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7日，“结石宝宝”父亲郭利被改判无罪。如今，他依旧奔波与北京和广东两地，为自己五年的牢狱生涯申请国家赔偿，要求施恩公司兑现当初答应的300万元——为了自己，更为了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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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2日凌晨，北京人郭利的人生在杭州的马路上转了一个弯。
当天，正在杭州出差的他吃完宵夜散步回酒店，却在马路上被广东潮安警方因“犯罪嫌疑”在浙江“逮捕”。他一无所知，却被控“敲诈勒索”，然后，是汹涌而来的牢狱之灾、妻离子散。
就这样， 42岁的郭利开始了此后数年求告无门的一场劫数。一个为女儿求取公道和补偿的父亲，忽然之间，变成了“特殊照顾”的单人囚室里无助、麻木的犯人。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执拗的爱。
亲手将“毒药”喂给女儿
2008年9月，“三聚氰氨事件”曝光，全国多地出现了众多因食用毒奶粉患病甚至死亡的“结石宝宝”。随着事件发酵，首当其冲的涉事企业河北三鹿集团被关停，相关责任人受到严惩。据统计，“毒奶粉”案件中，有至少六名儿童丧生，超过三十万儿童引发泌尿系统疾患。
事件之初，对于这个举国震惊的新闻，身在北京的郭利觉得事不关己，并未在意。作为大城市精英阶层，加上39岁“老来得女”，他对孩子无比珍爱，给女儿喝的自然是价格不菲的“进口奶粉”。然而不久郭利就惊讶地发现，在质检总局公布的22家三聚氰氨超标的奶粉企业名单中，他为女儿精挑细选的施恩牌“美国进口奶粉”赫然在列。郭利连忙带女儿到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女儿双肾可见数个点状强回声，肾功能受损。
“那时候她还不会说话，不会诉说自己的痛苦。比如说我喂她，她不吃，哭闹，还发脾气。还有她的个头，站起来以后又黑又瘦。”直到医生判断孩子罹患的是典型的“毒奶粉”症状，郭利才回忆起女儿小时候的反常表现。
郭利与女儿
医院的检查结果让身为父亲的郭利忧心忡忡。他开始搜寻国内外各类相关的医学资料。由于三聚氰氨属于化工用品，医学上对人体摄入后的治疗方法鲜有研究。直到在一份欧盟的国际化学品安全手册中，郭利看到了这样的描述：长期、反复、大量摄入三聚氰氨，可能对肾与膀胱产生影响，导致产生结石，并增加膀胱、尿路，出现恶性肿瘤的风险。
郭利忽然开始恐惧。“我看到这个感到更可怕了，因为假设光一个肾结石，喝点水就排走了。但这变成了恶性肿瘤风险。”他不知道，自己的疏忽会不会给女儿未来漫长的人生埋下了一颗不知何时引爆的炸弹。
作为父亲，郭利对那些奶粉厂商深恶痛绝，但他更是对自己亲手将“毒药”喂给女儿的“疏忽大意”感到悔恨、愧疚。这种悔恨与愧疚在此后的数年里持续地咬噬着他。
“我觉得他们不是在做企业，而是在谋财害命。”郭利说。于是，怀着巨大的愤慨、复杂难言的悔恨和愧疚以及对女儿未来的担忧，他决定找奶粉厂商维权，为女儿讨个公道，也为自己赎罪。
我知道凶手是谁，谁在害我的孩子
郭利为女儿维权的路一波三折。
他深知在国内维权的难度，也有充足的证据准备——他是个细心的父亲，平日有保留购物小票的习惯。加之他多年从事商业谈判，有专业优势，却依然抵不过施恩公司的无所顾忌。
施恩公司代表处明确地告诉他，不惧维权，敬请起诉。“他们说你不能证明就是我们的产品引起孩子这个问题，而且即使有问题，也顶多是按照三鹿当时的那个标准，补偿你2000元。”郭利回忆。
“三聚氰氨奶粉”事件曝光后，由中国乳制品企业会牵头，22家涉案企业集体出资，成立了总额2亿元的医疗赔偿基金，作为对全国近30万名“结石宝宝”的一次性善后赔偿。赔偿标准分别为死亡20万元、重症3万元、普通症状2000元。郭利的女儿属于普通症状，对于只有2000元的赔偿金额，他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接受，而对方的态度也令他愤怒不己。
基于一个父亲的赎罪心和执拗劲儿，郭利再次开始收集证据。他去自费检测女儿食用的施恩产品，甚至拜托身在美国的朋友直接去调查这家生产“进口奶粉”的施恩公司。然而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也正是这个结果，把他和最爱的女儿一同拽进了纷扰的漩涡。
郭利得到的调查结果是，从来没有人听说过这么一个公司，而真正存在的那家施恩公司也不是婴幼儿食品公司——它只是一个贸易公司，主营一次性医疗设备进口贸易。
“我在施恩注册的商标和它的名称里头发现，它居然写的是美国的婴幼儿食品有限公司。这等于说它就是在欺诈。”此后郭利将这一重大发现披露给了媒体，迫于压力和事实，施恩公司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中国本土品牌的事实。
郭利的施恩奶粉
随着“假洋奶粉事件”曝光，郭利发现施恩公司的态度也在发生巨大转变。原来对他不屑一顾的施恩，开始积极与他商谈赔偿事宜。最终在历时三个多月的艰难谈判后，郭利拿到了40万元的赔偿金。
在很多人看来，郭利拿到了40万的赔偿并与厂家达成和解，相比那些求告无门只能默默认命的家长们，这已经是天大的“便宜”，但对于从事职业谈判工作的他来说，这并不能令他满意。
作为父亲，郭利始终无法释怀。“我知道凶手是谁，谁在害我的孩子。而且我感到非常内疚的是，是我把这些‘毒药’‘毒品’一口口地喂给了孩子，而孩子浑然不知，我却蒙在鼓里头，这是让我最内疚、最难过的。”
而这，冥冥中成了父女、甚至全家命运转折的祸根。
“敲诈勒索犯”从此失去了女儿
曝光“假洋奶粉”，拿到高额赔偿，一时间“结石宝宝”父亲郭利成了公众和媒体眼中的维权斗士。2009年6月底，在某电视台录制的节目《一个男人如何使施恩奶粉低头》播出后，施恩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再三联系郭利，要求再次面谈。
郭利觉得，也许是有什么新的情况发生，于是在施恩公司的一再要求和邀请下，他同意了面谈——这变成了第二次谈判，而出乎他意料的是，谈判进行的异常顺利。
双方很快再次达成了一笔数额巨大的赔偿金，人民币300万元，这令郭利都有些不敢相信。在为女儿争取赔偿的过程中，他自己甚至都没有设想过这种数额，尤其是在已经取得第一次赔偿和解的基础上。很快他就接到施恩公司的电话，通知他去杭州取钱。
郭利完全没有嗅到一点阴谋的气味儿，他只是觉得有些诧异。
“施恩的人说没有问题了，款项都到位了，你就来杭州拿上你的存折来取钱就可以。”郭利回忆。但他们也提出了条件：得到这笔赔偿金需要郭利把女儿病症的所有的原始证据，包括奶粉检测报告、奶粉样品、B超单等等，全部上交给施恩公司。然而在他严词拒绝之后，施恩并没有坚持，只是告诉他，“你可以来取钱了”。
2009年7月，借着到杭州出差的机会，郭利与对方约定了取款时间。然而22日凌晨，在他下塌的酒店门口，郭利突然被广东潮安警方拘捕。这时他才知道，原来对方早已向所在地的警方报案，指控郭利“敲诈勒索”，而他此前拿到的40万元赔偿金和第二次谈判的录音，都成为了“呈堂证供”。
郭利直到那时才知道，施恩方面诱之以利的第二次谈判完全是个陷阱。“他们把录音剪辑了。比如说你问我，你要多少钱啊？他把这句话去掉了，那段录音里面就变成了我要多少钱，你不给我是不可以的。”
郭利在法院接受审判
就这样，郭利被施恩公司告上了当地法庭。郭利回忆，因为开庭时间非常仓促，他就像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那场审理，甚至没有时间去播放“完整”的证据录音。
2010年1月，郭利被潮安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郭利不服，提起上诉，二审在没有开庭的情况下，不同寻常地在短短8天后便宣布维持原判随后，郭利被压往广东揭阳监狱服刑。
于是，一个为女儿维权的父亲，被押解着奔波千里，摇身一变，成了“敲诈勒索犯”。并且，这个父亲从此“失去”了自己珍爱的女儿。他不得不缺席许多年，直到女儿已经不再记得父亲。
我无罪，为了女儿
从一个北京的精英阶层，到异地他乡的阶下囚，命运的转折让从小在顺境中长大的郭利觉得人生被彻底撕裂，那时候女儿成了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然而更令他无奈的是，他在法理上，已经失去了女儿——入狱后，原本就感情不睦的妻子，很快与郭利离婚。深陷囹圄的他也随之失去了女儿的抚养权。
起初，远在北京的父母是他的希望，然而坚持了两年后，心力交瘁的老两口最终无计可施，他们只能从北京赶到千里之外的揭阳监狱，劝儿子“伏法”。
郭利拒绝了。他坚信自己无罪，他只是一个为了弥补自己的错误、替女儿维权的父亲，他的行为是正当的，不构成犯罪。因此即便入狱服刑，他仍然坚持申诉，拒不认罪。这让他不但不能获得减刑的机会，也成了狱中需要特别管教的对象。
由于拒不认罪，郭利面对的常常是这样的境遇——“一个人，没人允许跟你交流。你吃的跟别人也不一样，别人有肉、有鸡、有蛋，你什么都没有，相当于一个人孤独的被关在铜墙铁壁里头。”在他的感觉里，时间已经停滞，监狱里一天相当于在外头十天，他只能麻木地煎熬自己，整整五年。
五年里，女儿是他的支柱。有时他甚至觉得在牢狱中的折磨是对自己作为父亲的惩罚。为了打发时间，郭利在狱中开始学习画画，父母每隔几个月会寄女儿的照片给他，郭利只能想像着女儿在外面的生活，学着用画笔记录着自己想象中她成长的点滴。
郭利在狱中为女儿生日作画
然而，那只是他想象里的女儿。
失去的不回来
2014年7月22日，郭利刑满获释。
出狱后，他短暂回京，看望了父母，也见到了已经8岁的女儿。他甚至无暇感慨父女重逢，便又匆匆返回广东，开始为自己的清白申诉。
这个五年前替女儿维权的父亲，又踏上了为自己翻案的道路，然而即便是家人和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对他的案子不太看好。
有人开始叫郭利“下访户”——外地到北京叫“上访”，相应的，北京到外地就是“下访”。然而面对郭利的诉求，广东方面不置可否。
郭利在法院前
“他们认为我说的确实有道理，但是他们也无能为力，案子又没有真凶什么的，而且就是按照这个内容，就是个小案子，为什么给你翻案？翻案了，公检法那些人怎么办？”郭利说。
就这样，两年的时间里，凭借一股近乎偏执的坚持，郭利不断在北京和广东两地往返“下访”。在他不懈的努力下，2016年5月广东省高院对郭利敲诈勒索案提起再审，一年后的4月7日，50岁的郭利终于拿到了一纸无罪判决。广东省高院改判郭利无罪，可依法申请国家赔偿。
对郭利来说，这张纸迟到了九年。他在女儿遭遇之初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这样的话：郭利是消费者，郭利做的是对的。
“因为我坚持，我偏执，这种坚持，精神式的一种坚持，所以才换来这一纸判决，当然有的人说我走运，是天上掉了个馅饼给我”，可是，什么样的馅饼会掉了这么多年才砸到陷进深坑泥水里的他呢？
何况，他付出的除了时间、家庭，还有他最珍视的女儿。
服刑期间，女儿一直由前妻和姥姥抚养。郭利出狱回京后，每个月可以见一次女儿。郭利记忆里的女儿，是个爱笑的小娃娃。他记得带着女儿到外面逛街，她总是笑，见了谁都笑。直到现在，他还能回忆起无数个女儿的笑容，“每次推到一个人行道上，有台阶。她自己往下走的时候，每走一个台阶，她笑一下，到现在我走到那，都能想起她的笑容。”
然而失去的不再回来，不论是时间，还是时间背后本该深厚的情感联系。他见到女儿的时候，父女俩剩下的只有无所适从。多年不见，郭利和家人无法向这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解释父亲消失的真正原因。对这个突然而来的父亲，女儿至今仍有很强的距离感。
“我过去搂她一下，抱她一下，她可能就会拒绝，因为她觉得这个人为什么要搂我，她没法接受，她不能理解。”郭利说。
一年多前，由于与前妻家产生了些矛盾，郭利至今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没有见过女儿了。
“我遗憾的就是这五年，甚至这九年，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几乎可以按小时计算。”郭利希望自己能最终为女儿也为自己争取一个结果，“尽我所能，给她争取更多的赔偿来作一个弥补吧，因为过去都过去了。”
他当然希望女儿能陪着他，就像他在狱中画的那幅《无家可归者》一样，他可以牵着孩子的小手一路走下去。然而他也知道，那是一厢情愿。他告诉自己，他在为女儿而战，但他也知道，女儿并不知道这些，他更不知道，女儿将来会不会理解自己。
“我知道不可能，因为她要上学，她要正常生活，她也不可能这么小，就知道这么多事情。”郭利说。
2008年的“三聚氰氨事件”已经过去9年，但这场“奶粉风波”的阴影，至今仍未彻底消散。在多年维权的路上，郭利也遇到过一些和他一样的“结石宝宝”父母，他们中很多人都是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不具备法律知识和维权能力，大多索赔无门。但郭利觉得，自己有时候更羡慕他们，毕竟他们还能一直陪在孩子身边。
如今郭利生活的全部，依旧是维权。这个为女儿战斗的郭利，真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维权斗士”。他依旧奔波与北京和广东两地，为自己五年的牢狱生涯申请国家赔偿，要求施恩公司兑现当初答应的300万元——为了自己，更为了女儿。
视频编导：裴天懿 骆骁
文字编辑：王小舒
微信编辑：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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