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采取“切香肠”的方式,一点点试探中Y的底线,达到自己的目标。现在他又要采取“以动制静”的方式,主动和中Y谈条件了。上次芦花会议,张某人是“基本满意”,但不是“特别满意”,原因在于他还没有拿到党内最高的领导权。用朱老总的话说,“当时他(指张某人)愿意北上………就是想争官做”。眼看按照目前的计划,下一步红军就要走出死地而后生了,张某人赶紧提出建议,要再开一次中Y政治局会议。有了松潘战役的前车之鉴,中Y也知道,不开这次会议张某人肯定是不“动窝”的。于是在收到张某人的建议之后,当即回复让他第二天就过来中Y所在地——沙窝开会。进村的时候,张某人发现“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显得戒备森严。”但是他不在乎,因为在沙窝村的外围就是红四方面军的防区。这是一个很好的隐喻:
在中Y内由政治局说了算,在中Y外由掌握军权的张某人说了算。中Y知道张某人这次是有备而来。就像教员所说的那样:他是要开“督军团会议”,“仗着人多枪多来压迫中Y”。中Y摆出这样的架势,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就是让张某人亮出自己的“底牌”;同时,中Y也划出自己“底线”。中Y的态度,张某人也很清楚。他决定不再隐藏自己的想法。夺权的前提就是要中Y承认对红四方面军的批评是错的;红四方面军的路线是对的;而中Y的路线是错的!那到底谁更适合去领导中国革命,岂不是一清二楚了么?博古、凯丰等人又拿出当初到中Y苏区的干劲,开始“审查”兄弟部队:- 把四方面军几个军官打骂士兵的例子叫做“军阀主义”;
- 把四方面军只知道“朱毛”,不知道政治局所有委员的名字,上纲上线为“政治落后”。
对此,在沙窝会议上,中Y做了让步,说了很多赞扬四方面军的话,对于原来的博古、凯丰等人提出的一些指责意见也收回了。
同时,中Y承认了一方面军的失败和挫折,也进行了自我批评,虽然比较有限。但是,对于张某人“要用枪杆子审查中Y的路线”的行为,中Y没有接受。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被迫长征了,的确是由于中Y政治上的路线错误造成的。在遵义会议上,刘少奇就曾向教员提出这个问题,但被教员给否定了。等到了延安之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对此进行总结、定性、批判的就是教员。教员之所以在遵义会议不提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沙窝会议上不同意张某人的观点,是因为教员懂得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当务之急”。无论是在遵义,还是在这里,首要矛盾,当务之急都是解决党和红军的“生死”问题。在遵义,教员的办法是团结绝大多数人,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这一点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教员领衔的新“三人团”代替了李德为首的旧“三人团”;因为牵扯到的人很少,涉及到的错误性质也没那么严重,所以,遵义会议的决议很容易通过,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比如:博古、凯丰这些党内的理论家,在会师后这段最需要团结的时候,还不受控制、自以为是地在继续折腾着“理论的批判”。即便如此,毛教员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是“可以作为党/内/斗/争的一个示范来看”。张某人不想学教员,他想倒着来,从上到下入手,一杆子插到底!中Y自然不会同意张某人的意见,双方分歧巨大,争论不止。最后,在沙窝会议上张某人毕其功于一役的企图,毫无疑问地失败了。回头再想想教员,想想遵义会议,就知道张某人和教员的远见、心胸和谋略差得不是一星半点。随后,在政治局的人员增补方面,中Y照顾到了张某人的意见。当时政治局,连同候补委员,一共有10人。其中,中Y方面有9人,红四方面军只有他张某人1人。于是,张某人给中Y建议从红四方面军增补9人,说法是“以便提拔和学习领导工作”。但是,这么简单的算术题,明眼人都知道,张某人企图形成多数,控制政治局。最终,中Y决定吸收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何畏、傅钟、李先念进入中Y工作。其中,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Y委员,何畏、李先念和傅钟为中Y候补委员。对此,教员不得不提醒张某人:“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Y委员,现在是特别情形下才这样做。”教员的话有道理,中Y委员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Y这样做已经是做了最大限度的让步,目的就是为了团结张某人。但面对中Y坚决的态度,张某人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再次表示同意中Y的北上方针。当张某人一脚踏进红四方面军总部时,还是一副怒气未消的样子,他找到徐(向前)帅刚开始诉苦,就被打断了。徐帅的意思很明白,形势危急,“要命第一”,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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