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朝以来,大家都用经学和理学对立的框架来看待明清学术史。
表面上看,此说甚为合理。因为宋明理学家似乎确是只讲心性,不究经传;只重德性,罕言经世,所以清代才转而要通经致用。可是细究起来,实况多有不然。
先看些文献。近人读书粗心,所以先要摘些文献来让大家看看。
《明儒学案》卷十姚江学案,就记载了许半圭“于天文、地理、壬遁、孙吴之术,靡不究心”;王文辕“尝曰:朱子注说多不得经意”,又在阳明去南赣时,语门人:“阳明此行,必立事功”。同卷亦载刘宗周言阳明之学“始出词章,既逃佛者,终乃求之六经”。
卷十一论浙中王门,首举范瓘,云其:“卒业于阳明,博考群经,恍然有悟”。
又记朱节举进士、官御史,以天下为己任,阳明教曰:“德业外无事功。不由天德而求骋事功,则希高务外,非业也”,巡按山东时,因流贼之乱,勤事而卒。
记钱绪山,亦云郭勋骄恣不法,举朝恨之,独先生据法以十罪论死。“先生身婴三木,与侍御杨斛山、都督赵白楼讲《易》不辍”。
卷十三则载季本为长沙知府,锄击豪强,“苦力众经……考黄河故道,索海运之旧迹,别三代春秋列国之疆土、川原。涉淮泗、历齐鲁、登泰山,踰江入闽而后归。凡欲以为致君有用之学,所着有《易学四同》《诗说解颐》《春秋私考》《四书私存》《说理会编》《读礼疑图》《孔孟图谱》《庙制考义》《音律纂要》《律吕别书》《蓍法别传》,总百二十卷……”。
又论黄绾与修《明伦大典》“其于五经皆有原古。《易》以《先天》诸图有图无书为伏羲《易》,《彖》辞为文王《易》,《爻辞》为周公《易》……。《诗》以《南》、《雅》、《颂》合乐者,次第于先,退十三国于后,去《国风》之名,谓之『列国』。鲁之有《颂》,僭也,亦降之为列国。《春秋》则痛扫诸儒义例之凿,一皆以圣经明文为据。《礼》经则以身、事、世为三重。凡言身者以身为类,容貌之类。凡言事者以事为类,冠婚之类。凡言世者以世为类,朝聘之类。《书》则正其错简而已。”收其书《五经原古》各序。
卷十四论顾应祥,则曰:“先生好读书,九流百家皆识其首尾,而尤精于算学。今所传《测渊海镜》、《弧矢算术》、《授时历撮要》,皆其所着也”。
卷十五论万表,又盛赞其“寓常平之法于漕运之中”。于王宗沐,亦称其能修举漕政,且讲求海运,试之有效。
以上皆属浙中王门。江右王门部分,卷十六云邹德溥“所解《春秋》,逢掖之士多宗之。更掩关宴居,覃思名理,着为《易会》”。
卷二十一云陈嘉谟“出任四川副使,分巡上川,南擒高酋,平白莲教,平凤土官,皆有功绩”。
卷廿四言邓元锡“年十七,即能行社仓法,以惠其乡人。……著述成《五经绎函史》”。
在南中王门方面,卷廿五引薛应旂语云:“义协则礼可以经世,不必出于先王;理达则言可以喻物,不必授之故典。”卷卅六又详述唐顺之之事功。于唐鹤征则曰:“其道自九流、百氏、天文、地理、稗官、野史无不究极。”
以上皆王学中讲经学、务博雅、重经世之例。
似此之类甚多,不能具引。且本文也非明儒经学或经世之学的通考,没必要一一摘钞。以上举例,只是想让怀有刻板印象,觉得理学家都不懂经学、都不讲事功的人,知道事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阳明本人就颇有事功,唐顺之、朱节、万表、陈嘉谟等也有事功,其余立身刚正,能对抗朝廷恶势力的更多。降而至明末,抗节而死或起兵与清周旋者,亦不乏理学心学中人。因此,理学心学绝非闭目摇手,独自内证其心,不理世事的学问。否则东林与阉党之争便无法解释,刘宗周黄宗羲先后抗清之举亦难以理会了。
这是就史事上说,再由学理上看。讲王学者,如黄绾《春秋原古》序就说:“春秋者,夫子经世之志,处变之书”。这样申言经世之学的人其实并不罕见,治经,甚或研究礼制、讨论历数、山川地理、漕粮兵农者,亦不乏人。可见讲理学心学的人也不见得就反对道问学、就不谈经世。关键在于谈法不一样。请看以下这几段话:
吾儒主于经世学问,正在人伦事物中实修,故喫紧于慎独。但独处一慎,则人伦事物无不中节矣。(卷二十‧王塘南‧答郭存甫)工科郭兴治言︰“当此干戈倥偬之际,即礼乐润色、性命精微,无裨短长”,先生言︰“……天下治乱,系于人心;人心邪正,系于学术。法度风俗,刑清爵省,进贤退不肖,舍学,则其道无由”(卷廿三,邹之标)后儒将止至善、做明明德亲民到极处,属末一段事。审尔,则颜曾并未出仕亲民,止至善终无分矣。……今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卷三一,涂宗濬,证学记)。
这些言论,都表明了当时已有一种把治心和治事、修身和经世平天下分开的风气。主张经世的人,认为干戈倥偬,必须要讲经事实务,以治国平天下。主张修身者,则批评讲经世之学只是逐外缘而动,只理会天下而不重自家身心性命。
对此俗见,上述诸儒一致认为非本末一贯之学。学者发其本心良知,体现于一切人伦事物中,才是真正的经世,世也才经的好。因为世事之根本仍在人心,李材《大学约言》有云︰“齐家不是兜揽家。盖在家身,家即是修之事矣。治国不是兜揽国,盖在国身,国即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兜揽天下,盖在天下身,天下即是修之事矣。故家、国、天下者,分量也;齐、治、均平者,事绪也”。
从王学来看,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能打成内外或两截。治国平天下当然事绪较杂、分量较重,但性质与修身一样,不能诚意正心,身固然修不好,国又焉能治得好?反过来说,身、家、国、天下都是要修要治要平的,又岂能止于修身?如此说,才是本末一贯。
阳明本人即曾说︰“道问学即所以尊德行也。晦翁言︰『子静以尊德性诲人,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是分尊德行道问学作两作”。发展到刘宗周,仍是说︰“良知与闻见之知,总是一知。良知何尝离得闻见,闻见何尝离得心灵?”。因此这个本末一贯、尊德行不离道问学、修身与经世不二的立场,乃是整个心性之学的基本性格。诸家虽多异同,但那是在这个格局中的歧异,若背离了这个基本型态,则根本就不会被承认,立刻会受到批判。
需如此看,才能发现明代讲理学心学的人治经、博学、乃至讲求经世者殊不罕觏。
泰州学者赵大州“杜门著述,拟作二通,以括古今之书”,内篇就叫《经世通》,外篇为《出世通》。浙中王门季本“苦力穷经”;南中王门薛应旂批评“今之学者,离行言知,外事言学”,都属其例。祁彪佳自订读书课程,亦谓︰“非经济、理学书,必不经目”。
可见在他们心目中,经济非另一路学问,讲心性之学亦仍要读《礼记集注》一类书。
把经世和修身治心分割对立起来,是反对理学心学的人自己之观念,然后反过来扣到理学心学身上;说他们只重治心修身而不能经世或不屑经世、只知尊德性而不能道问学。继而一再批评理学心学在道问学上如何如何不够精密、在经世实用上如何如何迂拙。尔后才能自谓其经学考证为朴学、其经世致用为实学,比理学心学高明。
然而,理学心学家未必不实。只不过他们的实践性,并不只在社会实践上,而是整个人的实践。理学心学家未必不治经,但言经术必关联于心术,亦与只从文献史料去看待经典的人不同。
这两种经学观、经世观、实学观的对诤,明代本来就已存在。前引文献批评当时人“但在天下国家上理会,自身却放在一边”者,即为此类质疑理学心学之风气。复社陈子龙张溥等编《皇明经世文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亦可见风气之一斑。其风因明末时代之激,当然越来越轩昂,以致于在清初蔚为巨观。其后又经过乾嘉朴学之推阐、近代学人之发扬,遂成了现今我们观看明清思想史的主要观点。
可是这种把经世和修身治心打成两橛的态度,对理学心学来说,并不相应。以那个观念框架去看,当然也看不见上文所述明代讲理学心学的人同时也治经、也博览,且讲求经世致用之事实,不晓得不是反心学才能经世,心学本来也就经世的。
由于长期把治心和经世、理学和经学对立起来看,所以对王阳明及其后学的学术性格便都无法掌握。
以刘宗周、黄宗羲为例。
《刘子全书》分四大类︰语类、文论、经术、附录。其重经术,不是特别显然吗?其论经,固然仍以《周易》《论语》《曾子》《大学》为限,但他另有《礼经考次》,见卷廿一。言欲厘清经书面目,复孔子之旨;表彰仪礼,以见周公致太平之意。
《刘子全书》重订者为董瑒,《姚江书院志略》卷上所收董瑒〈书院规要六事〉就说︰“朱子曰︰『天生一个人,便须管天下事』,此安定经义之外所以有治事斋也。如《刘子全书》中于讲学论道外,定变、行军、治民、措饷,种种都是致知实际。《刘子年谱》中于读书授徒外,击璫鉏奸、保民御乱,种种都是诚意工夫”。
董氏在刘宗周门下,颇以钱德洪之于阳明自比,编辑遗文,体会甚深,乃黄宗羲之外,对刘氏学术阐发最力的人。而他对刘氏学术之概括,就显示了证人宗旨并非不讲经世。恰好相反,诚意、致知,这些心学工夫就发显于治民措饷、保民御乱的事功中。
再就证人社之学风来看。祁彪佳《日记》载︰“管霞标深有忧时之怀”,而王金如“则更有甚焉,真以社稷民生为己任”。董瑒也说王氏是“浙东子弟,其父祖尝从刘子、聘君学者,至今言进退之勇,救世之切,尚思征士”,刘宗周〈祭王生金如〉则说他是“豪杰”。可见证人之会,本非只讲心性修养而已。
证人社,又非仅恃口舌讲论而已,在救灾赈济等社会工作上贡献卓越。日人马进夫〈善会、善堂の出发〉一文,于该社与当时救灾之关系,如设药局、立掩骼会、议施赈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考之甚详。足证证人社集也是颇具社会实践力的。
据此可知:只把证人视为证心,而且是只重个人修养,明道而缺乏实用、重内圣而轻外王,尊德性而不及道问学,是不对的。祁彪佳〈与施田明〉有曰︰“盖学问经济,赋于天、成于人者,合并以出,始有彻内彻外之妙用也”。诸公之学,彻内彻外,今却将之打成两橛,谓其有内无外,岂不冤哉?
证人社集,后来岐为两途,一部份较偏陶奭龄石梁,一部份较偏刘宗周。依黄宗羲描述︰“证人之会,石梁与(刘)先生分席而讲,又为会于白马山,杂以因果、僻经、妄说,而新建之传扫地矣”。其不同,主要在杂于禅风,而非于理学大本有异。纵使是陶奭龄,亦仍是讲内外一贯的,故祁彪佳〈山居拙录〉载︰“与邹汝功、郑九华入城,至王文成公祠。诸绅至者,陶石梁之外,有董黄庭、徐檀燕、倪鸿宝。主会者为王士美,举『有用道学』为说,石梁先生阐明致知之旨”。问有用道学,而答以致知,正是阳明之旨,知行合一,非分做两件。
又陶氏作〈迁改格序〉云︰“迁改格者,证人社诸友,深信唯心之旨。以为片念之微,喘言蠕动之细,其邪正淑惠,皆足以旋转乾坤,变易世宇。此实理实事,断在不疑”。《迁改格》乃秦弘祐仿袁黄《功过格》而做,陶序虽觉其言功过仅涉于功利之念,但觉得做为儒者进德之阶亦无不可,所以用《易经》说利的方式,说正谊谋利、明道计功,功利云云,儒者所不废。刘宗周则基于义利之辨,深不以为然。此为两派之歧。但无论如何,陶氏的心学立场并未改易,仍是主张心若能改善,则可以旋干转坤,此亦彻内彻外之说也。
此类说法,还可以见诸刘宗周将出仕时,社友赠别之言,祁彪佳《日记》载︰崇祯已亥八月,刘被召,欲北上,二十日“午后,与季超兄、文载弟出,送刘念台北上,念台询以用世之学,余大略以格君为言。要使主上敬而信之,斡旋自大,不在一二事之争执也」。格君,用的正是阳明学的主张。《传习录》上: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君心若正,礼乐政刑才能举措得中。此与石梁谓片念之善足以旋转乾坤云云,何其相似!殆彼等共许之说,可无疑焉。
此类唯心之说,最常遭到的诘难,就是说它只是“动机伦”,而政治事物并非动念良善即可,还有许多礼乐政刑、钱谷兵农的事须要打理,岂能只讲诚意正心即可?殊不知讲心学的人并不是说只要诚意正心就可,而是说礼乐政刑等“治具”,若由不良善的心念操纵,其害不可胜言。因此内外一贯,讲求治具之同时,亦需讲治心。君主法治之良否,事实上即表现了它的心术。
以刘宗周《中兴金鉴录》七大卷为例。此书先述〈祖鉴篇〉。畅言朱元璋平陈友谅张士诚,北伐元朝,南下闽广,西定巴蜀,弭平云南之用兵方略;建国后,崇儒术,谨天戒,重民事,求贤纳谏之政策;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所行诸切于中兴之要的大政(如卫所制、禁宦官掌兵干政、宗庙时享礼、学校教育及科举制、颁大明律、定四川茶盐之制等),为当代之鉴。
其次〈近鉴篇〉,讲赵宋南渡后如何中兴,强调进退君子小人为盛衰之征。三为〈远鉴篇〉,列举东汉光武、东晋元帝、唐肃宗之中兴方略,如光武如何退功臣、进文吏,明慎政体,减轻赋税、兴修水利等等。四为〈王鉴篇〉,说三代中兴之主夏少康、殷高宗、周宣王之政绩及历史教训。五〈帝鉴篇〉论尧舜禹汤周武王之业绩与治法,且云其“治法”亦即是“心法”。
这是另一种资治通鉴,由近而远,由粗浅到高深地讲治国之道。但前后宗旨一致。论治国,首在“崇尚经术”,谓汉高祖不事传书,唐太宗徒勤翰墨,唯明太祖推崇儒术,故能开明代一代文明之运。次为谨天戒,遇灾思惧,遇祥亦思惧,以克永天心。三为重民事,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才能祈天永命。四是求贤。五是纳谏。这些治法,比户礼兵刑那些措施制度,更为根本,亦更具原则性。
而这些治法又皆本于心法。因此他认为凡有志于治国者,须求端于“设诚之地”,明明德而修圣政。如何明德治心呢?他举尧舜禹汤文武之心法为说,论释甚繁,但基本上是强调君王应钦明文思、允恭克让、克艰、以敬胜怠,以义胜欲,才能“百姓昭明,谐和万邦”。
由这样的论述看,刘宗周岂无经世之学?其“致知实际”与“诚意工夫”正在此等处,但非与诚意正心打成两橛而说罢了。彼治心即是治事,治法即是心法,且论治首崇经术,并以史事阐明治法,以见中兴太平之纲纪。后来黄宗羲办证人书院时所揭橥的方向,渊源具见于此。而刘氏本人这种学术型态,事实上也是早期证人社风之发展。
黄宗羲秉承此一学风,故也同样力斥理学与事功两分之法。曰:“儒者之学,经天纬地。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仅附答一二条于伊洛门下,便厕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财富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徒以生民立极,天地立心,万事开太平之论调,箝束天下。……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别是法门,而非儒者之所与也”。其实“事功、节义,理无二致”“事功必本于道德、节义必原于性命,离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终无以折永康之论;贱守节而言中庸,孟坚究不能逃蔚宗之讥”。
好了,证据不必摆太多,文献都在,只是过去眼睛害了病,把事情都看歪了。现在调整过来,自能看清真相。王学本身,是在把道德心性问题跟经世致用分开的气氛中出现的,努力想矫正之,故提倡知行合一、内外一贯、治法心法不二。可惜它在当时毕竟还太弱势了,以致后来竟被找来作为亡了国的替罪羔羊,说就是因为大家都袖手谈心性,不通世务,所以才会亡国。闹到现在,教科书、研究论文,都还以这个错误观点为基础视域,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呢!
介绍这个真相,本身也有我经世之意。因为现在整天夸夸其谈,指点江山,说国家社会该这样那样,而自己毫不修身的人也太多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原标题:龚鹏程再谈王阳明:今人只理会天下,自身却放在一边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