注》二卷。其书注重地理沿革之考订,与《新疆赋》综述清代统一与开发史实的纵横交错,成为《西域水道记》的先声。
徐松在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回到京师,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他成为领袖群伦的学坛宗师,以他为中心,出现了西北舆地和蒙元史研究的集体,共同完成了乾嘉学术朝经世致用方向的转型。在徐松五十六岁的时候,曾请人画《梦游图》记录他十三岁梦到伊犁而终又流放伊犁的因缘。其实,一直到他六十八岁生命的终结,在他不断夹签修改的《西域水道记》字里行间,都印证着他毕生圆满西域梦想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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