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隐喻和转喻意味着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两种不同的认知方式，前者基于相似性形成跨域映射关系，后者基于邻接性形成同域指代关系。隐喻和转喻不仅是人类生存的两种思维方式，同时也揭示了无意识运作的“凝缩”和“移置”工作原理。隐喻和转喻的发生结构，体现为不同叙述层之间的认知过渡和意义流动。在隐喻和转喻的互动结构中，隐喻提供了意义生成的基本框架，转喻体现为意义链条中的局部构造，主要发挥着隐喻发生的认知中介功能。视觉表征体系中，视觉转喻必然嵌套在视觉隐喻的总体结构之中，由此构成了视觉修辞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视觉隐转喻”现象。就隐喻和转喻的互动机制而言，“视觉隐转喻”在存在方式、转喻功能、基本模型三个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语言隐转喻”的修辞结构与认知特点。根据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之间的互动方式，“视觉隐转喻”的工作原理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作用模型：一是基于单域转喻的视觉隐喻模型，二是基于双域转喻的视觉隐喻模型。
在庞大的譬喻修辞家族中，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是两种基本的修辞手法，其特点就是用一种事物来代替或想象另一种事物。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概括了人类认知活动的诸多“理想化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ICM），其中隐喻和转喻是其中两种比较典型的ICM。[1]隐喻和转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有组织的结构化的认知方式，“认知域”（domain）或者“认知域阵”（domain matrix）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2]相应地，隐喻和转喻的基本工作原理体现为从始源域（source domain）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的一种联想或代替方式。传统语义学认为，转喻反映的是事物之间的邻接关系（contiguity），而隐喻则体现的是事物之间相似关系（similarity）。在转喻结构中，本体与喻体处于同一认知域，其修辞本质是同域指称。修辞学家陈望道将转喻等同于借代，并将借代区分为“旁借”和“对代”两种方式，前者主要借助伴随事物来指代主干事物，后者通常表现为部分和全体相代、特定和普通相代、具体和抽象相代，以及原因和结果相代。 [3]而在隐喻修辞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处于不同的认知域，二者是基于相似性而建立联系，其修辞本质体现为跨域映射。可见，隐喻和转喻最直接的区别就是本体和喻体是否处于同一认知域，前者强调跨域映射，后者强调同域指称。有关隐喻和转喻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较系统，本文则主要关注隐喻和转喻之间的互动模型，尝试回答的问题是：在文本的修辞体系中，隐喻和转喻之间是否存在一种“合力作用”？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合力作用”的基本结构和发生机制？
基于此，本文立足语言修辞到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的演进结构，将隐喻和转喻置于历时意义上文本变迁的逻辑脉络中，不仅探讨一般意义上二者的互动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聚焦视觉修辞这一新兴的学术领域，探讨视觉隐喻（visual metaphor）和视觉转喻（visual metonymy）之间的作用模型。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思路是：第一，在对隐喻和转喻基本内涵进行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将分别从认知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两个理论维度切入，重点讨论隐喻和转喻是如何构成人类生存的两种基本思维方式，以及如何铺设了无意识工作的“语言”结构。第二，在一些复杂修辞文本/实践中，为了追求更大的“合力作用”，修辞实践中的隐喻和转喻并非“孤军奋战”，而是呈现出一定的嵌套结构和互动模型，本文将分别探讨转喻层/隐喻层内部的认知过渡原理以及转喻层/隐喻层之间的作用模型。
一、隐喻和转喻的理论内涵
早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中，隐喻就被视为一种主导性的譬喻辞格，而且包含了转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句子是否属于隐喻表达，其主要的判断依据为是否使用了“隐喻词”。①具体来说，“用一个表示某物的词借喻它物，这个词便成了隐喻词，其应用范围包括以属喻种、以种喻属、以种喻种和彼此类推”[4]。这里的“以属喻种”和“以种喻属”实际上就是转喻。其实，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明确区分隐喻和转喻，而是将转喻视为隐喻的一个分支形式，甚至给出了“明喻也是隐喻”的论断。正如亚里士多德断言：“所有受欢迎的隐喻，显然都可以作为明喻使用；明喻去掉说明，就成了隐喻。”[5]随着当代转喻理论的发展，转喻逐渐吸收了提喻（synecdoche），成为一种和隐喻同等重要的修辞手法。[6]在隐喻和转喻的修辞结构中，当我们借助一种事物来理解另一事物，实际上就是借助“喻体”来认识“本体”。为了达到理想的修辞目的，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喻体资源？中外修辞思想给出了近乎一致的答案—选择那些具有广泛认同基础的事物。如果喻体不具有普遍性，或者只为少数人所知晓，抑或超出了人们的经验系统，那便难以达到转喻或隐喻的修辞效果。墨子曾说，“辟也者，也（他）物而以明之也”。如果所选择的“他物”（喻体）缺少普遍认同基础，那便难以在普遍意义上达到“阐明本体”的目的。孔子用“能近取譬”简明扼要地概括了隐喻使用的精髓所在：所谓“近”就是“常识”，意为隐喻要善于借助“常识”来把握“未知”。[7]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不过是孔子“能近取譬”理念在另外一个历史时空的演绎和重现—“在用隐喻法给没有名称的事物起名称的时候，不应当从相差太远的事物中取得隐喻字，而应当从同种同类的事物中取得，这个字一经出口，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两件事情是同种的事物”[8]。
由于隐喻在以演说和论辩为传统的西方修辞世界中体现出更为重要的劝服效果，整个修辞史对隐喻的理论重视远远超过了转喻。正因为隐喻具有难以比拟的修辞能力，其意义和结构更加丰富[9]，因此也被誉为“喻中之喻”[10]。即便是在传统文论那里，转喻也被笼罩在隐喻的阴影之下，往往作为隐喻的元素（element）或分支（subdivision）“出场”。[11]因此，相对于转喻研究，隐喻研究的理论话语更加系统而厚重。概括来说，围绕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转义生成机制，目前学界存在三种代表性的理论话语，分别是麦克斯·布莱克（Max Black）的“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的“映射理论”（mapping theory）和吉尔斯·福康涅（Gilles Faucon-nier）的“合成理论”（blending theory）。[12]接下来我们主要就布莱克的互动理论和莱考夫的映射理论予以阐述。
第一，就互动理论而言，喻体和本体实际上位于一个并置的结构关系中，我们从一个概念领域去把握另一个概念领域，二者作用的结果就是促进了隐喻性话语的生成。艾弗·理查兹（Ivor A.Richards）最早提出喻体和本体的“相互作用”这一标准，认为隐喻是“思想之间的借用和交际，是语境之间的交易”[13]。布莱克进一步发展了喻体和本体之间的互动释义模型。布莱克认为，隐喻结构是“主题”和“副题”的组合，前者提供了隐喻的框架（frame），后者是隐喻的聚焦点（focus），即一个携带了诸多意义子项的涵义系统（system of implications）。[14]“副题”的意义经过“选择”、“压缩”、“强调”、“重组”后投射到“主题”上，“主题”对“副题”所携带的诸多意义进行“过滤”和“筛选”后形成新的涵义系统，这一互动过程构成了隐喻的基本释义框架。
第二，就映射理论而言，隐喻实践的发生机制体现为喻体认知到本体认知的一种映射或投射行为。映射理论有一个基本假设，从喻体属性到本体属性的想象，实际上是一种结构关系的投射（mapping）。莱考夫和约翰逊放弃了互动理论中的“frame”和“focus”概念，转而直接使用了“domain”（域）这一术语，并将“域”界定为“我们经验中一个结构化整体”，即一种被概念化了的“经验完形”（experiential gestalt）。[15]按照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观点，“目标域”的结构关系具有稳定性，对应的是一种结构化的意象图式，而映射过程并不是属性之间的部分借用，而是一种系统性的认知挪移—隐喻对应的认知过程并不是通过一个事物来纯粹地想象另一个事物，而是借助一个“域”来想象另一个“域”。在“时间就是金钱”这一隐喻结构中，从“金钱”到“时间”的认知借用，本质上挪用的是关于金钱的一套“认知系统”。具体来说，“金钱”存在一个稳定的认知系统—“金钱很宝贵”，“金钱来之不易”，“金钱是有限的资源”，“金钱能够被量化”，“金钱使用需要合理规划”……这些关于“金钱”的属性与特征共同“打包”构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认知图式”，最终我们按照这一“认知图式”来建构关于“时间”的理解方式。人类的隐喻实践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常常采用非常具体的隐喻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s）来描述整个系统的特征，因而我们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建立在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基础之上。鉴于此，莱考夫和约翰逊断言：“隐喻蕴涵能表现隐喻概念的连贯系统（coherent system）以及这些概念相应的隐喻表达的连贯系统。”[16]
在隐喻结构中，当我们沿着始源域（喻体）的意义和逻辑来认识目标域（本体）的意义和逻辑时，实际上最终形成的是一种关于本体属性与内涵的新的认识。美国新修辞学创始人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进一步指出，当我们尝试从喻体的特征体（character）角度来把握并理解主体的意义时，就是在提出一套有关主体的新观点。[17]概括来说，隐喻的功能已经远远超越了纯粹的修辞认知领域，而是延伸到整个人类认知过程。隐喻的认知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提供看待事物的新视角。同一个本体资源，往往对应于多个喻体资源。而任何隐喻的使用，都意味着对喻体资源的选择行为，因而提供了本体认知的一种全新认识视角。2.形成理解事物的新框架。当喻体资源被挖掘出来，并且成为我们理解本体资源的领悟模式，隐喻实践必然伴随着对特定认知框架的生产。本体的属性与意义是多维的，存在不同的阐释维度，而喻体所携带的认知框架不仅限定了本体的阐释维度，同时赋予了本体一种新的认知框架，使得我们按照新的认知框架来把握本体的属性和特征。3.创造关于事物的新意义。隐喻的转义生成特点，决定了任何隐喻实践都意味着一种语境重置工程，而语境本身对事物的意义具有导向和再造功能。当事物从一种语境系统跨越到另一种语境系统，形成的必然是一种关于事物认知的新意义。
必须承认，隐喻的理论研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起步，而转喻在西方修辞学史上的身份确立，则是建立在其认知功能的发现和探究基础之上，其标志性的“学术事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成熟的认知语言学。古特·拉登（Günter Radden）和索尔坦·科维赛斯（Zoltán K·vecses）在《通往转喻的理论》中对转喻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探讨，概括出认知语言学视域下转喻研究的三个基本观点：转喻体现为一种概念现象（conceptual phenomenon），转喻是一种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以及转喻的运作逻辑发生在“理想化认知模型”（ICM）之中。[18]拉登和科维赛斯立足于符号本体三分理论和ICM理论，提炼出指示、符号和概念三种基本的认知模型（CM），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号转喻（sign metonymy）、指示转喻（reference metonymy）和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三种基础性的转喻结构和模型。[19]
二、相似与邻接：人类生存的两种思维方式
人类思维方式存在一个普遍的关系基础，法国符号学者雅各布森通过对失语症的研究，发现了思维形式和符号结构之间的通约基础，认为隐喻思维和转喻思维具有一个基础性的符号结构—隐喻对应于符号学意义上的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强调相似性意义上的认知推演；转喻对应的是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意味着邻接性基础上的认知关联。[20]按照索绪尔的观点，组合反映的是组分构成的句段关系，“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聚合体现为组分之间的联想关系，强调“把不同在现场的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21]通过发掘语言本身的符号形式，雅各布森发现了人类思维的“形式”问题，即隐喻和转喻构成了人类思维的两大逻辑“形式”。
具体来说，人类思维方式存在一个基础性的符号结构—大脑的认知方式与语言的工作方式具有同构性。转喻和隐喻之间的对立揭示了语言的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的根本性对立，同时也揭示了社会系统中不同文体风格的根本性对立的本质所在。文体风格的差异，最终沉淀为不同的文化模式，而这恰恰是转喻和隐喻两大不同思维方式的作用“果实”。具体来说，转喻和隐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符号双轴运作的思维过程，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学艺术在风格、流派、文体上的形式差异—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符号特征是隐喻，而现实主义文学则将转喻推向了符号实践的统治地位；立体主义绘画流派强调把物体表达为一系列转喻，因而具有明显的换喻倾向，而超现实主义绘画则不断触探可能的画外之意，因而传递了明确的隐喻姿态。[22]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一种文化模式的确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非此即彼过程，而是转喻和隐喻之间冲突与协调的过程。当一方占据了相对于另一方的优势地位，文化才会出现风格上的差异，进而形成一个时代主导性的文化模式。概括而言，符号双轴问题不仅通往符号本身的形式构造，同时也酝酿着人们以何种方式来认识世界以及自我的存在形式。
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不仅仅是符号结构问题，同时也普遍存在于自然世界的运行体系之中。组合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整体关系，而转喻认知的思维基础是整体思维。相反，聚合关系反映的是一种选择关系，而隐喻认知的思维基础是选择思维，即范畴论中的种属思维。理查德·布拉福德（Richard Bradford）立足于雅各布森的观点，认为组合轴所传递的是语段的“信息”（message）问题，而聚合轴处理的则是语言编码的“信号”（code）问题—前者尝试在语段结构中发现并抵达语句的意义；后者则意味着对语句中各个组分的“属”（classes）和“种”（types）的识别与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组分所处位置上的集合。[23]这里的“信息”问题和“信号”问题，同样体现的是转喻和隐喻两种思维方式。具体来说，在通讯和控制系统中，信息意味着在事物之间建立关系，因而是一种普遍联系的形式。组合轴存在并发生作用的目的就是建立不同元素（组分）之间的链接关系，从而传递一种整体的信息。组合实践对应的是一种整体思维，而整体的构成法则是元素（组分）之间的拼接与整合。雅各布森把组合实践理解为一种语境创设工程，而语境的功能就是赋予事物一种整体的、基础的、底层的理解方式。转喻的思维基础是发现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最终以“信息”的方式进行概括。链接、拼接、整合等操作方式往往通往一个更大的整体概念，同时也意味着抵达相关性的常见思维形式，因此整体思维的认知基础是转喻。不同于组合轴上的整体思维及其对“信息”的整体认知，聚合轴虽然在既定信息中是不在场的，但它总是若有所思地传递了一个个“信号”—在场的某个组分与那些不在场的组分之间存在关系。聚合轴上组分构成的关系基础是种属关系。我们习惯于按照一定的种属关系对事物进行识别、分类与归并，同时激活、发现与想象那些具有同一种属关系的事物，从而将其建构为一个“家族集合”。可以说，集合的大小、范围和性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聚合实践中某一组分被替换的选择空间及其意义深度。可见，聚合轴上的其他组分虽然是不在场的，但在场的聚合组分却具有深刻的“信号”功能，其“存在”结果就是在组合链条中打开一个“切口”，提醒我们去想象同一种属关系中“切口”位置的“离场”组分。因此，种属关系提供了组分之间的聚合逻辑，同时也提供了聚合实践得以发生的想象方式。想象不仅意味着对其他不在场的组分的激活、召唤、选择与置换，而且意味着集合中组分之间的意义对比以及组分置换可能带来的整体意义对比。由于想象发生的重要思维基础就是隐喻，即在聚合轴上探寻同一种属集合中一种组分被其他组分置换的可能方式及其带来的整体意义变动，我们可以说聚合轴上的“信号”问题必然是隐喻性的。概括来说，组合轴上的整体关系对应的是一种转喻思维，而聚合轴上的种属关系对应的是一种隐喻思维。
当隐喻和转喻普遍存在于认识活动时，人类文化出现了一个可供分析的“修辞之维”，即我们可以从修辞维度上识别和把握文化的“形式”及其深层的认识“语言”。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关于古老的巫术思维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隐喻和转喻为什么是人类思维发展的两大起源。弗雷泽将巫术的工作原理概括为基于交感关系而生成的交感巫术。交感巫术可以细分为两种具体的思想原则：一是基于“接触律”的接触巫术，二是基于“相似律”的顺势巫术。“接触律”的潜在假设是，事物一旦接触，彼此之间便保留着某种联系；而“相似律”的工作原理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容易将相似的事物理解为同一个事物。按照“相似律”原则，巫师“能够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依据“接触律”原则，巫师断定“他能够通过一个物体来对一个人施加影响，只要该物体曾被那个人接触过，不论该物体是否为该人身体之一部分”[24]。按照弗雷泽的观点，接触巫术和顺势巫术“都认为物体通过某种神秘的交感可以远距离的相互作用，通过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以太’把一物体的推动力传输给另一物体”[25]，只不过接触巫术依赖于对接触性的识别与理解，而顺势巫术是建立在对相似性的联想基础之上。显然，弗雷泽所提到的物体与物体之间的“作用方式”对应于两种传统的思维形式—“相似律”的思维起源是隐喻，“接触律”的思维起源是转喻。
三、凝缩与移置：无意识的“语言”结构
隐喻和转喻的意涵体系究竟有多丰富？拉康将其推向了无意识工作领域，并尝试在隐喻和转喻的思维基础上探寻无意识工作的“语言的结构”，而这首先涉及到“凝缩”（condensation）和“移置”（displacement）这一对精神分析学概念。“凝缩”和“移置”首先是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提出的一对分析概念，德文原文分别为Verdichtung和Verschiebung。在精神分析学的语言系统中，“梦是一个经过伪装的受压抑欲望的满足”[26]。弗洛伊德的《释梦》主要考察梦文本的产生规则，即“将梦思转变为梦内容的编码语言的规则。从根本上看，在梦文本的产生过程中，这种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转译要经历四个不同的条件，或四种不同的运作方式：凝缩、移置、表像化（representability）和二度修饰”[27]。在梦从显意（显现层或内容层）向隐意（潜隐层）的转译过程中，弗洛伊德重点论述了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在其中的发生机制。[28]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由于无意识时时刻刻都处于被压制与缉查之中，因此必然借助一定的伪装方式“表达”出来，而凝缩和移置便是梦欲望的两种典型的化装方式，同时也成为无意识工作的两种“语言”方式。一方面，就梦的凝缩作用而言，“构成集合形象和复合形象是梦中凝缩作用的主要方法之一”[29]。在所有的梦念中，“只有极小部分以其观念元素表现于梦中”[30]，其他元素都在凝缩作用下被省略了，即从巨大的梦念集合中选择了个别的少数元素进入梦内容之中；另一方面，就梦的移置作用而言，移置被看作是无意识中对付禁忌的重要手段[31]，“移置作用的结果是梦内容不再与梦念的核心有相似之处，梦所表现的不过是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梦欲望的一种化装”[32]。借助移置过程，梦逐渐脱离了梦念，梦内容通过其他元素表现出来，并成为梦的中心。
拉康立足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将“凝缩”和“移置”的工作原理分别概括为隐喻和转喻，并认为梦的无意识依然存在一个可供辨析的“语言的结构”—“Verdichtung，意为压缩，这是能指的重叠的结构。隐喻就存在于其中……Verschiebung意为迁移，德文的这个词要更接近这个表现为换喻的意义的转移”[33]。在拉康的精神分析框架中，“凝缩和移置是一种以很多不同形式表明自身的心理转移形式（在歇斯底里的情况下使身体发挥作用），他们作为一种其范围大大超出语词单元界限的运动，可以说总是在转变之中，即使有时正是在这里他们留下了最明显的标志”[34]。所谓梦的工作，就是由“潜隐层”的“梦思”发展成为“显现层”的“梦内容”的过程，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梦念到视像的转化，而梦的解析原理就是从残存的梦视像到梦欲望的一种抵达，即从“形象的语言”抵达“思想的语言”。按照拉康的观点，能指对所指的作用方式可以概括为两种工作原理，分别对应于弗洛伊德的“凝缩”和“移置”。在被压抑和审查的无意识领域，所有的视像都伪装成一幅近似“安全”的模样“出场”。“凝缩”意味着无意识内容只是碎片的残存，对应的“语言的结构”体现为“一个能指替换了另一个能指而产生了意义的作用”[35]—大量的能指退回并消逝到无意识深处，无意识欲望最终“象化”为个别的、碎片的、少数的能指。可见，“一个能指替换了另一个能指”而出现了“能指凝缩”现象，对应的工作原理恰恰是语言学意义上的隐喻机制。与此同时，“移置”意味着无意识欲望并不是原发地生成，而是进行了微妙的化装和转移，以一种便于通过审查的形式出现，最终的结果是无意识欲望在转喻的轨道上滑动—“能指与能指之间的联结导致了可以使能指在对象关系中建立一个存在缺失的省略，同时又利用了意义的回指的价值来使能指充满了企求得到它所制成的缺失的欲望”[36]。总之，拉康通过对语言学意义上的隐喻和转喻的结构审视，创造性地发现了“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所投射出的一个通往无意识认知的“语言的结构”—隐喻的结构为（f（S，/S）≌S（ ）s），转喻的结构为f（S……S，）≌S（-）s。②从语言领域的修辞学，到社会文化领域的心理学，再到无意识领域的精神分析学，拉康极大地拓展了隐喻和转喻这对分析概念的理论想象力。
电影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atz）将拉康的精神分析引入电影理论研究，在《想象的能指》中拓展了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研究的哲学图景。按照麦茨的观点，转喻和隐喻“从一开始就是修辞学的，同时又不断地成为精神分析的”[37]。正如“想象的能指”英文表述imaginary signifier所揭示的那样，麦茨尝试将精神分析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方法结合起来，把“电影的语言”当成“梦的语言”进行研究。为了从电影的“象征界”深入到“想象界”，麦茨充分借鉴并发挥了拉康的“凝缩”和“移置”学说，并沿着精神分析路径指出，符号学的隐喻和转喻机制同样也是梦的工作机制和电影的工作机制。正如麦茨所说：“隐喻-换喻概念具有超越语言并包括影像等在内的一般符号学的框架（只是一种潜在的框架，但我们可以努力认识它）中从外部进行系统化阐述的更进一步的优越性，而且还有某种把同精神分析工作和凝缩概念和移置概念的结合合法化的优越性。”[38]麦茨之所以选择隐喻和转喻这一原初的修辞学命题，并不是要从修辞学上解决影像的修辞问题，而是要沿着精神分析学所铺设的理论框架来揭示梦的世界里“内容层”的“梦迹”到“潜隐层”的“梦思”之间的抵达方式，进而揭示“电影语言”是“梦的语言”的本质之所在。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说麦茨主体上承认拉康提出的凝缩/隐喻与移置/转喻之间的对应关系，但他认为这并不是绝对的—由于“‘移置’越来越直接地对能指进行干预”，凝缩和隐喻、移置和转喻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非对称性”[39]。
四、跨域与同域：叙述层的过渡
当我们通过一种事物（喻体）来理解另一种事物（本体）—无论隐喻意义上的“跨域映射”，还是转喻意义上的“同域指称”，都使得原本处于不同叙述层的两个事物之间建立了一种认知联系。“叙述层”是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Gérald Genette）提出的一个分析概念，意在强调两个原本陌生的事物是如何经由一套叙述体系而形成一种关联结构。热奈特指出，“从一个叙述层到另一个叙述层的过渡原则上只能由叙述者来承担，叙述正是通过话语使人在一个情景中了解另一个情景的行为。任何别的过渡形式，即使有可能存在，至少也总是违反常规的”[40]。不同的叙述层意味着不同的释义规则，彼此之间存在一定区隔体系，而且在逻辑推演上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平行关系。然而，通过话语意义上的表征与叙述，两个平行的叙述层之间打开了一个意义“缺口”，这使得意义的生成与流动成为可能。美国与白宫、爱情与玫瑰、时间与金钱、人生与旅行、莎士比亚与莎士比亚作品等指涉结构中，两个事物原本处于不同的叙述层甚至认知域，然而隐喻与转喻的功能就是建立了两个事物之间的比照结构和类比关系。正是在修辞学意义上的比照和类比结构中，事物之间的相似性（隐喻）与邻接性（转喻）被发现了，从而使得两个叙述层之间的意义流动成为现实。因此，一种符号之所以能打破既定的叙述层，而在另一个叙述层上建立一种转义关系或指代关系，是因为修辞学意义上的喻体资源被发现与激活了，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不同叙述层之间的意义流动。从喻体层到本体层的认知过渡，隐喻和转喻意味着两种不同的抵达方式，即马塞尔·德尼西（Marcel Danesi）所概括的建立在认知—联想机制（cognitive-associative processes）基础上的“修辞结构”（rhetorical struc-ture）。[41]本文所关心的问题并非隐喻和转喻各自独立的工作原理，而是要探讨隐喻和转喻之间的互动结构，即隐喻和转喻是如何共同突破并打通了意义实践中不同叙述层之间的区隔体系，同时又如何共同参与了符号意义的建构。
符号表意世界之所以存在“叙述层”概念，不仅是因为符号表意的语义网络是多元的、离散的、分层的，也因为我们把握世界的抽象方式同样存在一个分层结构。由于事物的类型、性质、范畴话语、认识层次的差异，不同事物往往寄居在不同的叙述层。每一个叙述层都意味着一套既定的释义规则，彼此之间保持一种平行结构。“分层”是符号表意的基本特征和存在方式—指涉结构是分层的，表意形式也是分层的，文本意义同样是分层的。这里的“分层”，实际上强调文本的释义方式问题，尤其是文本“类属”区分与认知加工的抽象方式问题。符号学视域中的语言/元语言、形象/图式、符号化/再符号化、直接意指/含蓄意指等概念，本质上反映了符号释义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分层问题。例如，从“符号化”到“再符号化”，是因为事物被置于不同的叙述语境之中，从而出现了符号意义的流动和变迁过程。③语境的功能就是确立事物的释义规则，同时赋予事物相应的理解框架。[42]从一种“释义框架”到另一种“释义框架”，事物发现了两个叙述层之间某种共通的抽象结构，由此实现了“符号化”到“再符号化”的意义流动，而这一过程对应的符号学原理则是符号三分结构中“解释项”的不断变动。④可见，正因为符号认知领域普遍存在的表征分层、抽象分层和意义分层问题，符号表意与认识维度的概念层、范畴层、框架层、图式层等诸多形式的“叙述层”才作为一个叙事修辞问题进入我们的研究视域。
图像符号的表意系统同样涉及到叙述层之间的勾连与过渡，而隐喻和转喻意味着两种常见的叙述系统，其功能就是在修辞维度上实现不同叙述层的表征互动。纵观一些极具创意的视觉实践，视觉修辞并非纯粹地体现为一个视觉转喻或视觉隐喻，而是往往通过二者的“合力作用”传递一种更大的修辞意义。因此，图像符号的修辞体系实际上包含三种叙述层：一是始源域和目标域，二是转喻层（metonymic level），三是隐喻层（metaphorical level）。
总体来说，叙述层之间的勾连，包括两种认知过渡方式：第一是转喻层或隐喻层内部的认知过渡，具体表现为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意义勾连。两个叙述层之所以会发生关系，是因为在特定的叙述体系中，二者之间拥有共同的抽象结构—转喻意义上的邻接结构或隐喻意义上的相似结构。第二是转喻层和隐喻层之间的认知过渡，具体表现为隐喻和转喻之间发生了一定的嵌套关系，其“合力作用”形成了一种更大的修辞话语。那么，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之间是如何发生互动的，即转喻层/隐喻层内部、转喻层/隐喻层之间是如何勾连与过渡的？接下来本文将沿着这两个基础性的修辞问题，特别是聚焦视觉修辞实践，进一步探讨转喻层/隐喻层内部的认知原理以及转喻层/隐喻层之间的作用模型。
五、转喻层/隐喻层内部的认知原理
作为两种“理想化认知模型”（ICM），转喻体现的是一种基础性的同域指称结构，隐喻则揭示的是一种跨域暗指结构。把握转喻层或隐喻层内部的认知原理，其实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从始源域到目标域的认知过渡，是经由何种叙述方式和途径实现的？必须承认，由于转喻层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处于同一认知域，认知过渡相对容易理解，主要依赖于人们的经验系统。简言之，喻体能否成为我们把握本体的一种认知资源，根本上取决于人们的认知经验系统中二者是否具有一种邻接关系—无论现实意义上的邻近结构，还是联想意义上的勾连结构。相对于隐喻层内部的认知过渡，转喻层内部始源域到目标域的认知过渡则更为复杂—如果说前者主要依赖于文化意义上的经验系统，后者则不仅依赖于经验系统，更为重要的是依赖于认知系统中极为抽象的联想结构。我们不妨从吉尔斯·福康涅关于隐喻研究的合成理论出发，探讨隐喻层内部始源域到目标域的认知过渡原理。
按照福康涅的合成理论，隐喻依赖于概念整合理论视域下心理空间（mental space）之间的合成过程。福康涅的隐喻理论建立在他提出的心理空间理论（mental space theory）基础之上。心理空间是人们为了达到局部认知与行动所建构的“小概念包”[43]，即经由框架和心理模式所建构的元素集合。两个输入性的心理空间“合成”之后，往往会产生合成空间。合成空间“继承了两个输入空间的局部结构（partial structure）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层创结构（emergent structure）”。[44]福康涅指出了两个输入空间“合成”的四个条件：第一是两个输入空间之间形成了“跨空间映射”（cross-space mapping）；第二是通过“跨空间映射”形成了“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即一种“能够反映两个输入空间的普遍结构和抽象特征的概念空间”；第三是两个输入空间经过“投射”（project）而形成第四种空间—合成空间；第四是合成空间经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与扩展（elaboration）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层创结构。[45]由此可见，完整的认知网络包括四种概念空间：输入空间Ⅰ、输入空间Ⅱ、类属空间、合成空间。
福康涅认为：“隐喻是连结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与语言（language）的一种非常显著而普遍的认知过程。它特别依赖于两个输入空间（源空间和目标空间）的跨空间映射。”[46]根据福康涅的概念整合理论，隐喻对应的是一种心理空间运作过程，其运作模型可以概括为：在源心理空间和目标心理空间的“输入”（input）作用下，一种提取了两个输入空间共同特征与抽象结构的类属空间随之形成，最终在三种概念空间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种具有自己核心层创结构并且能够真正揭示新意义（隐喻意义）的合成空间。福康涅给了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将一个人的社会行为视为“自掘坟墓”（to dig one’s own grave），这显然是一个隐喻。在这个隐喻结构中，“社会行为”和“自掘坟墓”分别代表两个输入性的心理空间，前者为目标空间（the target），后者为源空间（the source）。经过两个输入空间的“映射”之后，我们发现二者共享了某些共通的抽象结构，如在心理认知模式上形成了“自我毁灭”、“过程/结果”、“失败/死亡”等普遍特征，从而产生了一种类属空间。但真正的隐喻意义产生在第四空间，即在源空间、目标空间、类属空间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一种携带着特定“层创结构”的合成空间。具体来说，“类属空间是对映射行为的一种中介，它意味着从大量信息集合中选择的一些图式化的、抽象的信息概念，而这里的信息概念可以从一个集合流动到另一个集合。合成空间的结构并非完整地继承了两个输入空间，而是一种选择性的映射行为，我们最终形成的关于合成空间的一种连贯的、整合的、层创的结构特征” [47]。必须强调的是，“层创结构”所携带的属性往往是输入空间的部分属性的部分选择。例如，驻扎在层创结构的因果结构（causal structure）并非来自源空间的因果倒置（causal inversion），即坟墓的存在并不能导致死亡，死亡同样不会导致坟墓的存在，而是来自目标空间的因果结构，即愚蠢的行为会导致失败，甚至走向毁灭。可见，在合成空间中，我们发现源空间和目标空间之间出现错位（mismatch），即内在事件结构（internal event structure）出现了语义冲突，而这种冲突和错位恰恰构成了隐喻产生的基础条件，最终在类属空间所铺设的领悟模式中酝酿着一种隐喻意义—目前正在从事的社会行为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有必要马上停止。概括来说，在输入空间（源空间和目标空间）的“映射”结构中，隐喻取决于合成空间的“层创结构”以及类属空间所确立的领悟模式，二者的共同作用产生了隐喻意义上的新观点。
无论是语言修辞还是视觉修辞，转喻层/隐喻层内部的认知动力是两种基础性的思维形式—转喻意义上的邻接思维，隐喻意义上的相似思维。然而，不同于语言文字的表意结构，图像表征系统中隐喻和转喻的工作原理呈现出微妙的变化。关于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的工作原理，笔者曾撰文论述了视觉修辞系统中的“转喻论”[48]和“隐喻论”[49]，指出视觉转喻的本质是“图像指代”，具体包含指示转喻和概念转喻两个分析维度，而视觉隐喻的本质是“图像转义”，其话语实践包括构成性隐喻和概念性隐喻两种修辞结构。视觉转喻/视觉隐喻内部的认知过渡，不仅需要考虑图像表意不同于语言表意的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图像思维不同于语言思维的差异性。一方面，由于图像表征要遵循“画框意识”、“边界意识”和“选择意识”，符号指涉主体上体现为“部分指代整体”，⑤因而图像表意的工作基础是视觉转喻；另一方面，不同于语言文字的“规约性”特征，图像符号的第一性是“像似性”，这也决定了图像认识的具象思维特征。
基于图像表意和图像思维方面的特殊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八个维度理解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的工作原理（表1）：第一，从修辞属性来看，视觉修辞继承了语言修辞的本体内涵，视觉转喻强调同域指代，而视觉隐喻强调跨域映射；第二，从主体功能来看，视觉转喻表现为指称功能，视觉隐喻表现为转义功能；第三，从表征层次来看，视觉转喻是图像意指的第一性，视觉隐喻表现为第二性，即图像隐喻的前提和基础是图像转喻；第四，从表意方式来看，视觉转喻包括指示转喻和概念转喻，视觉隐喻包含构成隐喻和概念隐喻；第五，从意指结构来看，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都依赖于人们的经验系统，只不过视觉转喻强调“部分指代整体”和“具象指代抽象”，而视觉隐喻侧重“已知域映射未知域”和“经验域映射概念域”；第六，从修辞语言来看，相对于视觉隐喻拥有更大的抽象空间和联想空间，视觉转喻对经验系统的依赖更大，这也决定了视觉转喻只能发现“邻接性”，而视觉隐喻不仅可以发现“相似性”，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叙述系统来创造“相似性”；第七，从视觉风格来看，转喻的指称功能旨在提供一种整体思维框架，而隐喻的转义功能旨在形成一种想象结构，因此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的主体风格分别表现为纪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第八，从审美体验来看，视觉转喻实践可以体现古典性审美体验，而视觉隐喻实践则能够同时回应古典性审美、现代性审美和后现代性审美体验。
在一些特殊的视觉修辞景观中，我们往往可以相对清晰地识别出转喻层和隐喻层，即视觉意义的生产中同时存在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第一，就视觉符号的转喻层而言，图像表意的前提或者说符号行为发生的基础是交代“能指”识别意义上的指代关系，也就是发现符号的“可感知到的部分”（索绪尔体系中的“能指”或皮尔斯体系中的“再现体”）。而那些能够真正承载指代功能的“能指”，往往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而选择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理据基础，即我们可以通过经验系统来识别并形成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邻接关系。第二，就视觉符号的隐喻层而言，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的跨域映射关系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取决于二者的相似性基础，而相似性的识别与阐释，本质上体现为喻底的视觉“显现”。所谓喻底，就是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相似内容或共享特征。实际上，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并不是先天存在的，而是叙述建构的结果，即隐喻不仅可以发现相似性，还可以创造相似性。[50]当喻底所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时，隐喻意义往往指向特定的概念范畴，由此构成了视觉修辞体系中常见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图1）
《经济学人》杂志于2010年8月21日推出封面报道《新世纪的中印博弈》（图1），旨在反映中国和印度两个发展中的“超级大国”的经济博弈。封面图像的表意系统中同时包含了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一方面，视觉转喻实践回应的是中国和印度两个事物在视觉意义上的“出场”问题。由于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符号主体的呈现必然要诉诸一定的转喻方式，即发现抽象概念的“可感知到的部分”。为了实现符号主体的识别与“出场”，《经济学人》封面图像分别选择了龙和老虎这两个动物符号来指代中国和印度。“国家”与“动物”原本属于不同的概念域，但龙和老虎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物，而是分别代表中国和印度的规约符号，二者存在文化意义上的转喻基础。正是借助“具象指代抽象”这一典型的视觉转喻实践，中国和印度两个难以图示化的事物完成了符号意义上的“出场”。通过视觉转喻这套叙述话语，“国家”和“动物”这两个原本处于不同叙述层的事物在文化意义上产生了勾连和过渡。另一方面，视觉隐喻实践反映的是中国和印度在视觉意义上的博弈关系。“博弈”是一个实现始源域和目标域连接关系的喻底，其意义呈现往往建立在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的修辞基础之上。一般来说，概念隐喻的基本操作方式是，根据经验领域的相似性原理，挪用一个认知域中的相关事物来表现另一个认知域中的意义概念。[51]《经济学人》封面图像采用了“扳手腕”这一视觉形象作为概念隐喻发生的“始源域”，以此投射到“中印关系”概念所对应的“目标域”。二者之间之所以能够形成隐喻意义上的“跨域映射”关系，是因为“扳手腕”和“中印关系”之间共享了“较量、摩擦、冲突、竞争、胜负”这一通往“博弈”内涵的认知图式。正因为二者在经验意义上的相似性基础，我们可以通过直观的、形象的、具体的“扳手腕”来想象和代替“中印关系”这一复杂的概念命题。可见，通过视觉隐喻的话语方式，“扳手腕”和“中印关系”这两个原本处于不同叙述层的事物之间形成了一种跨域映射关系，而认知映射的实现，实际上体现为作为喻底的“博弈”概念在认识过程中的锚定功能。
六、转喻层/隐喻层之间的作用模型
隐喻和转喻之间的作用关系，一直都是修辞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尽管学者概括了隐喻和转喻之间不同的作用模型，但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在转喻与隐喻的互动结构中，转喻是隐喻的基础。简言之，转喻实际上统摄在隐喻的叙述结构之中，并作为隐喻的一部分发生作用。就认识过程而言，隐喻提供了意义生成的基本框架，而转喻则是意义链条形成的局部构造，更多地发挥着隐喻发生的认知中介功能。安东尼奥·巴塞罗那（Antonio Barcelona）于2000年编写了一本系统探讨隐喻和转喻关系的论文集《十字路口的隐喻和转喻：一个认知路径》，诸多学者分别从互动理论（interaction theory）[52]、语言结构（language structure）[5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54]三个方面探讨了隐喻和转喻之间的作用方式。巴塞罗那基于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研究，提出隐喻发生的转喻理据（metonymic motivation）理论，由此说明转喻是隐喻发生的前提和基础—转喻为隐喻发生的“相似性”的确立提供了认知理据，从而使得概念隐喻往往预设了一个基础性的转喻结构。[55]古特·拉登（Günter Radden）在《转喻如何成为隐喻》中指出，隐喻和转喻发生作用的基本模型是“基于转喻的隐喻”。转喻之所以能够成为隐喻发生的认知桥梁和中介，取决于二者在概念域上的关联逻辑。拉登给出了“基于转喻的隐喻”得以发生的四种关联结构：一是转喻和隐喻经由共同的经验系统而产生关联，二是转喻和隐喻通过语用意义上的暗指系统而产生关联，三是转喻和隐喻处于同一范畴结构而产生关联，四是转喻和隐喻通过同一文化模式而产生关联。[56]简言之，转喻之所以能够成为隐喻的基础，是因为二者所携带的叙述层被置于一种更大的解释框架中，使其具有了一定的通约基础。解释框架实际上对应的是通往释义规则的语境问题。而文化语境、情景语境、伴随文本语境是修辞实践中三种基本的语境形态，[57]同样也构成了“基于转喻的隐喻”发生的三种释义系统。
一般认为，那些极具想象力的隐喻，往往暗含着一个基础性的转喻结构。由于转喻的核心功能是指称，而隐喻则对应的是映射问题，那么“指称”本身的经验系统和抽象程度一定意义上影响着“映射”的生成空间和转义方式。就经验系统而言，无论是转喻意义上确立事物的指称对象，还是隐喻意义上想象事物的映射对象，都分别立足于既定的经验系统。然而，两种经验系统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而是存在一定的重合部分或中间状态，这便使得认识实践中的转喻思维和隐喻思维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路易斯·古森斯（Louis Goossens）创造性地发明了“隐转喻”（metaphtonymy）这一概念，以揭示言语行动（linguistic action）中隐喻和转喻之间的认知互动。古森斯通过分析当代英国数据库中的相关言语表述，发现了两种代表性的“隐转喻”现象，分别是“源自转喻的隐喻”（metaphor from metonymy）和“隐喻之中的转喻”（metonymy within metaphor）。[58]尽管两种“隐转喻”现象之间存在不同的工作原理，但都强调隐喻铺设了主体的表意框架，而转喻反映了一种局部结构—“源自转喻的隐喻”强调构成隐喻的始源域本身具有一个转喻结构（如“红海战略”、“绿色金融”、“口是心非”）；而“隐喻中的转喻”强调始源域和目标域之间具有一种微弱的转喻连接关系（如“肝胆相照”、“顶天立地”、“洗耳恭听”）。由此可见，如果将转喻和隐喻视为认识活动的两极，“隐转喻”揭示的是转喻和隐喻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实际上，认识活动并非体现为完全独立的转喻思维或隐喻思维，而是存在古特·拉登所说的“转喻—隐喻连续体”，即认识活动存在一个由“字面意义—转喻—隐喻”的连续结构。[59]安东尼奥·巴塞罗那以“SADNESS IS DONW”为例，认为人们的认识活动实际上存在一个连续体，即“基本转喻 → 转喻源域中的转喻 → 隐喻”[60]。由此可见，“隐转喻”和“转喻—隐喻连续体”的意义在于，我们不仅要关注转喻思维和隐喻思维本身，更要关注思维结构中二者的互动部分，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特纳（Mark Turner）和吉尔斯·福康涅（Gilles Fauconnier）所提到的隐喻发生的动态性和流动性特征。[61]
由于语言和图像的符号属性差异，视觉表征维度上的隐喻和转喻之间的作用方式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而这首先涉及图像符号不同于语言符号的符号本体差异。按照皮尔斯的符号三分理论，图像符号的第一性是“像似性”（iconicity），⑥即再现体和对象的指涉结构存在一定的像似基础。不同于指示符和规约符，像似符系统中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理据基础，“它因为自身的内在特性（internal nature）而被它的动力对象（dynamic object）所决定……它可以代替任何对象，主要它像那个对象” [62]。“像似性”可以进一步从“相像”“再现”与“模仿”三个维度来把握[63]，由此形成了再现体和对象之间的三种像似关系—相像关系、再现关系和模仿关系。概括来说，图像符号的像似基础决定了符号意指的第一属性为理据性，而以规约性为基础的语言符号的第一属性是任意性。语言符号和图像符号的本体属性的差异，决定了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不同于语言表征的工作原理差异，同样也决定了视觉转喻和视觉隐喻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差异。当我们在符号第一性的“像似性”基础上思考图像符号的修辞系统时，转喻层和隐喻层之间呈现出何种作用模型？由于视觉符号建立在具象思维基础上，而且图像再现必然体现为对现实世界的部分选择，因此视觉转喻是一种更加基础的修辞语言。换言之，相对于视觉隐喻试图抵达的暗指意义，视觉转喻是图像修辞的基础结构，而且必然嵌套在视觉隐喻的总体结构之中。概括来说，就转喻和隐喻的互动机制而言，视觉修辞和语言修辞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语言隐喻可以脱离转喻而存在，但视觉隐喻必然建立在视觉转喻基础之上。由于语言符号的规约性特征，其符号意指可以直接回应概念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概念隐喻是语言修辞的普遍认知方式。相反，图像符号的像似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只能通过具象的、局部的转喻符号来抵达一定的概念域，并在概念域的维度上发现本体和喻体的相似性，因此视觉转喻是视觉隐喻的发生基础。
第二，语言隐喻中的转喻往往发挥着一般意义上的指称功能，而视觉隐喻中的转喻则体现出更大的能动性，积极参与相似性的视觉再造。图像符号的第一性是像似意义上的再现，而视觉转喻结构中不同的视角、视点、视域选择，往往激活的是不同的经验系统，同时也酝酿着不同的暗指意义。而视觉隐喻系统中相似性的建立，依赖于视觉思维（visual thinking）的加工机制。必须承认，不同于语言表征的抽象结构，视觉意义上的现实表征往往具有更丰富的再现方式和时空结构—时间意义上瞬间快照、长镜头和蒙太奇选择，空间意义上的视角、视点和视域选择。[64]图像表征极为多样的“时空之维”，是语言表征不可比拟的。与此同时，视觉符号在时空意义上的不同转喻方式，并非仅仅是对现实世界的纯粹模仿或再现，而是具有积极的表现或意指功能。简言之，不同的视觉转喻方式，启动的是不同的视觉加工图式，其结果就是以一种更加积极而能动的方式参与视觉隐喻系统中相似性的想象与生产。
第三，语言隐喻的转喻结构只能发生在始源域，而视觉隐喻的转喻结构则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认知域。纵观安东尼奥·巴塞罗的“隐喻发生的转喻理据”、古特·拉登的“基于转喻的隐喻”、路易斯·古森斯的“隐转喻”研究，总体上都认为隐喻发生的转喻基础存在于始源域，而隐喻的目标域则并不存在一个转喻结构。相反，由于图像表征和语言表征的符号本体差异，视觉隐喻系统中的相似性，实际上是对具象符号的结构抽象与属性提炼，即相似性存在于吉尔斯·福康涅所说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共同投射的“合成空间”中，而合成空间本质上是一个心理概念，对应的主要内容是概念意义。由于视觉隐喻的本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域之间的认知投射，从具象符号到概念域的生成，必然体现为“具象指代抽象”的转喻结构。视觉转喻意义上的“具象指代抽象”，既可以发生在隐喻结构中的始源域，也可以发生在目标域—视觉转喻的功能是实现概念域的生成，从而推动两个不同概念域之间的跨域映射。视觉隐喻可以区分为概念性视觉隐喻和构成性视觉隐喻两种类型。[65]就概念性视觉隐喻而言，由于喻体的“缺席”，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本体来把握抽象的概念意义，因而转喻结构存在于视觉隐喻的始源域。就构成性视觉隐喻而言，由于本体和喻体的同时“在场”，始源域和目标域都面临概念域的生成问题，因此转喻结构同时存在于始源域和目标域之中。概括来说，根据视觉隐喻和视觉转喻之间的认知过渡方式，转喻层和隐喻层之间存在两种基本的作用模型：一是基于单域转喻的视觉隐喻模型，二是基于双域转喻的视觉隐喻模型。前者意味着始源域存在一个转喻结构，后者意味着始源域和目标域同时存在转喻结构（二者的互动原理如图2所示）。
七、结语
总之，隐喻和转喻的互动机制而言，视觉修辞和语言修辞的工作原理存在一定的差异。类似于路易斯·古森斯提出的“隐转喻”概念，我们不妨将视觉修辞体系中隐喻和转喻之间普遍存在的嵌套结构称为“视觉隐转喻”（visual metaphtonymy）。尽管说“隐转喻”现象揭示了隐喻和转喻互动的基本模式，即隐喻中存在一个基础性的转喻结构，然而“视觉隐转喻”（visual metaphtonymy）在存在方式、转喻功能、基本模型三个方面均呈现出不同于“语言隐转喻”的修辞结构（rhetorical structure）与认知特点。第一，就“隐转喻”的存在方式而言，语言隐喻并非必然依赖于转喻基础，而视觉隐喻则具有一个普遍的、必然的转喻结构。第二，就“隐转喻”的转喻功能而言，转喻在语言隐喻中更多地发挥着一般意义上的指称功能，而在视觉隐喻中则体现出积极的动能性，即转喻不仅决定了隐喻中“喻底”的显现方式，同时决定了隐喻中相似性的生产逻辑和想象结构。第三，就“隐转喻”的运作模型而言，转喻结构仅仅存在于语言隐喻的始源域，但却可以存在于视觉隐喻的任何一个认知域，由此形成了两种基本的“视觉隐转喻”模型：一是基于单域转喻的视觉隐喻模型，二是基于双域转喻的视觉隐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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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参考文献&基金项目
注释
①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词分为八种形式：普通词、外来词、隐喻词、装饰词、创新词、延伸词、缩略词、变体词。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49。
②为了界定无意识的普遍范畴理论，拉康假设了一个普遍的算法理论 S/s，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能指对所指作用方式的理论公式f（S）1/s ，这个公式“显示的是横向的能指连环的成分以及所指中的垂直的附属物的双重存在作用。这些作用按照换喻和隐喻这两个根本性结构而进行分布”。拉康依据这一基本的假设公式，指出横轴上的转喻的结构可以表述为f（S……S，）≌S（-）s，而纵轴上的隐喻的结构可以表述为f（S，/S）≌S（ ）s。其中，S，指的是产生意义或意义作用的项，显然，S，在转喻结构中是隐匿的而在隐喻结构中是显现的。拉康在《无意识中文字的动因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中对隐喻公式和转喻公式的具体内涵进行了详细分析。参见（法）雅克·拉康.拉康选集[M].禇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445-447。
③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成为携带意义的符号，是因为经历了符号化的过程。所谓符号化，意为赋予事物意义的过程和行为，而再符号化，强调将事物勾连到新的认知语境中，重新赋予事物以新的意义。
④按照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构造原理，符号是由再现体（representati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构成，分别代表符号的感知部分、代替部分、解释部分，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三元关系。皮尔斯指出，符号解释必然意味着用一种符号来解释另一种符号，即解释项会成为新的符号（再现体），从而出现一种永不停息的解释行为，即符号解释的“无限衍义”。参见：（美）查尔斯·皮尔斯.皮尔斯：论符号[M].赵星植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32.。
⑤转喻的指称方式可谓非常多元，但图像转喻主体上体现为“部分指代整体”。尽管说图像转喻依然存在“部分指代整体中的另一部分”这一现象，但由于“整体中的另一部分”依然是通过对“整体”的激活与联想而体现的，其完整的指代链条为“部分→整体→整体中的另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将“部分指代整体中的另一部分”视为“部分指代整体”的一种亚指代形式。
⑥按照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原则，作为像似符的图像符号依然存在三层属性，即“再现体”与“对象”的指涉关系可以分为像似（第一性）、指示（第二性）和规约（第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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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视觉修辞的理论、方法与应用研究”（17ZDA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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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涛，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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