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心的男人
不知道为什么，2018年的雪跟北京就结了怨，整整一个冬天专门绕着北京下。及至干旱的北京好不容易捱到人间最美四月天，已然春花烂漫，雪又忽然调转枪头杀了个回马枪，来了一场中雪——摆明了看不得北京姹紫嫣红、非要一斗到底的架势。
人窝在家里都能被冻个半死。百无聊赖，打开手机，到听书APP里选了一本《我执》。以为是本佛教书，没想到，竟然是这样一句话顺着女声流了出来：“想象一个男人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但就是没有那颗心”……
我瞬间就被打动了——怎么说得这样栩栩如生啊。
按了暂停键定睛一看，才发现音频里面读的竟是一篇名为《没有心的男人》的文章，作者是梁文道。
说上面这句话的是康斯坦斯·芬尼莫尔·伍尔森（ConstanceFenimoreWoolson，1840-1894年）。我查了一下她的简历，原来是十九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女作家之一，《最后的莫希干人》作者詹姆斯·芬尼莫尔·库珀的侄女，著有《安妮》《木星灯》等多部小说。她的作品多具开拓性和挑战性，涉及了当时极为少见的女性价值、种族关系及环境问题等。
康斯坦斯·伍尔森与另一位大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年）有着十多年非同一般的友情。亨利·詹姆斯被后世尊为“不世出的作家”，著有《一位女士的画像》《华盛顿广场》等小说。
1880年，他们俩在佛罗伦萨相遇的时候，康斯坦斯·伍尔森比亨利·詹姆斯有名，她的畅销书《安妮》的销量，几乎是同时出版的《一位女士的画像》销量的10倍。
有意思的是，康斯坦斯·伍尔森是“从男性角度写作”的最早的女性作家之一，而亨利·詹姆斯则以写女性和对内心生活的探索而闻名，开创了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康斯坦斯·伍尔森第一次读《一位女士的画像》时，曾感觉“自己好像在看镜子”。两个人挚交了十几年，联系紧密，也曾住在同一屋檐下，相互欣赏，相互帮助，“暧昧”，却未有结果。
康斯坦斯·伍尔森是在威尼斯跳楼自杀的，对死亡原因，学界有很多分析，诸如文思枯竭，写不出书又忧虑经济来源，抑郁症，为情所困——她深爱亨利·詹姆斯，而亨利·詹姆斯却总是压抑自己，选择退缩——《没有心的男人》一文，就取了这最后一个判断。
我在查阅了康斯坦斯·伍尔森和亨利·詹姆斯的一些资料后，也相信，至少对情失望是她选择绝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亨利·詹姆斯的人生经历和性格，给人的感觉就是具有某种局外人、隐蔽性和逃脱性的特点。
亨利·詹姆斯在接到康斯坦斯·伍尔森妹妹报丧的通知、接受委托去关闭康斯坦斯的寓所时，立刻动身前往，毁灭了几乎所有他和康斯坦斯·伍尔森之间有关的东西（尤其是大量书信），好像生怕别人觉得，他需要对康斯坦斯·伍尔森的死负有某种责任。经过一阵翻箱倒柜，亨利·詹姆斯在康斯坦斯·伍尔森留下的笔记里找到了一条写作纲要，就是上面这句话了——“想象一个男人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但就是没有那颗心”。
梁文道介绍说，亨利·詹姆斯“看了这句话之后，一直无法释怀”，不停地问自己：“那个男人指的是我吗？”后来，亨利·詹姆斯替康斯坦斯·伍尔森完成了这个故事，“把她还没开始的计划写成了《林中野兽》一书”。
水并不能淹没一切，有些人和事，是注定要漂浮于时间之海的。
在我查阅的资料里面，有一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形式感很强的仪式，我觉得有助于我们一窥亨利·詹姆斯这个人的特点：他把康斯坦斯·伍尔森的一些黑色丝绸礼服带到威尼斯的一个泄湖中间，投入湖水欲“淹死它们”。还用杆子戳这些衣服，以防止它们浮上来。但是，他失败了——寓意一个优秀的作家，是无法轻易被淹没的。
这么看来，亨利·詹姆斯的确有点儿“没有心”。
《没有心的男人》一文对亨利·詹姆斯的解读我认为比较客观——
“并非一个登徒浪子，相反地，他极度自闭，甚至终其一生都是处子之身，连有没有接吻的经验都是可疑的。他把对人的爱与同情全放进了作品，现实中他不愿面对”康斯坦斯·伍尔森，“爱的能力与写作的才华在他身上成了不能并存的东西。”亨利·詹姆斯最伟大的作品是《一位女士的画像》，灵感来自他的表姝蜜妮。她活在一个对女性的要求特别严格的社会里，而且家境贫寒，更不幸的是年纪轻轻就得了癌症。蜜妮曾央求表哥，在她死前带她去欧洲，游一趟就好。结果，亨利·詹姆斯一个人去了意大利。后来每当有人问他单身的理由，他都说是因为恋人早逝。他们能算是恋人吗？他为蜜妮做过什么？他为她写了一部杰作。在《一位女士的画像》里，蜜妮以另一个身份出现，真的去了欧洲，圆成梦想——所有亨利·詹姆斯不能表达的感情，不能还报的债，他都用小说完成。”（以上斜体摘编自《没有心的男人》 ）
这两本书大陆已经有出版
维基百科介绍，亨利·詹姆斯“出身于纽约的上层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老亨利·詹姆斯是著名学者，兄长威廉·詹姆斯是知名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父亲性格暴烈，兄长孔武有力，亨利·詹姆斯自小在一种压抑的氛围里长大，性情极为敏感，孤独，总是活得像个局外人。有些历史学者认为，亨利·詹姆斯有同性恋倾向，但并没有证据显示他与他人有过实质性的行为——似乎他对这个也是退缩的。
《没有心的男人》结尾写的特别中肯：“亨利·詹姆斯穷其一生以书写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少了颗心的男人”，可能“他的确不是，只是这颗心完全以潜能的状态存在，犹如种子，本来可以抽芽茁壮，生成大树，但他把这颗种子的所有活路一一切断。他有爱，不过没有爱人的能力。”“永远在投入的同时抽离，在水乳交融的时候孤寂”。
“有爱，但没有爱人的能力”……一位观察细微的女作家，爱上这样一个才华四溢却又是有着这样一种人格特质的男人，是该有多绝望。
“他善良，正直，彬彬有礼，”亲和得仿佛马上就要触手可及了，但靠近了才发现，他“生来就少了一颗心”——你有没有觉得，这很有点儿艳艳花开的四月，北京却飞雪袭人的那么一种阴冷味道啊。
你知道么，我之所以一下子就被这句话打动，就是因为它让我瞬间想起了，不久前刚刚看过的电视剧《风筝》里的主人公郑耀先。
郑耀先注释了这样一种人生：越无私越自私，越高尚越卑鄙，越有情怀越无爱心
没有爱的男人
前一段时间热播的谍战剧《风筝》，讲的是中共地下党员郑耀先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建设一个新中国，而无私地奋斗和奉献了一生的故事。
解放前，郑耀先卧底国民党军统保密局，代号“风筝”（人称“鬼子六”或“六哥”），为了获取军统的信任和传递更多情报，他不得不经常执行一些残害无辜的行动，为此内心饱受煎熬，觉得自己人不人鬼不鬼。他的恋人程真儿当时卧底国民党中统，身份暴露后牺牲了。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级老陆也被国民党杀害了。从此，郑耀先成了断线的风筝，唯一的任务就是查出军统潜伏在延安的秘密特务“影子”。
大陆解放后，郑耀先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山城。为了早日回到党组织的怀抱，尽管他一举揭发了国民党军统留在山城的所有联络站，将他自己亲自提携、培养出来的军统一众生死兄弟都揭发了、诱捕了，甚至连深爱自己的国民党党员妻子林桃也没放过，设计给逼死了；但，由于延安总部关于他的秘密档案在战争中都被销毁了，他不仅不能顺利地回到组织内，堂堂正正地做功臣，还不得不接受组织的怀疑和审查，被押往劳改农场接受改造。这审查和改造不是暂时的，而是贯穿了几十年。1949年以后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郑耀先都要被人民群众揪出来打倒批臭，活得更加人不人鬼不鬼。
宋孝安登船离开大陆前，为救郑耀先死在了码头。他不知道正是郑耀先设此计策引他上钩的。
只有一次，组织提出想另行安排他，又被他拒绝了——他坚持留在劳改农场，以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弃子之名、引诱台湾特务上钩，同时伺机暗查“影子”。郑耀先是自愿当诱饵的，当诱饵才是他的“意义”。
郑耀先在不同的劳改农场度过了他漫长的一生。直到80年代末，两岸关系已经缓和，郑耀先也已耄耋之年，才被接出劳改农场。旋即，他就举报了他的患难之交、正在里家等着跟他结婚的韩冰是“影子”，并亲自出面抓捕，导致韩冰自杀。至此，郑耀先才算真正获得了身心自由和满足，并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如愿以偿地盖着党旗离开人世。
为了把自己打造成“高尚主义”的一部分，郑耀先不断放弃“小我人性”，终于活成了所有人眼中的“异类”
审视郑耀先的一生，跟“没有心的男人”亨利·詹姆斯是有一点点殊途同归的——郑耀先勇敢，负重，矢志不渝，他有一颗心，但他的心里同样没有爱。也许不全是没有，而是他只爱远处的主义和责任，不爱近处身边的生命。
对跟他出生入死、为了救他不惜抛却身家性命的一堆国民党兄弟，他没有丝毫犹豫就害死；对深爱他的妻子林桃和患难与共的爱人韩冰，他也没有容情，直接逼死；对亲生女儿周乔，他更几乎没养育过……而他对自己的选择，是无悔的。在他看来，爱人/亲人/友人都只是他的一部分，为了满足自己道义上的成就感，他可以做主牺牲他们。
宫庶冒着生命危险潜回山城寻找郑耀先，没想到却被他亲爱的六哥亲手抓捕
郑耀先没想清楚，这些关系都是并蒂着生的，那些人都是有独立自我的，不是他的毫发也不是他的器物，他对个人“利益”的所谓牺牲，其实是建立在伤害和剥夺那些关系人的感情乃至生命的基础上的。可以说，郑耀先对自己生命里最近的这一圈情感链，不仅没有爱，也没有同理性，连同情心都没有。
所以，《风筝》常会让人叹息，这世上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没有爱的人存在？但郑耀先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么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宁可迷信未知的明天，也不相信已知的今天。宁肯真诚地爱着远处虚拟的全人类概念，也不惜牺牲身边爱自己的爱人/亲人/友人。与其说可敬，不如说可怕。
“因为主义的不认同，就一定要否定对方的报国情怀吗？”直到现在，这依然是朋友圈需要反思的问题
绝对理想主义者的可怕之处是迷信明天，为了明天人们生活得有尊严，有爱，吃饱穿暖，没有恐惧……今天就可以不惜穷尽一切手段——毁掉很多人的尊严，夺走很多人的爱，让他们生活在恐惧里，饥寒交迫，甚至不惜杀死很多人（包括自己）。那些今天被他们杀害和被剥夺的，与他们明天要去帮助和成就的，在生命的天平上，本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命。
凡以大义之名来行的剥夺之事，都需警惕“不义”之实。
《风筝》播出后，好评如潮。有人觉得，郑耀先解放后的遭遇对他是不公平的，一时间网上还流传许多文章、如潘汉年等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在解放后的遭遇加以佐证。我倒觉得不存在什么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客观地说，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还是讲感情讲义气重亲情的，从延安起，对于封建包办婚姻该反抗反抗，能废止废止，用真情践行着对爱情婚姻家庭的幸福，在军中也一直充溢浓浓的战友情老乡情。
面对宫庶的谴责，郑耀先有愧无悔
郑耀先这样的异数——一生都在心里与“敌人战斗不止”，对亲密关系的需求轻微到近乎零——与他长久的特工生活有关。不知道是不是残酷的卧底生涯改变了他的性情，反正在人情、人际交往中，他没有能力打开自己，生命始终处于闭合状态，除了程真儿，他对所有人都戒备有余。他的生命链是极度贫瘠的，他放弃和牺牲爱人/亲人/友人的真正理由，不是他们罪不可赦，不是女儿生而有罪，而是他们的存在阻挡了他为理想的献身。在他的世界里，虚无的主义和责任要高于一群鲜活的人。
所以，当他在劳改农场里遇到混不吝的21岁年轻管教徐冬秀，在居委会遇到猥琐的潘主任，饱受他们的折磨和羞辱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因为，如果郑耀先（包括韩冰）不被整，换他上去做管理，他可能也一样会是恶毒的管教，是下作的居委会主任……
革命群众雪亮的眼睛对男女关系充满兴趣，让右派分子郑耀先和寒冰受尽羞辱
郑耀先和这些人在认识上没有质的不同，都是理想单一、主义至上者，有着以个人为单位的极权主义思维——区别只在这种思维碎片孰大孰小而已——他们都以自我为中心，做事偏执，没有妥协没有包容没有多元。为了一个虚无的明天愿景，可以毫不犹豫砸烂美好的真实今天。这种思维碎片体现在徐冬秀、潘主任、红卫兵小将身上，就是对待同志（是不是真的是同志还要看不同运动对“同志”的随机定义）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非同志，不仅要像秋风扫落叶，更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体现在现实社会里，就是“凤凰男”为了自己“大家族”的利益，不惜牺牲“小家”的幸福；父母为了孩子将来有出息，毫不犹豫地夺走他们的童年、激进奔赴起跑线。
郑耀先作为文学形象的价值意义，也正是体现在可以激发人们对此思维碎片和文化基因的反思。因此，荧屏上的郑耀先注定会比徐冬秀那些人做事更投入更决绝，因为他的才智和手段更高明，对道德高尚感的追求和对小我人性的割舍，也更彻底更扭曲——终其一生，郑耀先都忙着砍树造林，难免不被卡在“人不人鬼不鬼”的境地。
电视剧结尾的疑问带着浓郁的批判主义精神，值得每个人深思
亨利·詹姆斯和郑耀先的共通处是都与世界保持距离，只是方式不同：一个没长心，一个没有爱；一个沉迷孤寂，一个潜于幽暗；前者是现实中的真人，有独一性。后者是文艺形象，有无数的思维碎片流布于世，具有发散性。
康斯坦斯·伍尔森不堪忍受一个男人没长心，她自杀了。而无数没有爱的人，却还抱持着固有的思维碎片与文化基因，像郑耀先一样，在不断放弃情义的路上，寻找着自己的人生意义。
想象一个男人，习惯了生活在责任里，他勇敢，负重，矢志不渝，他有一颗心，但就是对亲爱的人没有爱……想想也真够可悲、并让人脊背发凉的。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