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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家训的起源

传统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源最为深厚的一

个方面 ,也是我国民族发展历史上的一种最著特色

的文化现象。 今天 ,人们在思考如何构筑现代文化、

建立现代文明的过程中 ,已把深沉的目光投向传统

家训。 无疑 ,现代文明理所当然地包括了家庭文明 ;

而现代家庭文明的建构 ,则不能不对传统的家庭教

育方式进行借鉴。 因此 ,研究和探讨传统家训 ,就成

为祖国文化遗产挖掘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吸引越来

越多的人们关注。

家庭是社会的组织细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

方方面面 ,总是要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反映 ;同时 ,社

会各个家庭生活的情况如何 ,对整个社会生活又有

着极为深刻的影响。 所以 ,通过协调家庭关系 ,进而

协调社会关系 ,以致于使国家社会生活形成和谐稳

定的格局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极为重视的一个思

想传统。传统儒学所倡扬的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就是这一思想传统的凝炼和体现。

对儒家修平的思想 ,如果从内容上分开来看 ,

“修身”所注重的是个人知识的积累和道德品质的修

养 ,它属于个人的事 ;“齐家”主要在于协调家庭成员

之间的关系 ,由家长来担负主要责任; “治国平天下”

则是属于社会高层统治者的事情。在这几个方面中 ,

个人、家长和高层统治者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地

位是不同的 ,其所担当的义务和应尽的责任也有区

别。 但是 ,这几个方面的关系是如此至密 ,其至密程

度千百年来已经被儒学者们所反复论证。 在儒学者

们看来 ,个人修养和个人道德行为的自觉程度的提

高 ,只不过是为了要调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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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 作者简介: 刘剑康 (1956 ) ,男 ,湖南益阳人 ,《湖湘论坛》杂志社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 .

DOI: 10.16059 /j.cnki .cn43 -1008 /c.2000.02.027

间的关系 (当然也包括家庭之间的关系 ) ,以及加强

个人参与社会各类活动的能力 (包括知识的增加和

技能的提高。这是社会需要的 ,也是个人所必需的 );

而整齐家风 ,则是通过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各种关系

的正确处理 ,实现社会各个细胞组织的和谐有序 ,以

此为社会的整体平衡与稳定提供条件 ;在这样的基

础之上 ,国家的统治者再配合施以一定的措施 ,即通

过各种加强统治的手段 ,包括强制政治和普施教化

等等 ,从而使国得以治 ,天下得以平。而无论怎样 ,在

这些有着至密关系的几个方面中 ,“齐家”的作用和

地位甚为特殊。因为就总的情况而言 ,社会中每个个

人都是分属于各个家庭的 ,个人修养的好坏 ,个人行

为的道德自觉程度如何 ,不仅与他所处的家庭环境

有着密切关系 ,而且必须首先通过家庭才能实现; 而

社会中各个家庭的状况是否整齐有序 ,就更关联着

整个社会状况的是否和谐稳定。谁都知道 ,一个健康

的人 ,构成他身体的各个部分 ,即他身体的所有肌理

组织 ,也应当是健康的。 所以 ,如果一个社会的组织

细胞靡烂不堪 ,那么 ,这个社会的整体和谐也是绝不

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国传统儒学的重视家庭

生活 ,重视家庭内部秩序和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 ,与

社会的要求是相契合的。由于这个缘故 ,传统的儒家

文化十分注重家庭的社会功能与作用 ,重视在家庭

内部进行成员之间的规劝与训导;也由于这个缘故 ,

中国传统文化的密林中 ,传统家训这株大树就显得

异常兴旺茂盛。

这样说来 ,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中国家训是缘于

传统儒学的背景而产生的呢? 长期以来 ,人们把成书

于隋朝初期的《颜氏家训》奉为“百代家训之祖” ,并

把它视为中国家训的起源 ;近年 ,又有论者纷纷著

文 ,重新提起对家训起源问题的讨论 ,其中有的则把

中国家训的起源归结为儒家思想普及化的需要。 这

些论见 ,都不同程度地缘于这种观点。

其实 ,如果仅就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言 ,

《颜氏家训》堪称中国传统家训的第一部 ,这是毫不

过分的。但是 ,若说《颜氏家训》是中国传统家训的起

源 ,那就相差甚远。 对此 ,已有论者据引《艺文类聚》

和《隋书· 经籍志》所录“诫子书”、“家诫”书目 ,作了

比较详尽的分析说明。

① 这里 ,我们可以略作补充的

是 ,除《艺文类聚》和《隋书· 经籍志》所录书目情况 ,

还有一些未被二书所收录的家训书目 ,如见于《三国

志· 魏书· 邴原传》注的三国时魏人杜恕的《家戒》,

见于《魏书· 张烈传》的北魏人张烈的《家诫》等等。

这已足可说明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是中国

家训的兴盛时期 ,而并非到隋初有了《颜氏家训》才

出现传统家训。

有论者又以后汉张奂、马援、司马徽诸人的“诫

子书”为例 ,以说明传统“家训”、“家诫”起源于东汉。

这也有悖于历史的真实。我们认为 ,张奂、马援、司马

徽等人的“诫子书” ,只能说明东汉时已有家训 ,而绝

不能视其为起源。须知 ,家训作为一种在历史上的曾

长期不衰地延续下来的传统文化现象 ,其产生和发

展一定有其深厚的根源;它的形成和兴盛 ,也一定要

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递嬗演进。否则 ,它在历史的长河

中就不会显得如此厚重。当然 ,东汉时传统儒学的广

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家训的兴盛 ,而传

统家训又借助于儒学而丰富了其内容 ,这是无可怀

疑的。 但是 ,传统家训的产生却大大地早于东汉之

前;它的出现 ,似乎并不是为了要传播儒家文化 ,而

首先是为了社会的需要。在这一点上 ,社会的需要比

文化本身的需要要深重得多。所以 ,如果把传统家训

与传统儒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是以儒家思想为主

流的家训内容与儒学精神的耦合 ,使得传统儒学能

够借重于传统家训而得以广泛传播 ,而决非因为儒

学的兴盛而导致了家训的产生。对于家训的产生 ,其

根本原因只能从社会的需要中去寻找。

以著述形式保存下来的家训书名 ,多以“家训”、

“家诫”称之。 这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 ,“训”、

“诫”的字义本没多少区别 ,二者都有“教导”的意思。

据许慎《说文》: “训 ,说教也。”段玉裁注: “说教者 ,说

释而教之 ,必须之理。”而对“诫”字 ,《说文》将它与

“敕”字互训 ,二字都有规劝告诫之意。 但细细品味 ,

“训”与“诫”的字义差别还是有的: “训”重在于说服

训导 ,除了对受训者说明应当怎样做 ,还必须申述一

定的理由 ,指出为什么要这样做;而“诫”却重在于对

受训者的言行进行一定的规定 ,偏重于必须怎样做 ,

对为何要这样做则不必说明理由。 及至后世 ,“训”、

“诫”的字义发生了演变 ,二者往往互用 ,那就真的区

别不多了。这种对字义的训释 ,可以说明在家训发展

的历史上 ,“家诫”与“家训”属于同一类型而无本质

上的区别 ,其意义只在于指明以“家训”称名的《颜氏

家训》之前 ,早已有“家诫”、““诫子书”之类 ,是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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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而绝不可以说明它们

是中国传统家训的起源。 因为像家训这样一种传统

文化现象 ,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里 ,

有其不同的存在形式是完全可能的 ,其本质的认同

不应当以它的名称出现为标志 ,尤其是在追溯这种

文化现象的起源的时候 ,就应当透过对其表现形式

的分析 ,而根据它的功能和内容去认真考察它在历

史上的客观存在。

如若非得从字义的训释上解决问题不可 ,此可

以举出古书中的“诰”字。《说文》: “诰 ,告也。”段玉裁

注: “以言告人 ,古用此字。 今则用告字 ,以此诰为上

告下之字。 又秦造诏字 ,惟天子独称之。”这样说来 ,

“ 诰”实含有以言语来告导人的意思 ,其中亦有“教

导”之义。依段氏的说法 ,“诰”也有古今字义的变化:

最初 ,凡以言语告人 ,无论说者和听者的地位尊卑 ,

都可使用“诰”字 ;后来 ,“诰”之一般含义为“告”所替

代 ,而“诰”则专用作“以上告下”之字 ,包括天子告导

臣下 ,父辈告导晚辈 ,尊者告导卑者 ,均可使用“诰”

字; 到了秦代 ,又造出了一个“诏”字 ,专用来表称皇

帝的诰谕。由此看来 ,“诰”字的字义尽管历史上变化

较大 ,但其所含诫谕告导之意则是比较稳固的。 这

里 , 以《尚书》中的《康诰》、《酒诰》、《召诰》进行粗略

分析 ,从中可窥上古之世家训在诰语中的存在情况。

《康诰》是周武王告诫康叔之言 ,南宋蔡沈《书经

集传》认为它是武王和康叔兄弟之间的家人相语。通

观篇中内容 ,蔡沈的看法是大致不错的。

康叔名封 ,是武王的同母弟 ,曾受封为卫侯。 武

王训诫康叔 ,欲其在职位上不忘父考文王之训 ,能

“明德谨罚”,以收揽民心。 他对康叔说: “亦惟君惟

长 ,不能厥家人 ,越厥小臣外正 ,惟威惟虐 ,大放王

命 ,乃非德用义。”指责康叔居其封国 ,身为君长 ,竟

不能整齐家风 ,不能训导臣下 ,却反而肆意恣行 ,作

威作福 ,严重地破坏了周王朝的规矩 ,也违背了父考

文王的遗范。 其时武王灭纣未久 ,卫又在殷之故地 ,

民心亦未完全归服于周 ;而“明德谨罚”是周初统治

者在兴周灭殷的过程中得出的一条治理民众的经验

性原则。 武王拿这条经验性原则并打着父考的旗号

来教诫康叔 ,并告诫他“无作怨 ,勿用非谋非彝” ,期

望“用康义民”,能“以殷民世享”,常保封国。 这就可

以看出 ,《康诰》既是君主告诫臣下的训辞 ,更多的是

兄长对弟弟不道的训斥与批评。作为家人相与之言 ,

把它当成一篇家训也是说得通的。

《酒诰》同《康诰》一样 ,也是武王告诫康叔之辞。

篇中 ,武王针对妹土 (殷商故地 ,在康叔封圻之内 )之

人酗酒的风气 ,教诫康叔要重视民风教化 ,指出“庶

群在酒 ,腥闻在上”,并由此提出“人无于水监 ,当于

民监” ,认为从老百姓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君主的作

为 ,要求康叔诫导诸臣百工 ,使之不湎于酒 ,进而使

民风淳化。 值得注意的是 ,《酒诰》中多称引文王遗

训 ,实包含了以家父家法相教诫的意味。

如果说《康诰》、《酒诰》仍属帝王之诰 ,那么 ,《召

诰》则属于另一种情况。召公名 ,是周成王的叔父 ,

曾奉命经理洛邑。 洛邑既成 ,成王始政 ,召公作书致

告 ,达之于王 ,遂为《召诰》。诰辞中 ,召公以长辈的身

份 ,反复陈说夏商兴废之事 ,从历史的教训上来告导

成王祈天永命不如以民为本 ,指出只有以德保民才

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对于《康诰》、《酒诰》、《召诰》之

类 ,若舍弃训诰者与受训诰者的政治地位不论 ,而从

其双方的血缘家族关系上提出分析 ,则与传统的家

训实无本质上的区别。

《尚书》中还有一篇直接用“训”名篇的《伊训》。

伊尹名挚 ,据传曾是商汤陪嫁的奴隶 ,后佐助商汤灭

桀建立商朝 ,历经商汤、外丙、仲壬、太甲四帝。 太甲

嗣位 ,告祭商之祖庙 ,伊尹以国家元老的身份对其作

训 ,辞中颇有代其先祖对之教诫明训之意。

须得指出的是 ,对上述所举《尚书》中的训诰之

辞 ,如果依照家训的惯用名称更换题目 ,把它们名之

为 “诫康叔”、“诫成王”或“诫弟”、“诫侄”等 ,也是能

文从字顺的 ,只不过那帝王之气也就显示不出来了。

但这样做实无必要。 因为我们所要考察的是家训的

历史存在事实 ,而不当拘限于其名称。

其实 ,中国古代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家训资料 ,有

许许多多是实实在在的家人相与训诫之言 ,而并未

冠以“训”、“诫”之类的名称。 仍以《尚书》为例 ,同属

训诰之辞而又有家训之义的 ,还有《梓材》、《无逸》、

《君 》、《立政》诸篇。

《梓材》是《康诰》、《酒诰》的续篇 ,亦为周武王训

诫其弟康叔之辞。 本篇大意 ,在于对康叔“论以治国

之理 ,欲其通上下之情 ,宽刑辟之用。” ② 《君 》也是

兄弟之间相互劝导之语。 关于本篇作者 ,司马迁《史

记· 燕召公世家》说: “成王既幼 ,周公摄政 ,当国践

祚 ,召公疑之 ,作《君 》。”但蔡沈反对这种说法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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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经集传》说: “乃召公自以盛满难居 ,欲避权位 ,退

老厥邑。周公反复告谕以留之。”今观该篇 ,文中多次

出现“周公若曰: 君 ”、“公曰: 君 ”等语 ,是为周公

之词。 文中还有“予小子旦”一类话 ,属周公的自称。

故此 ,《君 》应为周公所作 ,以蔡沈之说为是。周公、

召公皆武王弟 ,二人辅佐成王 ,统继王业。召公欲去 ,

周公挽留他 ,亦是从周统的大局出发相与劝告 ,欲其

有始有终。该篇实为诰体。作为周公与召公兄弟之间

的训诫之言 ,亦在家训之列。

如果说《君 》、《梓材》所记录的是兄弟之间的

相互劝诫的言论 ,那么 ,《无逸》、《立政》则是长辈对

晚辈的教诫。 这二篇都是周公以叔父的身份告诫成

王的言论。《立政》主要是诫成王以任贤用才之道 ,教

导他慎用左右身边之人和国家政要 ,其中涉及到用

人标准和对人才的考察等问题 ,无非是教成王要知

人善任。在《无逸》中 ,周公诫成王的用意是十分明显

而深刻的。 概而言之 ,其大意是教他不要耽于逸乐 ,

而应勤于政事 ,顾念民力 ,慎用刑罚。 这篇训辞共七

章 ,首章便指出在上位者应知百姓稼穑之艰难;接而

以殷商几位享国时间较长的君主为例 ,告诫成王要

以他们为榜样 ,不要忘记民事之劳 ;然后举文王之事

以作诫 ,并顺理成章地指出耽于逸乐的危害以及王

者应勤恤百姓的道理。从大致情况看 ,《无逸》是一篇

比较完整的家训 ,其所表达的“先知稼穑之艰难 ,乃

逸 ,则知小人之依”的思想观点 ,对传统家训的影响

最为深远。

以上是关于《尚书》中所反映的家训情况。仅此 ,

已足可说明中国传统家训由来之久远。但是 ,为了慎

重起见 ,我们再略举一下其他文献资料的情况。

《周易》原本是一部帝王之书 ,其初旨概以筮卜

的形式表达帝王治国牧民、处断大事的道理 ,因而该

书早时实为帝王之家必备的典籍。故此 ,谁又能肯定

那些帝王之家不把它当作家庭教材呢? 夫《易》以道

阴阳 ,阳以称男 ,阴以称女。 《系辞》说: “阴阳合德而

刚柔有体。”由此论之 ,《周易》极为重视家庭中男女

协调 ,和谐相处。 又《说卦传》说: “乾 ,天也 ,故称乎

父; 坤 ,女也 ,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 ,故谓之长男 ;

巽一索而得女 ,故谓之长女。 坎再索而得男 ,故谓之

中男 ;离再索而得女 ,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 ,故

谓之少男 ;兑三索而得女 ,故谓之少女。”这实际上是

依照八卦衍生的顺序 ,论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它

是否向人们提出 ,家庭成员之间因血缘相传而构成

的某种秩序 ,从而强调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重要

呢? 事实上 ,《周易》中有家人、 女后 、震、归妹、蛊等卦

辞 ,专门论及家庭问题 ,完全可以看作是古人有关家

庭关系和家事处理的教诫。 其中 ,尤以《家人》之卦 ,

不仅对家庭中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地位进行了规

定 ,提出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行为规范 ,还就如何正家

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分工和关系处理表示了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 ,宋司马光撰《家范》十卷 ,而首列《家

人》卦辞 ,以此作为全书的纲目 ;唐人亦在他的《黑心

符》中 ,引述《家人》卦之爻辞指出: “`无攸遂 ,在中

馈’ 。 《易》之戒也。”可见 ,把《周易》当作一本有关家

训的书 ,实非笔者的独见。 如果从内容上看 ,后世家

训在经纬上可从《周易》中找到相当大的规模 ,这就

毋庸赘述了。

《诗经》为孔子所编定 ,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

集 ,千百年中似乎一直被视作家庭中教育子弟的一

本必读之书。据《论语· 季氏》: “鲤趋而过庭。曰: `学

《诗》乎?’ 对曰: `未也。’ `不学《诗》 ,无以言。’ 鲤退而

学《诗》。”又《论语· 阳货》: “子曰伯鱼曰: `女为《周

南》、《召南》矣乎?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

墙面而立也与。’ ”这是孔子教儿子伯鱼学《诗》的情

景 ,后世称父教为庭训 ,盖源于此。

《诗经》中还有不少篇章描述家庭教育情景 ,反

映了周代的家训情况。 诸如《郑风· 将仲子》、《魏风

· 陟岵》、《小雅· 小宛》、《小雅· 蓼莪》、《小雅· 斯

干》、《大雅· 抑》等 ,都有关于家训家教的生动描写。

这些诗中 ,尤值得一提的是《大雅· 抑》所叙述的一

位忠厚长者教育子女的情况。诗中写道: “于乎小子 ,

未知臧否。 匪手提之 ,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 ,言提其

耳。 借曰未知 ,亦既抢子。 民之靡盈 ,谁夙知莫 (暮 )

成。”把家庭中长辈对晚辈的训导情景 ,写得栩栩如

生 ,呼之欲出。 这种情况 ,正是一般家庭教育子女的

写照。 后世形容尊师严父对后辈子孙的教诫 ,用“耳

提面命”一语为喻 ,原本此诗。由此 ,《诗经》在传统家

训中的地位和影响亦可窥见一斑。

或许有人问: 上述诸书都曾被列为儒家经典 ,这

是否就可以说是先有了儒家而后才产生家训呢? 不

然。这是因为 ,儒家经典中所反映的传统家训情况是

一回事 ,而家训中所包含的儒家思想又是另一回事。

自谓“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孔子 ,在裁制坟典的

过程中为我们保存下大量古史资料。正因其如此 ,我

们才可以通过这些资料看到早在孔子之前 ,中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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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相当发达的家训。然而 ,即使如此 ,但在事实上 ,

儒学之对于 家训也并非拥有专利。 例如 ,相传为左

丘明所作的我国第一部国别史《国语》中 ,就保存了

大量的家训材料;先秦诸子各家之言中 ,亦有许多关

于家教家诫的讨论。不仅如此 ,就是《战国策》这部以

谋臣策士游说各国申述政治主张、开展辩论和斗争

为主要内容的著作 ,也有“家听于亲 ,国听于君” ③ 的

论述 ,也有王孙贾年十五事闵王而接受母亲训诫的

记载。

④ 这许多情况告诉我们 ,如果把家训的产生看

作是缘于儒学普及的需要 ,则先秦时期乃至孔子之

前的大量家训资料的存在就得不到说明 ,而除儒学

内容之外包含其他思想内容的家训也就得不到合理

的解释。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 ,以家庭为基本单

位的生产组织形式延续了数千年历史。 而古代这种

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 ,也即是自给自足的

农业经济结构方式。在这种经济结构方式下 ,几乎各

个家庭的存在都是以自我生产、自我满足为前提的 ,

生产和交换以及社会联系的范围相对狭小 ,这就使

得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关系相对稳固。 正是传

统农业社会中的稳定的家庭存在方式 ,不仅使社会

成员间的交流相对滞涩 ,而且还从相反的方面加大

了家庭所担负的社会功能 ,使得许多本来应当为社

会所承担的义务 ,也集中到了家庭里面 ,以至于人们

生产和生活知识的积累、道德品行的培养 ,甚至于为

政处事能力的提高 ,都要通过家庭教育或处理家政

的实践才能实现。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传统家训的产

生和它的高度发达 ,便是可想而知的了。

据《尚书· 尧典》记载 ,尧在位时挑选耕于历山

之下的舜做帝位继承人 ,对之进行考察的第一项内

容 ,便是看他如何处理家庭关系。当证实舜在“父顽 ,

母 ,象傲”的家庭环境下 ,仍能“克谐以孝” ,使家庭

以治 ,又“ 降二女于妫 ,嫔于虞” ,以观其处

理夫妇关系的能力。这种由家事而推及政事的情况 ,

在当时是极受重视的。 后来 ,舜在准备禅位给禹时 ,

自己总结视民治国的经验 ,说了一番经国安民的大

道理 ,要禹“克勤于国 ,克俭于家” ⑤ ,亦是将家政与国

政作了密切联系。由此想来 ,传统儒学所倡扬的所谓

“齐家治国” ,是出之有源了 ,从中亦可窥见中国家训

的深厚社会根源。

本来 ,家训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与训导之言 ,原出

自家庭中传授生产生活知识和教导子女立身做人的

需要。 因此 ,追溯家训产生的历史 ,其起源应当而且

是必然地归结到民间生产生活的实践。但是 ,中国长

期的专制统治 ,从经济和政治上剥夺了普通百姓拥

有文化的权利 ,所以 ,大量而丰富的民间家训未能用

文字记录的形式保存流传下来。这一情况 ,给我们寻

找中国家训产生的真实源头带来了困难。 《诗经》有

言: “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⑥ 专

制社会 ,天下是统治者一家之天下 ,国家是统治者一

家之国家。 因此 ,在专制统治者那里 ,“家”与“国”、

“家”与“邦”总是很自然地相联结 ;于是 ,家政与国

政、家事与国事 ,也就没有必要把它们分离开来。 加

上当时“凡有文字 ,莫非史官典守” ⑦ 的文化垄断 ,普

通百姓创造了知识文化但并不占有知识文化 ,这就

使我们今天只能从上古帝王坟典里看到有关家训的

最早情况。 这种状况 ,即使到了春秋时期 ,由于周王

室统治的分崩离析 ,“天子失官 ,学在四夷” ⑧ ,文化学

术活动开始下移 ,但也没有发展到向平民普及的时

代。就是后来孔子开门设教 ,企图将文化知识向平民

传播开去 ,而其影响和普及的程度也实属有限。 因

此 ,当时的所谓学术下移 ,充其量也只是移到了诸侯

各国的侯王权臣之家和少数世家大族。 延至后来的

封建时代 ,由于专制统治的制度并没有改变 ,百姓的

经济地位并没有改变 ,广大贫民仍然没有机会接受

文化知识。 但是 ,因为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 ,为一班

士人接受文化并陈述政治意见提供了条件 ,所以 ,这

时文化学术活动的参与在世族的基础上增加了士人

阶层。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的兴盛 ,正是这一情况的

典型反映。

尽管在相当长的历史上 ,普通百姓因政治地位

和经济条件的限制而没有留下用文字记载的完整家

训 ,但传统家训在民间所具有的深厚根基 ,仍可通过

对一些史料的分析窥其端倪。据《尚书· 尧典》记载 ,

舜在位时 ,因“百姓不亲 ,五品不逊”,于是命契做司

徒 ,“敬敷五教”。 何谓“五教”? 据《史记· 五帝本纪》

“舜举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 ,父义、母慈、兄友、弟

恭、子孝 ,内平外成。”从司马迁所说 ,“五教”的内容

完全是为处理家庭内部关系的。

⑨ “五教”也即“五常

之教”。 1

0 当时在“八元”之列 ,任掌教之官 ,以五常之

教播扬全国 ,这是有史以来对百姓普施教化的首例

明确记载 ,在后来产生了很大影响。 后世家教家训 ,

111

亦以“五教”为主要内容之一。 可想而知的是 ,契施

“五教”并能在全国广泛传播 ,一定要有相当深的社

会基础。如果当时的民人还处在蒙昧未开之时 ,如果

没有社会所能接受这种教化的基本条件 ,那么 ,“五

教”要能在百姓中顺利推行 ,就是件难以令人置信的

事情。 须知 ,上古尧舜之时 ,全国统一的文字尚未形

成 ,仅就传播的工具而论 ,要普遍地施行这种教化就

有很大困难。由此推断 ,当时社会的文明程度已经有

了使百姓接受这种教化的可能 ,至少民间中父子相

传、口耳相授的家教家训 ,是这种教化得以布施的一

个重要条件。

又据《尚书· 酒诰》,周武王在教诫其弟康叔时 ,

称引父考文王的话说: “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爱。厥心

臧聪听祖考之彝训 ,越小大德 ,小子惟一。”意思是

说 ,我们的百姓也常常训导他们的子孙 ,要懂得爱护

土地和财物 ,要勤于稼穑之事 ,不要纵于饮宴 ;那些

子孙也常用心听从祖辈的教导 ,不认为谨于饮宴是

小的德行 ,而把小的德行和大的德行一样地看待。这

就向我们透露 ,周初时候 ,家教家训已经成了老百姓

的一种普遍自觉行为。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大多出自民间 ,较多地

反映了周代的民情习俗 ,其中有些诗篇 ,对当时民间

的家教家训情况 ,亦有所体现。 如《郑风· 将仲子》,

以一个待守闺中的少女的口气 ,述说她对一位男子

相爱而遭到父母兄弟阻拦的情景。 篇中反复申说:

“仲可怀也 ;父母之言 ,亦可畏也”、“仲可怀也 ;诸兄

之言 ,亦可畏也。”透过这种描述 ,我们可以揣测当时

这个女子所受的父母之训和兄弟之诫 ,亦可以看到

这个家庭对未出阁的女子匡定家规 ,施行家教的严

格。又如《魏风· 陟岵》 ,描写一个行役在外的男子登

山望乡的心境。在这位男子的思绪里 ,胸中所回荡着

的是过去离开家乡时父母的嘱咐和兄弟的叮咛: 父

亲告诫他要做事勤奋 ,母亲告诫他要行为谨慎 ,兄弟

劝诫他要与同伴处理好关系。通过这种心理刻画 ,读

者不难想象到这位男子当初离家时父母兄弟对他语

重心长地教诲的情形。利用离别之机施行教诫 ,是最

能使受教者接受甚至于永记不忘的 ,因此 ,教育的效

果也就特别显著。 这属于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具体的

家训 ,应当说也是中国传统家训在民间的一种常见

表现形式。

此外 ,《诗经· 小雅》中亦有一部分诗歌来自民

间 ,其中也有反映当时家训家教情况的作品。 如《小

宛》中的“螟蛉有子 ,蜾蠃负之。 教诲尔子 ,式 似

之”,用比拟的手法描绘了父母教导儿子修德行善的

情况。又如《蓼莪》中的“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拊我畜

我 ,长我育我;顾我复我 ,出入腹我”,用抒情笔法表

达儿子对父母顾复之恩的感激 ,同时也镂画出一幅

家庭教育的景象。《诗经》中诸如此类的作品 ,反映出

家教家训在周代的民间就有着浓郁的风气。 遗憾的

是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十分丰厚的民间传统家训很

少以完整的形式见诸史料 ,它的更多、更丰富的内容

还有待于深入地研究和挖掘。 但是 ,毫无疑问 ,民间

既是中国传统家训深深扎根的土壤 ,也是中国传统

家训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和不竭源头。

综上所述 ,中国家训的起源 ,归根到底是源于上

古之时人们父子相传、口耳相授的生产生活实践。如

果从时间上来断定 ,则当是伴随着以血缘相系的家

庭关系的形成而产生的。 若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

追溯 ,则早在尧舜时期就有了家训; 至殷周时期 ,家

训已相当发达 ,特别是《尚书》中所记录的帝王训诰

之辞和《周易》、《诗经》中的有关家训资料 ,对后世家

训产生了特别重大的影响。 如果从家训的内容上进

行分析 ,殷周时期家训所揭示的每一个方面 ,几乎已

经构成了后世家训的主要内容 ,是以著述形式出现

的中国家训的直接源头。 故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

是 ,东汉“家训”、“家诫”的盛行只不过是家训在其发

展过程中一个特殊历史阶段的反映 ,那种把中国家

训的产生归结为儒学的兴盛的观点更是缺少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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