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很多的资料都显示，陆老师您是研究生死学的学者？
陆晓娅：谈不上研究，我只是为大学生开了一门课。我觉得那跟搞学术研究是不一样的。
《我们》：您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在北京师范大学开讲“影像中的生死学”这一门课的呢？
陆晓娅：前几年北师大要开通识教育课，他们曾经邀请过我，但我退休后忙于创办公益机构歌路营，只能推辞。到了2012年，快60岁的时候，我开始考虑第二次退休，因为要照顾患有老年失智症的妈妈，自己也觉得需要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能把宝贵的生命再浪费在通勤上了。但我觉得自己还有余力做事，比如在大学开门课。
但开什么课呢？这些年我仍在不断地读书。有一些人的书对我有挺大的影响，比如美国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师欧文？亚龙，他写过很多心理小说，例如《爱情刽子手》、《当尼采哭泣》、《叔本华的治疗》等。前几年他出了一本新书，叫做《直视骄阳：战胜死亡恐惧》。从亚龙的书中我看到，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其实仍然是可以有机会去成长的，或者说，死亡会逼着他重新去审视自己的人生，然后会有一些改变。
另外一个因素是，2003年SARS以后，我曾和青春热线的志愿者团队一起，在高校、中学和一些机构做危机干预、哀伤辅导的工作。加上我对大学生这个群体蛮熟悉的，多年的青春热线服务，使我知道他们可能有哪些沟沟坎坎，他们对学习的渴望。
所以我就想，有一个什么样的课，不一定完全跟心理学相关，它能够与大学生的生命成长相关，同时也可以帮助他们拓宽知识面、拓宽视野。
我觉得生死学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兼顾两者的课程，它涉及到生物学、医学、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法学、美学、哲学等诸多学科，非常广阔，同时又可以涉及到生命成长的一些课题，比如如何面对人生的困境与危机，所以我觉得自己可以在生死学的框架下做些教育的尝试。
我很希望在经历过多年的应试教育之后，能通过这样一门课程去挑逗起学生的求知欲望。是的，我用'挑逗'这个词，因为很少有自主性学习体验的人，要开始真正的求索、思考，是很难的。生死学没有标准答案，逼着学生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来思考，我想这个过程也许对学生的成长来说，比学习知识还重要。
《我们》：为什么您会觉得“生死”这个切入点特别具有挑逗性，特别能够激发年轻人呢？
陆晓娅：人在二十啷当岁的时候，面对自我和社会，就会有很多思考、很多纠结，会想“我为什么要这样活着？”，甚至“我为什么要活着？”我觉得这个阶段的思考是非常有价值的，是他们活出自己的开始。当然现代社会诱惑多，加上家庭与学校对学生的控制多，因此现在的年轻人要进行这样的思考会比较难，即使有一些思考，也很少有机会去讨论和交流，甚至被认为是怪异。这种心灵上的隔绝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就希望创造一个机会，让学生可以谈论这些东西。
从心理发展上来说，青年这个阶段往往是对死亡有好奇的，觉得它恐怖又神秘，你看他们会穿骷髅头的T恤，仿佛很酷。当然，我并不希望把谈论死亡变成一件很酷的事情，而是希望找到一个切入点，一个对学生来说神秘的切入点，然后去探索从个体到人类所面对的挑战，比如作为个体的我，怎样去寻求到自己的生命意义；比如从社会的层面、文化的层面，人类的生与死又出现了哪些新的课题。
我的学生说，没有一个课的老师会让他们去想这么多问题，在生死学课上，一堂课想的问题比一个星期还多。我觉得这就对了！我对他们说，我是一个播种困惑的老师，我不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者，因为我觉得在生死学这样一个领域，谁敢说自己拥有真理？谁敢说自己真正明白了为什么而生？又怎样去死？重要的是，我可以跟学生们一块来探索。
怎么探索，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电影来搭平台。电影是非常有趣的载体，它不是系统化的理论，而是生活的故事、生命的故事，多义性、模糊性全在里头，电影不提供标准答案，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从中感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也正因此，讨论的空间就出来了，思考的空间出来了。有些老师搞生命教育，会对学生说：'生命很宝贵，你要珍惜'之类的话，我觉得很空。我们是通过电影看一个个故事，然后去问一个个问题。
例如在《死亡诗社》里，尼尔自杀了，那么，他有没有权利去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自由毋宁死，还是不自由，仍可活？除了自杀，尼尔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活下去？学生就会很细腻地来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进行了多重对话，首先是和电影文本对话，一边看电影，他心里一边在发生对话；然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再来对话，每次我还会准备阅读资料，班上还有漂流书，他们还会和这些文本对话。伽达默尔说，通过对话，可以超越自身的狭隘。有时，这样的讨论和对话也让学生产生困惑。但困惑不正说明学生开始用自己的脑袋思考了么？这样的困惑也许比不假思索地接受现成的答案要好得多。
《我们》：嗯，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
陆晓娅：对！其实，我在这个课上是唤起了一些死亡焦虑的。适度的焦虑从心理学上来讲，是有意义的。学生很年轻，常常会觉得死亡跟我没有关系，但其实死亡跟他是有关系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发生了，何况生命一天天的流逝，你每天都在死亡。所以，当学生意识到我虽然年轻，但我是必死无疑，而且我还不知道我哪天死，就会反过来开始考虑自己的生。
《我们》：你觉得中国的大学生是否已经具有一定的死亡意识？需不需要普及死亡教育？
陆晓娅：我觉得是需要的。“死亡学”的概念是诺贝尔生物学奖得主梅契尼科夫在1908年提出来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等国家就开始出现了一些死亡教育的课程，包括大学，也包括中小学。我看到过一个台湾学者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对死亡的恐惧是比美国强，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有死亡教育。
当然，文化也不一样，比如在电视剧《纸牌屋》里有一幕，女主角跑步，跑着跑着就跑到墓地里去了。欧洲甚至有墓地公园，里面有咖啡馆，人们就坐在墓园里喝咖啡。过去，死亡就发生在身边，比如在乡村中，人死了还要在家里停几天灵。但是现在死亡都医学化了，人都死到医院里去了。
离死亡越远，死亡就变得越神秘和越让人感到恐惧。我每期开课第一个作业就是让学生去写'死亡离我有多远'。非常有意思的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会写得非常生动，写得有人情味。大城市里长大的学生就写得很抽象，很空洞。
《我们》：那您觉得从整个社会的角度，一个避讳谈论死亡的社会和一个愿意谈论死亡的社会，它会有什么不一样？或者说，一直避讳谈论死亡，它的弊病在哪里？
陆晓娅：我觉得死亡它毕竟会带来一定冲击，不管是社会性死亡，还是个体因为疾病、意外等的死亡，它总是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冲击，因为死亡是一种丧失。人死了，很多事情就改变了。面对这样的冲击，需要通过一些仪式、一些过程来接受、调整、适应，重新开始生活。如果没有机会或没有办法去面对和处理死亡带来的冲击与改变，它就会成为“未完成之事”，影响人们今后的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健康。
有部电影叫《莎拉的钥匙》，犹太女孩莎拉和家人面临被纳粹抓走的危险，为了保护弟弟，莎拉把弟弟锁在了衣柜里，拿走了钥匙。莎拉被带到集中营后，千方百计逃出来去救弟弟，但是回到家中打开柜门时，弟弟已经死了。虽然莎拉后来得救了，移民到美国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最后还是非常抑郁地自杀了--对于莎拉来说，她的悲伤、她的内疚、她的恐惧，都还在那里。我自己也在心理咨询中发现，没有机会去言说、表达、处理'丧失'这件事时，甚至会对几代人造成影响。
《我们》：目前看来，同学们在参加了生死学这门课程之后有什么变化吗？
陆晓娅：我不敢说有多大的变化或者多么深刻的影响，不过有学生告诉我，上完这个课他重新拿起了放下已久的画笔。看上去，这好像也不是直接跟生死有关的事情，但我非常高兴，因为他开始要重新找回他自己了。我们可以想像一下，他是什么时候丢了画笔的呢？在什么情况下丢的？那个画笔对他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一个学生马上去学架子鼓了，我觉得她发现了生命中有一个东西可以释放她的激情。还有个学生说，上这个课好像找回了一块一块的自己，把生命重新拼接起来了。
这些变化说明孩子们的生命感出来了，而不再满足于“活着”。很多人活着，但他的生命缺乏生机，缺乏“有机感”。中国的学生被应试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压力搞得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但是上这个课会让他想：“我怎么活出我自己”，“怎么样让我自己的生命是活泼的”。
《我们》：嗯，虽然现在是个娱乐时代，却又同时大多数人都觉得活得无趣。
陆晓娅：对！不好玩，活得不好玩。因为跟那个本真的我是完全没有连接的，他是在为别人活着的，他已经好长时间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记得我第一堂课让学生写“死亡离我有多远”，有个学生就写了一句话：“我已经死了，我被中国的教育杀死了”。我还和学生做一个叫做“谁和我一样”的游戏，有个学生站起来说：“我想知道谁和我一样，非常不喜欢现在的自己”。他说，他曾经有过一个充满活力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人，现在这个人没了！还有的同学说，非常希望通过这个课重新去燃起对生命的热情，觉得自己现在变得很冷漠。
《我们》：那最起码这些同学有一个意识，觉察到自己“死了”，觉察到自己很冷漠，成人世界里的人们可能连这个都没意识到。
陆晓娅：我上这个课，就是希望学生变得跟自己的生命贴近一点，让自己能拥有更加丰富的生命体会，恢复到一种活生生的有机状态，比说，看电影可以掉眼泪，看见春天的花朵会觉得很欣喜，看到天上鸟儿飞过就对自由充满向往，这都是活泼泼的生命的感觉。可以痛，可以大笑，可以默默地流泪。我觉得这些都是生命感的东西。
注：原文载于《我们·爱别离》，是《我们》主编谈笑静（笔名扎西拉姆多多）与陆晓娅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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