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此为十五年前之旧稿，曾改写编入拙著《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史略》一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至今亦有十年矣。该书发行量甚少，想今之得阅拙号者，多未曾见，故再次发表。
刘慎谔是中国近现代植物学的开拓者，其功业自当永垂史册。先生字士林，山东牟平人，生于1897年。因家境贫寒，得兄长资助，始得完成中学学业。1920年赴法国留学，1929年获巴黎大学理学博士，随即回国，在新近成立之北平研究院中创办植物学研究所。1931年在研究所创建未久，刘慎谔即携郝景盛一同参加中法联合西北科学考察，于5月中旬自北平出发，经内蒙古到新疆，后又往青藏高原，经印度转道上海，过南京而返回北平，历时近两载。
刘慎谔先生
此次考察名曰科学考察，实由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资助，为试验一种在沙地或软地行走之野外考察车，他们称之为“爬车”；至于其他考察并不多，只是在爬车出故障时，刘慎谔才在附近进行一些植物采集，故未能满足他的希望。所以在考察团在迪化结束之后，他乃决定继续前行，遂有远走西藏，经印度返回之壮举。
关于植物学研究所此次考察，《国立北平研究院五周年工作报告》有如下记载：
民国二十年——刘慎谔、郝景盛五月十七日由北平出发赴新疆。经张家口、百灵庙（今乌兰察布盟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政府所在地）、乌里乌苏（出乌里乌苏后，郝君由包头返平），肃州（今酒泉）、哈密、鄯善、吐鲁番，打板城(今达坂城)而至迪化（今乌鲁木齐），时为八月。刘慎谔乃转入天山两次（白杨沟及博克达山），秋末仍返迪化，采集平川植物，前后共得标本约二千号。是年十一月中旬由迪化重整行装，再进天山，入南疆，过托克逊、焉耆后，北行复入天山，度除夕于深山之内。
民国二十一年——西北工作，由本所主任继续进行。岁首出发经天山南麓，入库车，过拜城，至阿克苏，后由阿克苏入小路，沿天山南坡抵喀什。再沿大路经英吉沙、莎车、泽普而至叶城，时当三月。由此再整行装由库库雅山口，深入昆仑，过哈拉古劳木岭，高达五千五百米，已入西藏高原。由此折而东行，历时二月余，地面平均皆拔出海面五千米以上。景色荒寒，悉入无人之境。于是又折而北出昆仑，再入新疆，经尼雅、于阗(今于田)、和阗（今和田）、墨玉、皮山，返叶城，为时又在八月。整装由克立阳山口重入昆仑，经西藏高原之北部，过拉打克（今拉达克，位于印控克什米尔）而抵哈什米尔。是地交通始感方便。由此出希马拉亚（即喜马拉雅，下同）山脉，直达印度北境。入滨地过拉欧抵德里（印京），由德里北行，入希马拉亚山脉（斯米拉），再经哈雅抵加尔加答。由此复入希马拉亚（打吉岭）再返加尔加答，时已年终。本年搜获标本约二千五百号。
民国二十二年——刘慎谔二月由印度经上海返平。[1]
此《工作报告》出版于1934年，汇集北平研究院成立五年以来各研究所之工作报告。以上几段文字，系由植物学所所长刘慎谔所写。按《工作报告》之体例，写自己之行程，文字也只求简练、准确，然于经过，则未有记述，故在省略之处，后人多以臆断之。笔者得阅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北平研究院档案》，发现几通关于此次考察书札，再结合其他一些材料，藉以补订一些事实。
1 郝景盛愤然离去
郝景盛，字健君，河北定县人，生于1903年，著名的林学家、植物学家，是我国系统研究杨柳科和裸子植物分类的最早的学者。其时郝景盛还是北京大学生物系一名学生，在1929年植物学所成立时，就来所接受刘慎谔的指导，从事植物学研究和参与所中的考察。1930年曾参加中瑞（典）科学考察团，此后又参加中法科学考察团。但是，在开始未久，行进至内蒙，郝景盛愤然退出考察团。前所引《工作报告》有云“出乌里乌苏后，郝君由包头返平”，即指此。
郝景盛与夫人在德国。郝柏林先生提供
至于郝景盛离去的原因，是因为遭到法方团长的殴打。郝柏林有这样的记述：“法方从一开始即以殖民主义者态度对待中方。自北平开车时，不挂中国国旗；途中在饮食生活方面对中国团员歧视。在内蒙沙漠中，卜安竟辱打中国团员，结果郝景盛和北平记者周宝韩宣布退出考察团，并在北平报纸上揭露此事。”[2]文中所言卜安者，即法方团长。卜安的劣迹在《大公报》上披露后，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遂在北平团城连续召开数次会议，决定请国民政府取消这次考察，并严惩卜安。在此期间，刘半农还于6月18日电请其余中方队员立即退出中法考察团。6月22日，法国驻华公使馆参赞韩德威出面为卜安的行为辩解，愤怒的刘半农当日写下《质问法使馆参赞韩德威先生》一文，怒斥卜安。在举国抗议声中，国民政府于7月下旬宣布取消考察，但在外经部长王正廷的要求下，不久又同意西队从新疆入境。刘半农闻讯后感慨万分，于8月7日写了一篇题为《介绍黄种巡察团》的文章，对“国府又根据王外长的报告，将原议撤消，而许该队的西来一部分通过中国”的做法表示抗议。
与此同时，参与考察的其他中国成员持何态度，一直无人述及，此有刘慎谔致北平研究院同人函，即报告事发之后，中法团员交涉的结果。
圣章、燧初二位仁兄大鉴：
为郝景盛事，全体中国团员已在肃州全体声明退出，一方面请马师长将爬车扣留，一面请求北平、南京解决。法方出于不得已，已肯将首事人卜安氏撤换，另任Blull代理队长事宜。中国方面附带只有要求多种条件，法人皆已允许，中国团员如此暂允与合作，继续前行。对于路中前次之冲突，允其保留交涉，中法两方问题暂时可告一段落，明日预备出发。此次出发一部分费用仍由自备，而运寄标本之费尤重，所带之款仍不足用，务请设法再为汇寄肃州邮局大洋三百元（由新疆返时可取用，并请说明取款以护照及本人名片为据）。惟一兄托采之动物，已为搜集一部，请转告。
特此先闻，余待再陈。即请
教安
弟 刘慎谔 敬上 六月二十日
收信人圣章，即化学研究所代理所长李麟玉，燧初系生理学研究所所长经利彬，函中提到惟一，是动物学研究所所长陆鼎恒。由函文略悉，为顾全大局，在法方满足中方要求之后，考察继续进行，然而为时未久，到达迪化之后，就宣布结束。刘慎谔所需要的经费，北平研究院及时汇出，1931年7月22日尝致电肃州邮政局“汇寄大洋三百元，交刘慎谔先生”云云。
2 刘慎谔深入西藏继续采集
是年11月，中法科学考察结束，考察人员也就地在迪化解散。地质学家杨钟健等人办理进入苏联的护照，由西伯利亚铁路至满洲里入境返回北平；刘慎谔感到前期考察未能尽兴采集，而此区域之植物资源，过去无采集者到达，何况更有西藏等广阔的区域。遂决定留在新疆肆意采集，然后再进入西藏，取道印度返回北平。此又有一通刘慎谔写给北平研究院同仁之函，报告其决定，并请汇款，以作采集之用，函文如下：
圣章、子升、燧初三位先生钧鉴：
迳启者：近因法国汽车团行期终未定，西北考察团袁复礼及那林二先生与弟商酌，与那林先生同伴，取道印度回国，事已决定，三二日内即可成行。兹在迪化博达书馆汇兑大洋一千元已领出，并已电达圣章兄矣（虞电）。倘若该款尚未交，即请兄在平照数交付新疆住天津博达书馆生曦君或其代表，是所至荷。
特此函闻，即颂
教安
弟刘慎谔敬上 迪化十一月七日[2]
杨钟健对刘慎谔继续考察计划，甚为赞誉，在其《西北的剖面》一书中，他说：“在迪化后犹留下的刘君，闻取道喀什、印度，继续考察工作，约来年可归，刘君此等精神，实堪令人敬佩。”[3]
关于刘慎谔在西藏的行程，此后文字记载甚少，直到1979年编辑出版《刘慎谔文集》时，编辑者撰写“刘慎谔生平与贡献”一文，对此有这样的记述：“刘慎谔自从1931年随中法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北平之后，因交通不便，邮路不通，除了由新疆托人带回两箱植物标本之外，一直没有消息。所里同事们都非常惦念他，有的人以为他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甚至张罗追悼仪式。直到突然接到他由印度来电报要旅费，大家才放心。”[4]说他只身一人，与院所方面没有联系，在人迹罕至的高原深山之中，采集植物达一年之久。这样记述，赋予了许多传奇色彩，果其如此，则艰难之程度，有让人难以想像之处。
刘慎谔在西藏考察途中止宿之处
其实不然，首先，刘慎谔不是独自一人，以毛驴为伴，上函云有一瑞典人那林者与之同行。在当时植物学研究所林镕就所长刘慎谔在外采集经费曾有言：“大规模之采集，非本所目前经济情形所能办，今刘君与瑞典学者那霖氏同行，非仅学术上收互磋之益，且于旅途之各种设备，亦可交相扶助，无形中减去本所之负担甚多。”[5]该文写于1932年5月，考察行将结束，所言应是准确。
其次，刘慎谔在考察途中，并未失踪，而是与院、所皆保持联系。在《北平研究院总务部文电统计摘要》中，收文中有刘慎谔来函：1931年11月23日“函陈明年经过路线并请筹款由”；同日“函陈已离开迪化二百余里，并请转告植物学研究所寄往植物登记簿及标本木戳由”；1931年12月23日“函陈已离迪化一千余里，并代购书籍由”；1932年4月12日“函陈离开新疆，已入印度界由”等等。[6]
进入印度之后，北平研究院即按刘慎谔要求，将所需经费汇入印度银行，并于6月22日致函刘慎谔，函文照抄如下：
迳启者：
顷接来函，嘱由本院备国币三千元购买卢皮汇至印度Coe’s and Lloyd’s Bank银行等，因兹查平市各银行对于该处并无分行汇兑，诸多不便，用特先行试办，由麦加利银行购买三百七十五卢皮，折合国币五百元正，汇票一纸，到祈查收支取，如无困难情形，以后即分批再寄，相应函达，希即查照办理，见复为荷。此致
刘慎谔先生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3]
7月18日北平研究院又按上函之方法，汇去500元国币。但刘慎谔在外采集，辗转多处，按临时需要，安排时间，未能如期到达其取款地点，致使该行去函北平询问，研究院于9月26日复函云：“顷接八月十八日台函，藉悉一是。承询刘慎谔君现到何地一节，查刘君因公远行，沿途转折，所有经过各地难以确定日期，无从奉告。本院前函件，仍请代为保存，俟到时亲自领取。兹又有致刘君一函，亦希一并存交，诸荷关垂，至深感谢。”11月3日北平研究院致函告知：“刘君现在正在西藏采集标本，不久即到印度。”至11月29日Lloyds Bank Limited银行复电北平研究院，云“刘君已将所有存之信及电报取走。”[4]刘慎谔在印度稍事勾留，于12月28日自印度乘船到上海，翌年2月23日回到北平。
至此，刘慎谔西北科学考察之经过，大致清楚。认清这些事实，丝毫不减后人对刘慎谔的敬佩之情，在交通不便，民族关系复杂，社会环境混乱之时，为探索科学，不畏艰难，甘冒生命危险的探险精神依然令人景仰。
[1] 刘慎谔致李麟玉、经利彬函，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藏，北平研究院挡案，全宗号：三九四；卷宗号：98
[2] 刘慎谔致李书华等函，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藏，北平研究院挡案，全宗号：三九四；卷宗号：98
[3]北平研究院致刘慎谔函，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藏，北平研究院挡案，全宗号：三九四；卷宗号：98
[4]Lloyds Bank Limited银行复电北平研究院，中国第二历史挡案馆藏，北平研究院挡案，全宗号：三九四；卷宗号：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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