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虽然也看到当时社会和文明的状态所造成的不幸和苦难，但认为他认识到的罪恶不在于社会和文明的天性和构造，而在于社会和文明所采用的错误途径，在于人们为社会和文明建立的错误基础。孔子对中国人说不要抛弃文明——在一个真正的社会和真正的文明里，在具有真正基础的社会和文明中，人也可以过真正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事实上，孔子终生努力尝试把社会和文明引入正途，给它一个真正的基础，以此防止文明的毁灭。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当孔子看到他不能阻止中国文明的毁灭——他做了什么呢？你看，好像一个看到自己房屋着火、燃烧着要掉在头顶上的建筑师，确信他不可能挽救房屋，知道他所能做的事情是挽救这建筑的图纸和设计，这样以后就可以有机会重建；于是孔子，当看到中国文明的建筑不可避免的毁灭而自己却不能阻止，认为他应该挽救图纸和设计，由此他挽救了中国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保存在中国圣经的旧约里面——五本圣经即五经，五本正典。这就是我说的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伟大功绩——他为他们挽救了文明的图纸和设计。 我要说，孔子，当他为中国文明挽救了图纸和设计时，为中华民族做了伟大的工作。但这并不是孔子为中华民族所做的主要的和最伟大的工作。他所做的最伟大的工作是，通过挽救他们文明的图纸和设计，他对文明的设计做了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解释，在这个新的综合里，他给了中国人真正的国家观念——国家的一个真正的、理性的、永恒的、绝对基础。 不过，古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现代的卢梭和赫伯特·斯宾塞也给出了文明的综合，并试图提出真正的国家观念。那么我提到的欧洲伟人们所做出的哲学这种文明的综合，与作为儒教的哲学和道德体系文明的综合有什么不同？在我看来，有如下不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没有成为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没有成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大众可接受的信仰，而儒教则成为中国如此众多的大众的一种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我这里提到的宗教，我所谓的宗教，不是在这个词的欧洲狭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更为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的。歌德说：“唯有民众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生活；唯有民众过着真正的人的生活”。现在，当我们在宗教这个词的宽泛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它时，我们意指的是一种有行为规范的教导体系，正如歌德所说，是被人类大众或者最少被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民众，作为真理和约束接受的东西。在这个词的宽泛的和普遍的意义上来讲，基督教和佛教都是宗教。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如你们所知，儒教成了一种宗教，因为它的教导被认为是真理，他的行为规范已经被整个中国种族和民族当作约束，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即便在这种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也没有成为宗教。我说，这就是儒教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赫伯特·斯宾塞的哲学的不同——一种依然是学者的哲学，另外一种却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大众、包括中国学者的宗教或者宗教的等价物。 在这个词的宽泛和普遍的意义上，我说儒教和基督教或者佛教一样都是宗教。你们应该记得我说过儒教不是欧洲意义上的宗教。那么，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的区别是什么呢？区别当然是一个里面有一种超自然的起源和因素，而另外一个则没有。但除了这个超自然和非超自然的区别之外，儒教与这个词的欧洲意义上的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佛教，还有另外一个区别，这个区别就是：欧洲词义上的宗教教导人成为一个好人。而儒教做得更多；儒教教导一个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对一个人，不是单独的人，而是处在他和同胞以及国家的关系里的人，基督徒的问答集里这样发问：“人的主要目标是什么？”而孔子的问答集即《论语》中是这么问的：“公民的主要目标是什么？”基督徒在问答集里回答说：“人的主要目标是赞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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