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推送是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发展，其中经历了卢梭、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以及20世纪当代哲学家的思想。限于篇幅，将原文按照历史人物进行拆分，以便大家了解其中的脉络。
作者：尚杰
原发期刊：《求是学刊》2016 年第20165期
摘要：近代启蒙运动从探讨人性出发追求科学与理性，在学理上表现为对于形式上的确定性的高度肯定。但是，作为重要启蒙思想家的卢梭，发现了“不确定性”在启蒙思想所讨论的各种问题上的意义，之后的叔本华、尼采、克尔恺郭尔，延续了卢梭所开辟的这个方向，这些思想的精华成为20世纪后现代思潮的精神灵感的重要来源，并且在数学、逻辑、自然科学领域得到了验证。20世纪新启蒙运动与近代启蒙运动类似，也是一场跨学科的、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思想-社会运动。它指出了近代启蒙运动的局限性，探讨了人性新的可能性，使人类走向一个更为宽容和开放的时代。
谈到启蒙运动①，我们最先想到的是18世纪那批卓越的法国思想家的名字：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达朗贝尔，然后就是那句影响了近现代世界文明史的道德一政治箴言：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共和的旗帜高高飘扬，它是建立在社会科学和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基础上的。启蒙的理论基础是相信科学，而那时的科学意味着确定性，或者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谓规律就是说，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会发生什么现象或者要朝着哪个方向走，早就确定好了，与人类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些规律无关，如果有天才人物发现了这些规律并且告诉了人类就是人类的福气，否则就是历史的悲剧。以“科学思维”的确定性为基调的启蒙运动，令近代以来先进知识分子激扬澎湃、前赴后继，为了理想事业甘洒热血。这场绵延几百年的思想运动的力量之强大、感情之强烈，让多少代人激动不已。法国百科全书派甚至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其使用的几乎全部学术术语也都是围绕着确定性的“科学思维”旋转的，甚至可以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让康德激动终生的问题：繁星布满的天穹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
但是，问题是复杂的。哲学思考能力的一半，要归功于将看似一样的东西分解为不一样的东西之能力。不和谐的声音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启蒙思想家之中，卢梭首当其冲。卢梭思想在哲学史上极其重要的地位只有到了21世纪才鲜明地凸现出来。卢梭与伏尔泰是“死对头”，还最终与狄德罗决裂，而两人是曾经的“战友”。为什么呢？因为卢梭越来越与当时欧洲几乎全部的“进步思想家”作对。研究卢梭的专家、德国学者卡西勒的见解极有洞察力：“在那个世纪里人们将形式的建立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之日臻完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卢梭却再次使形式这一概念那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浮出水面。”②所谓“不确定性”可以有一系列近义词加以补充：非对称、非逻辑、非证明、非理性、非一致、非统一(或者同一)、没有关系的关系、偶然性、例外、灵感、神秘性，如此等等。
卢梭就是这样一个创造悖谬的思想家。作为启蒙思想家中的另类，他人如其文、下笔如风，把雄辩融化在思想冲劲之中。卢梭随写随明白起来的逻辑力量成就了《社会契约论》这部高度理性化的著作，为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这同一个卢梭却像是一个融激情与享受孤独为一体的“魔鬼”(狄德罗语)，他在其享誉天下的《忏悔录》中竟然写下类似这样不可理喻的句子：他认为手淫是同时拯救与毁灭他的行为，能够不经美人的同意就享受美人的全部，而只有当华伦夫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她!他亲吻她走过的地板和碰过的窗帘。这个卢梭完全“疯了”，后世有人写书称他是“有趣的疯子”。但是，只有同样含有焦虑症的德里达(卡西勒在《卢梭问题》中，也谈到以上例子中卢梭表达的新感受，它被以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所继承)在他的《论文字学》(文字学的哲理与卢梭手淫的例子有关，这态度绝对正经，不是开玩笑)中富有创意地分析了卢梭以上行为的哲学蕴含。
卢梭的天才与他孤独的天性有密切关系(直到19世纪叔本华、克尔恺郭尔、尼采那里，才全面描述了为什么“孤独”是哲学的重要话题，并引导了20世纪的欧洲大陆哲学)，能享受孤独并从中引出丰沛的哲学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卢梭在他的时代几乎独一无二，即使曾经与卢梭“并肩作战”的狄德罗也无法理解卢梭这个“有趣的疯子”，这甚至是他与卢梭分手的最重要原因。下面这大段话非常值得深思：
狄德罗在其他方面有着几乎无限的移情天赋，但他的这项天赋在此处也用到了尽头。他对人有着直觉般的理解，他也能够狂热地投身于友谊之中，但是这些却最终都在卢梭那里受挫了。卢梭拥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朝向孤独的冲动，而狄德罗却将之视作怪癖，因为狄德罗需要社交，这是他最重要的活动中介，而且也只有在这股精神之流中他才能够思考。于是，在他看来，想要一个人独处不啻是精神上与道德上的错乱。狄德罗在《私生子》的跋当中写道，只有恶人才喜欢孤独，而卢梭将这句话直接套在了自己身上并因此对狄德罗大加斥责——众所周知，二人之间的第一道裂痕就此产生了。这之后，狄德罗越来越感到卢梭天性中有些怪异，终于有一天他忍无可忍。在他俩最后一次见面的那个晚上，狄德罗写道：(他)“让我坐立不安，我觉得好像有一个被罚入地狱的灵魂站在我身旁。……我再也不想见到此人了；他会使我相信魔鬼和地狱。”[1](P82-83)
抑制不住的朝向孤独的冲动——这是最要害的问题、最难解之处!在本文后面的小节中，我将结合叔本华、尼采、克尔恺郭尔的思想讨论这个话题，并且分析这个话题在当代法国哲学和后现代思潮中的引申意义，尤其是它与“不确定性”之间极其隐秘而本质性的关联。一切确定好了的事情，哪怕是期盼已久一旦到手的好事，顷刻间就不像想象中的那般美好了。威胁21世纪人类健康的最严重疾病不是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而是蔓延到一切有人类存在地方的抑郁症，它来自生活本身的无聊感、厌恶感、无形的精神压迫感，它的病因在于人们想活出来的其实并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眼里的自己。换句话说，人们是“讲理的”因而是害怕孤独的，从来不敢想怪异、匪夷所思、“胡思乱想”本身(自由想象力)、内心独白、例外、“错乱”(它来自一个不可理喻的“恶人”)、在最坏或者最想不通之处勇敢地继续想(头撞南墙也不回头)等类似情景对精神生命本身的价值。
不确定性与孤独的共同特征，在于两者都天然地与语言(可判定性、可交流性、可理解性。在本体论上，就是以being作为建构哲学大厦的脚手架。Being同时具有“是”或者“存在”的含义，它们当然同时暗含了“不是”或“不存在”的含义)相冲突。换句话说，它们都是难以传达但却为真的情形。③
在交流(包括社交)中思考与在孤独(独处、独白、无意识、直觉等)中思考，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前者具有清晰性、可连续性的特点，后者是混沌的、跳跃性的、不连续的；如果前者象征着亚里士多德及其逻辑思维，后者就象征着赫拉克利特及其隐晦思维。(我们不可能判定宇宙中任一件事物自身是什么，一切类似判定都是错的，因为它永远是别的，它同时既在此又在彼，就像还没有落地的骰子或者“薛定谔之猫”：这猫同时处于既死又活的状态。)
卢梭作品中的精华几乎都不是在社交(交流)基础上思考的结果(但这并不妨碍他思考社交)，他以独白的方式细腻描述(不是分析论证)内心深处的感受性(天性或良心)，例如他最著名的《忏悔录》与《爱弥儿》。
人们高度重视康德哲学，但是在著述风格方面与卢梭一点儿也不像的康德为什么会痴迷于卢梭的《爱弥儿》？康德在哪些最为重要的地方从卢梭那里获得了灵感？康德自己说得很简略。事实上，康德可能是18世纪欧洲最懂卢梭的哲学家了，但就像弗洛伊德与叔本华(或尼采)之间的关系一样，康德把卢梭的自然语言变成了思辨哲学的概念。叔本华最善于寻找康德的“思想金矿”，它隐藏在通常被认为康德哲学中最为“贫乏”的领域，那就是“自在之物”(物自体、事物本身)，而无论康德是否自觉地意识到，正是在卢梭那里自在之物起着思想杠杆的作用。
卢梭一贯崇尚的自然状态究竟是怎样的？原始的混沌与冲动、天然的自由、暧昧不清或自相矛盾(“二律背反”，康德学究式地嘟囔道)、好像能看见世间一切现象但是却无法看见自身的眼睛(黑洞)，它并不是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因为概念或范畴之类属于我们有能力说清楚的现象世界，而卢梭与柏拉图的立场恰恰相反：表象的世界(康德所谓“现象界”)其实是静止不动的，而本质的或自然状态的世界却像是熊熊燃烧着的火焰，永不停息。卢梭远比康德更为丰沛地描述了自在之物的世界。在康德那里，自主的感受性属于认识论，而在卢梭这里则属于“自在之物”(借用康德的术语)。如果跨越康德直接将卢梭与叔本华的“作为意志的世界”联系起来思考，就可以揭示为什么自在之物令人心醉神迷了(叔本华认为康德所谓自在之物就是自由意志，这种解读直接启发了尼采，并且开创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先河)。
在伏尔泰和狄德罗大谈理性与科学的时候，卢梭却诉诸感情与良心。“理性”这个字眼是极其模糊的，卢梭经常在道德感情的意义上使用“理性”(而不是科学与逻辑)，联系到康德称卢梭是“道德领域里的牛顿”，我们还远没有揭示出为什么卢梭这位“非理性主义者”得到“理性主义者”康德如此高的评价，至少从字面意思看，对“理性”的理解是解开卢梭与康德神秘关系“这把锁”的“钥匙”。
如果量子力学揭示了“不确定性”比“确定性”更符合科学与生活中的真实，那么与“确定性”相比，“不确定性”更符合理性。同样，我们不得不承认“哥德尔证明”比形式逻辑规则更“理性”。也就是说，我们把“理性”理解为更真实：永远不能证明但它肯定为真——这个古怪而悖谬的结论不是从迷信而是从科学研究过程中得到的，于是我们收获了理性的神秘性(神)。
换句话说，理性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体现在行为和做事情的过程之中。这个“做”字也包含了人的全部感受能力，它是动的而非静的，动比静更为真实。与此相反的情形是一切事先规定好的东西，这些东西是“理论”一词的总象征。这些东西妨碍人的天性，与人的天性不符，这天性就是天然的自由。什么意思呢？一点儿也不复杂，就是不由自主地想要!那些把自我控制(人的自由意志能控制自己不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解释为“理性”的人，诚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种控制往往是片面的，并且经常与世俗世界中的算计联系起来，因此并不属于元哲学问题。(元哲学中的任意否定性，甚至是自由意志的本质，但它与上述“自我控制”不属于一个思想层次。)
出于本能的兴趣即道德责任，反之亦然，即使这种说法有过于简单之嫌，但它直白地道出了非“二元对立”的立场。也就是说，真实的情形与我们的常识不符：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现成的、躺在某处的东西(无论我们把这种东西称作什么：实在、一定如此的规律等)等待我们去寻找、去认识。“存在”这个词并不外在于我们的感受，感受本身才是自在之物。自在之物并非指不依赖感受的存在——这样的说法似乎并不是康德的，但叔本华说，这个说法就是康德的，康德几乎欺骗了全世界，但没有骗过叔本华的眼睛。(他认为感受属于意志或will自身。)
但是，康德的上述灵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卢梭。它是朴素的、纯真的，它返回人之初，它剥离人身上的社会性(人的孤独与人的社会性完全冲突)、一切身份或者标签。在搁置这些先决条件之后，卢梭说：“我正在做一件前无古人、后无仿者的工作、我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揭露一个人的真实面貌。这个人就是我。”④(卢梭说完这句话后，似乎在拍着胸脯对别人说：“你们中间有哪个人敢说你比我更好!”)这表白是令人震惊的，它的学术价值恰恰在于这表白没有丝毫的学究气。要揭露最为真实的自己就得豁出去，是怎么想的就怎么直白地说出来，丝毫不必顾忌别人的感受。这最自我的态度却成为最科学的态度，它就像是完全脱离了功利考虑的一个自然人的标本。
但是，这是一个天才的自然人标本。卢梭把自己“生来就与众不同”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就像苹果只有落在牛顿脑袋上才会激发万有引力的灵感一样。径直说吧，成就卢梭的是他极其率真细致地描述了自己的天性，而毁灭他的却是社会交往。礼貌本身并不能感动我们，教养本身也不具有诗意，但是，内心真切的情意不需要修饰就已经是诗了!令人难以忘怀沉醉其中的正是这样的情意——几乎所有做学问的人都没有注意到，最有创意的学术思想正来自此。极度专注的兴趣(冲劲)是诞生新思想的温床，它既深刻又感动我们。与其说我们理解了真理，不如说我们为之深深着迷——回到人之为人的天性或者本能，这已经是道德了，这已经是哲学了。它是原因或者叫自在之物，而社会人是结果或者叫现象世界。其间的区别是“人本来的样子”与“社会使人变成的样子”之间的区别⑤，这里已经有康德在自在之物与现象世界之间划界的影子。
卢梭的意思是说，不必应用考古学方法寻觅原始人的样子，他自己就是“原始人”。他怎么能做到呢？他怎么就做不到呢？他在孤独状态中做到了，因为他拒绝一切做作，绝不做“人为的人”。让虚伪的客套见鬼去吧!卢梭如是说。什么是“人为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是为了生活而生活，而是为了让别人以为他们在生活而生活。”[1](P45)
但是，如果认为卢梭以上的想法属于极端个人主义或者自私，那就错了。他的《社会契约论》讨论由“自主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这种让渡是必需的，人类天然的自由过渡到社会的自由，它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法律保护个人的政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和正义的法律是一回事，法律的正义问题属于法哲学，其精髓就是社会生活领域里的自由(言论、信仰、结社、出版的自由等)。所谓“主权在民”的精髓就是法律保障每个公民自主独立判断的权利。换句话说，公民服从法律不过是服从自己的意志而已。这里不存在强迫，而是“我愿意”。有这样的法律做保障，公民就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自由。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实践了卢梭上述设想，它早就不是只在纸面上设计出来的政治乌托邦：卢梭，这个孤独的隐居者竟然是最为激进毫不妥协的革命家，在他看来，废除贵族特权、实现法权国家就是最大的正义。革命的浪漫主义？是的，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卢梭特有的激情。
这激情是道德的。这里需要重提“道德领域里的牛顿”这个说法。这种道德与功利福利无关，也与幸福无关，只与人心深处的天性(良心)有关。换成法律术语，它就是人作为人的最后底线：人的尊严(人权)。如上所述，人权的核心问题是自由问题。它彻底告别了基督教所谓“人类原罪说”，公开宣称人类自己为自己的命运承担全部责任、自己为自己立法。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捍卫自己这最后的作为人的尊严，这就是《社会契约论》所说的“公意”——只服从这样的法律而不屈服于任何他人的意愿!如此，人类自己就是自己的救世主，这就是人类道德领域里的“万有引力”。主权在人，而人是自决的，如此等等。
人类的尊严在于人是能动的，这正是康德“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精髓所在：事物的样子就是我们眼中看上去的事物的样子，是自我意识主动构造的结果。叔本华对康德最重要的修改是：把康德的“自我意识”换成“意志”(will)，而“意志”不再属于概念的世界(表象的世界)，意志本身就是自在之物。无论是卢梭提到的“感受”，还是康德的“自我意识”，或者叔本华的“意志”，所涉及的都是元哲学问题，而不是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的心理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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