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于本人微博，首登于2021年2月5日）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江南一带从古至今都是繁华的代表，苏州也于2020年工业产值超越上海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经济之外向、强盛的乡镇经济、巨大规模的制造业都是与北方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也是让北方所羡慕的部分。本文将对苏南经济的形成原因和特点进行探讨，最后再加一点对北方发展的展望。
一、苏南模式：乡镇生产力的充分释放
说到苏南之发展，则不得不提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小城镇·再探索》一文中提出的“苏南模式”，即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和南通等地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自发形成乡镇企业，在良好的地缘位置中迅速发展壮大，同时又可以返哺农业；在政府的良好引导下，工业化没有让农民流离失所，反而在农村与农业结合发展，开创出农村不断繁荣兴盛的新局面。全面、先进的发展使苏南成为了中国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苏南模式也成为了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经济模式之一。
1.背景因素
农业生产富余的人口迫切需要另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完成转移；计划经济时期就有的集体经济的传统和基础；背靠上海先进的技术和发展理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社队企业发展的明确支持；身处密集的城镇地区，交通便利，文化发达，对新鲜事物接受能力较强都成为了苏南模式合适的土壤。
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水文环境，江苏自古以来便是“鱼米之乡”，70年代时，苏南的农业从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农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人口也一度失控，70年代末时甚至农村就有1/3以上的剩余劳力，仅苏州市的五个县就有120万人，约占该市农村总劳力的50％。苏南在70年代初、中期便有了乡镇工业，但那时尚属于“偷偷摸摸地搞”，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生产承包责任制后，剩余的劳动力不用在原先的土地上搞强化开发，而是可以去发展乡镇工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
苏南乡镇政府出面创办企业，结合土地、人力、资金、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将人（企业家）和社会闲散资本结合起来，迅速跨越了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完成了苏南乡镇企业在全国的领先发展。高附加值的工业向乡镇政府贡献了税收，又可以返哺农业，实现工农业的共同发展，生产要素得到充分使用，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工业成长时，往往伴随的是农村濒于破产和农民失去土地，这似乎也是任经济自由发展的必然。但是在政府调控与集体经济发展的惯性下，苏南形成了工业吸纳过剩人口、提供高附加值、完成产业升级，最终返哺农业的过程，有效做到了工业农业的共同发展。
旧中国在上海成为通商口岸的上百年间，外国资本和官僚买办资本就让苏南的农民流离失所，被迫去上海充当产业工人，这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家乡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而在80年代，上海更广泛地向苏南地区提供了资金和技术，并做到持续的产业转移。城市工业为乡镇工业提供产品研发和资金投入，乡镇工业则提供土地、劳动力、政策支持，两者身处产业链的上下游，形成了有机结合。
长江下游广阔的冲积平原是孕育人口和工业发展绝佳的产地，发达的河运资源又极大减少了流通成本。密集的乡镇与人口孕育了许多工业企业，渐渐形成了产业集群，做到了规模效应，从而做到了工业发展的正向循环。
二、苏州模式：亚洲四小龙模式的再现
20世纪70-90年代，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利用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大量外国技术和资金，配合政府引导制定合适的经济战略，一跃成为发达经济体（雁行理论）。
苏州模式作为苏南模式的新格局，积极吸引外资，承接来自台湾的产业转移，在政府的主导下，出色的外向型经济也带来了苏州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苏州工业园区作为苏州模式的代表，其产生也作为一段佳话。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提出向新加坡学习时，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新加坡”热，同年9月，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率团前往中国，表达借鉴新加坡经验建立工业园区的意向。当时留给考察苏州的时间只有半天，但出乎李光耀意料的是，时任苏州市长章新胜讲着一口流利的外语，对属地的情况如数家珍，也对新加坡的情况了如指掌，两人的交谈一直延续到了苏州火车站的贵宾室。92年12月，章新胜率苏州代表团访问新加坡，1994年，中新两国签署《关于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书》，5月，苏州工业园区正式成立。如今，苏州工业园区已累计吸引外资项目4400多个，实际利用外资313亿美元，84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区内投资了130个项目，经认定的省级总部机构39家、占江苏省20%；累计为国家创造超过1.1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值、7000多亿元税收。服装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制造业一度盛极一时。而如今，园区自身也在积极转型，19年完成服务业增加值1377亿元，占GDP比重50.2%。
三、对于北方发展的反思
苏南模式中乡镇的高度发达和苏州经济的外向程度之高让我耳目一新。北方的发展更多的居于城市，而乡镇往往是落后的代名词，乡镇的发展水平高了，消费、投资、政府收入都会增多，整体发展水平提高，共同富裕。以陕西为例，陕南陕北多山，不适合耕种，农业时期便不算富庶之地，自然就没有富余的人口；建国后国家将一部分科教文卫单位迁至西安，而西安的工业长期以来以军工、重工业为主，门槛高，计划性强，劳动密集程度低，故难以吸纳乡镇居民进入；周围也没有其他大城市协同发展，关中经济圈太过单薄。故此在陕西难以实现。
陕西和江苏的禀赋、情况完全不同，但其在制造业上的重视值得学习。陕西是能源大省，21世纪初一度存在“煤炭黄金十年”的造富运动，但能源带来的辉煌难以长期存续，产业结构单一、受大宗商品价格影响，产能过剩之后便是大批老板的破产。目前陕北煤炭主要由国资持有，成为当地就业的保障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笔者认为炼化技术和煤炭的结合才可使其长盛不衰。同时，笔者也认为高精尖制造业可以成为陕西的下一个增长点，而这需要政府投入和金融市场来实现。很高兴看到陕西出现了光伏产业的龙头隆基股份，同时在一些有色金属的生产、工艺上已做到了全国领先的地位，这些经验可以持续复制在其他较为先进的制造业中，如：重型卡车、煤化工、集成电路、光伏发电、电子显示、新材料等。政府引导之外还可以借力资本市场，形成领先产业并逐渐加强，甚至形成明星效应。政府在北方的经济中地位十分显著，也要相信政府良好配置生产要素的计划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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