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村在人民公社的旗帜下，全村分为九个生产队，我家分在第三生产队。生产队里的三幢老屋，就像三个小型舞台，经常上演着形形色色的剧目。过去，我只看了热闹，现在，才品出了些许味道。
第一幢老屋，叫记工屋。记工屋，是生产队记工的地方。我队的记工屋，原是老革命孙福的房子。孙福一九三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了革命老区的游击队副队长，最大的功劳是带领我村民兵，活捉了国民党赵保原部的黄团长。孙福没儿没女，解放之后吃上“五保”，生前住过的房子，死后归了集体，做了我队的记工屋。我队的记工屋，计有三间房子,里面有两张桌子，两条小凳，记工时归记工员暂用，平时是生产队长的宝座。当时，我队的社员，挣的是工分。每年年初，队长组织全体社员，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为每一个社员评定基本工分。平时，社员们白天上山干活，晚上到记工屋里记工。记工的时候，记工员叫着谁的名字,谁就到桌子前面报工,队里的干部没有异议，记工员就把谁的工记上。出半天工的记半工，出一天工（不含早晨）的记日工，出整天（含早晨）工的记整工。“工分工分，社员命根”，年终决算分配，靠的就是工分。
当时社会流行这样一段顺口溜：“得罪队长没法活，得罪保管员挨秤砣，得罪会计算盘打，得罪记工员笔头戳”。由此看来，记工员在生产队里，大小也是个人物。一般说来，要当记工员，必须具备如下条件,一要有文化，不识字不会算账的，干不了；二要有威信，队长不信任社员不信任的，干不上；三要有责任心，不敢负责不能负责的，干不好。我队当时的记工员，一个叫孙波，全家原在烟台，据说其父犯了错误，随父回到村里；一个叫李勇，全家原在青岛，因为其父有些历史问题，随父下放到了我村。他们两个当记工员，社会上议论很多。队长说，咱当老百姓的，管不了那么多。孙波和李勇，来自于不同的城市，却有一个共同的爱好——打乒乓球。他们把两张桌子对起来，当作乒乓球案子；在两张桌子中间用两块砖块支起一根木条，当作乒乓球网，没人的时候，即开打起来。后来，他们球艺大进，整个公社找不到对手。再后来，他们两个先后返了城。现在，他们还惦记着我队的记工屋，回味着那段难忘的时光。
一九六四年，我村驻进了“四清”工作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根据上级部署，我村大小干部，都进了“四清”学习班，村里的工作有村贫协委员会负责，队里的工作有贫协小组承担。我队贫协小组长名叫孙明，是条聪明正直敢说敢当的汉子。某天晚上，孙明把另外两个小组成员，叫到我队记工屋，如此这般地做了一番部署。第二天，孙明以全队社员不服领导为由，找到“四清”工作队辞职。当时，正是三秋大忙季节，地里的农活停不得。“四清”工作队立即召开社员大会，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孙明提议，让我队的队长、会计尽快归队。孙明的话音刚落，另外两个小组成员带头叫好。第二天，我队的队长、会计即离开了学习班，回到队里带领社员“边劳动边运动”。“记工屋事件”，作为佳话，一直传到今天。
第二幢老屋，叫饲养屋。饲养屋，是生产队饲养牲畜的所在。我村对此叫法不同，有的叫饲养院，有的叫饲养室，还有的叫马棚，叫的最多的是饲养屋。我队的饲养屋，在全村九个生产队里数一数二。四间红瓦房，坐落在饲养屋的中间位置。前边有个宽敞的院子，后边堆着一个又一个饲料草垛。左边盖了两排饲养棚，前面一排养驴，后面一排养骡子养马。右边也有两排建筑，前边一排是猪圈，后边一排是牛棚。当时，我队的机械化水平很低，耕地靠牛，拉车靠骡子靠马，推磨压碾送粪驮东西，主要靠驴。现在，驴、马、骡子，在我村已经绝迹，当时，那个生产队都要养十来头，其中养驴最多，这种畜生好养能干，绝对的劳动模范。那时候，生产队养猪，一是为了攒粪，二是为了吃肉。哪个生产队猪养得好，哪个生产队的年就过得好。社员吃上肉过好年，来年心更齐劲更大。
有了好饲养屋，还要有好饲养员。选个好饲养员，比选个好队长都难。我队一般选两个饲养员，一个年龄大些，一个年龄小点，年龄大的有经验，年龄小的有力气。相对来说，年龄大的好选，年龄小的难找。当一个年轻饲养员，既要有好品德，还要有好力气，更要有好脾气。这样的年轻人，打着灯笼也难找，即使找到了，年纪轻轻的，也不愿意跟畜生打交道。我高中毕业时，队里先选德高望重的孙河当饲养员，再让孙河去找自己的搭档。孙河看上了和我一块毕业的孙林。孙林好歹同意了，孙林的父亲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孙林不能当一辈子饲养员，干几年队里要另作安排。队长说，这个没问题。他又说，当饲养员难找媳妇，孙河为此要多操心。孙河说，这个没说的。他最后说，孙林拉尿都在饲养屋里，队里要给他家多记几车粪。队长笑着说，这个也行。就这样，孙林当上了我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饲养员，他父亲为此得了个“小心眼”的绰号。
不知始于何时，我队的饲养屋成了老人的活动室。全队的老人，没事到饲养屋里聊天，有事在饲养屋里议事。我村村前有条南河，南河绕过的地方有道南岭，南岭上有一块我村最大的公共墓地，里面长眠着我村若干年的若干先民。当时，全国上下“农业学大寨”，我村喊着“战天斗地”的口号，硬要劈开南岭取直河道造出百亩良田。这个不同凡响的决定牵动着全村老少的心，我队老人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饲养室，抽着旱烟商讨着对策。他们认为，这条南岭，是先民的墓地，也是我村的脉气，开山劈岭，惊动了祖宗不说，还能断了我村的脉气。第二天，老实的，缠着县社村三级干部，有粗有细地讲着他们的道理；脾气大的，则呼天喊地聚众坐在集中开工的地方；有的干脆横在开工点炮的炮眼上，声称要炸要劈就先把他炸死劈开。最终结局是，“封建迷信”战胜了“革命思想”， 保住了南岭，也保住了我村的脉气。
第三幢老屋，是场院屋。场院屋，是我队看场人员休息的地方。我队的场院屋坐落在我村东面，两间又矮又旧的黑瓦房,像一个沧桑老人，固执地守候在场院边上。我队的场院，冬春闲，夏秋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收前夕，闲了一个冬春的场院，打起精神忙碌起来。人们先用镢头松松土，再用锄头找找平，然后挑水泼场院。等到场院晒到一定程度，在上面洒上草木灰，拉着碌碡吱吱呀呀地压着，最终压出了一个平平整整的场地。这个时候，看场人员开始上岗。我队的看场人员，平时会计、保管两个人，忙了再临时加人。当时，我父亲担任会计，保管名叫孙礼。他们拿着队长交给的钥匙，当着监管人员的面，打开场院屋的铁锁，一五一十地清点着物资，郑重其事地做着记录。他们送走了监管人员，又忙着打扫卫生，扫扫灰尘，整整杂物，在炕上放好铺盖，在墙上挂好衣物，场院屋内顿时有了活力。
打场，既是麦收的关键，也是整个场院的高潮。又强又硬的日光，不时发出清晰灿烂的声音。那时打场，主要有“摔、压、打”三种打法。先说“摔”。人们挑出最好的麦子，单独晒好之后，交给队里的妇女。她们先把麦穗理齐，然后双手抓住麦根，在放好的石头（木头）上，使劲地摔打麦穗。摔麦摔出的麦秸，最好的用来打草帘，差些的用来盖屋顶。再说“压”。人们把挑后的麦子，用铡刀拦腰铡成两段。带根的一段叫麦根，归到草堆；带穗的一段叫麦头，摊开晾晒。晒到一定程度，人把着杆子，指挥着牲口，牲口拉着碌碡，一圈又一圈地压着。用碌碡压麦头，最怕牲口拉屎尿尿，人们为此伤透了脑筋。最后说“打”。那时，我村九个生产队，共用两台打麦机。村干部采用抓阄的方式，确定各个生产队的用机顺序。每个生产队都想方设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出更多的麦子。我父亲把场院人员分成四个组，一组负责把麦子运到机器根下，二组负责将麦子送到机器的传送带上，三组负责把传送带上的麦子摊平摊匀，四组负责接收机器打出的麦粒。在四个小组当中，最苦最累最脏最为关键的就是第三小组。没有特殊情况，我父亲和孙礼负责这个小组。打麦子时，他们两个轮流上阵，歇机不歇人。下机之后，老长时间，他们擤出的鼻涕、吐出的痰，还是黑的。
我队的场院屋离村比较远，队里的干部喜欢到这里开会议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村推行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我队的大小干部，躲在场院屋里，整整开了三天会，讨论完了土地的承包办法，又讨论了果园的叫行承包规则。会议之后，土地“承包”进展顺利，果园“叫行”却遇到了麻烦。一个名叫孙全的汉子，别人加价他就加价，一副非他莫属的劲头，最后以较高价格叫到了一片果园。孙全带领老婆孩子，精心伺弄了两年，别人的果树都挂了果，他的果树却只长叶子。孙全找到我队的干部，要求退回承包的果园。我队的干部，来到我队的场院屋，密谋了一个晚上，形成的决定是：依法维护原来的承包合同。孙全气得发青发紫，来到承包果园找到一棵大些的果树，一根绳子结果了自己的性命。高中毕业的孙伟低价承包了这个果园，找到乡里的技术员到果园一看，问题出在没有授粉上。嘿！没有男人，女人怎么生孩子？孙伟按照技术员的点化，立即进行人工授粉，第一年即发了大财。人们都说，孙伟有福，孙全死得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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