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热播的电视剧《军师联盟》中有一个情节,曹操对其子曹丕说起用人时提到,乱世用人唯才不唯德。 不得不说,该剧把才、德对立,认为曹操任才不任德,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就是曹操的“求才三令”。 但是,如果仔细阅读史料,并揣度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这一解读可推敲的余地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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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自发迹以来,用人唯才并不弃德,其属臣、当世君子荀彧取才并不拘德,两个办法构成曹操集团用人的一体两面。
● 后人看到的曹操“唯才是举”等“求才三令”,实际上是受崔琰“唯德是举”偏失的刺激而出台。
● 秦汉选官之法,兼用儒法、才德,曹操此令,可以看做是对东汉末以来选官制度的拨乱反正。
● 成效:曹操的“求才三令”让魏国“济济多士”
● 余波:魏晋易代,唯才是举的路线方针悄然转变
原标题▼汉魏晋嬗替图景中的“求才三令”
撰文▼ 推松曰去(彰考局专栏作者)
误读
建安十三年,曹操大败于赤壁,统一受挫。战后,双方在荆襄、淮南一线互有胜负,南北分治渐成定局。
在北方稍微安定的状况下,曹操集团原本退居次席的内政理治被提上日程。①
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于邺城颁令求贤,即名闻后世的“唯才是举”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②
建安十九年末、建安二十二年秋,法令一再重申,辞旨更见激烈。第二令尚言“士有偏短”,第三令竟然觉得“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以当官。
▲《军师联盟》曹操剧照。
这一选官用人之策,不论是在汉魏晋更替之局中,还是在整个中国古史上,都可谓是平野上的一道惊雷。
顾炎武说此令“毁方败常”,将东汉光武、明、章以来的节义之风扫荡殆尽。③陈寅恪亦认为,此令“明白宣示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④
顾、陈似均将此令放在“以德举人”的对立面,当做冲决伦常节义的洪水猛兽。
事实果真如此吗?
胡昭以“操尚”闻名于世,“养志不仕”,曹操屡加礼辟。胡昭来到邺城当面辞请,曹操不仅不怒,反说“勉卒雅尚,义不相屈”。又如崔琰曾举荐“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的杨训,曹操当即以礼征辟。这说明,曹操取士“唯才”,但绝非“弃德”。
曹操的属臣荀彧取士,却不“拘德”,这位将颍川士族整个引荐入曹操霸府的“儒门之望”,史称他:
“取士不以一揆,戏志才、郭嘉等有负俗之讥,杜畿简傲少文,皆以智策举之,终各显名。”⑤
可以说,属臣荀彧的不拘德与曹操的不弃德,恰好构成曹操集团用人的一体两面。
因此,如果将取士的“德”“才”标准完全对立,甚至将“唯才是举”理解为“唯才弃德”,未必妥当。
引线
曹操颁布唯才是举令,并不是一时脑热,亦不关所谓的乱世用人法,乃是针对当时选人的弊端而发。
平袁绍后,曹操用崔琰纳河北士,崔氏取士治吏的风尚与荀彧不同。
崔琰既荐德胜才薄的杨训,又举邴原“秉德纯懿”为“国之重宝”,可见崔琰举士,以德为先。
建安十三年,曹操为丞相,不久,让崔琰、毛玠主选举事。崔、毛选人以“清正”为标准,对那些有盛名于世,但“行不由本”德行有亏的人,一概不予进用。
▲《军师联盟》里的崔琰剧照。
这一选人之法,可谓“唯德是举”。
不仅如此,在种种德行之中,崔、毛二人“先尚俭节”,优先奖掖拔举廉者、俭者。朝廷风气于是为之一变,曹操一度十分赞赏。
崔琰的选人法,其实是东汉后期清议之风的余绪。但是,东汉尚以四科举士,崔琰独以“俭”取才,短时间尚可,长此以往,势必会阻遏其他类型士人的仕途。
正因如此,平定荆州不久,曹操新辟举的掾属和洽,便上言进谏:
天下大器,不可只凭俭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天地生才各有不同,以一德蔽天下,是失于偏。
俭,可以责己,责人则失。朝臣新衣好车,即视作不清;破衣烂衫,则视为廉洁。事关仕进,百官于是有故意敝坏衣裳以求名求进。
立法贵中庸。“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取士过于偏矫,必会多生诈伪。⑥
和洽直斥崔琰取才偏矫,也点破清议之风下“以德取人”的不足,对曹操不啻当头棒喝。
此后不久,曹操就颁下“唯才是举”令,不得不说是受了和洽奏表的刺激。而崔琰、毛玠二人,最终因小过而一死一免,也正与选士事件及其政治理念有关。
拨乱反正
如果回顾秦汉以来的用人法,则会发现,曹操的求才令,可说是对选官制度的拨乱反正。
秦汉治术,在“法”、“儒”之间;铨才选士,则有“文吏”、“儒生”之别。治术、铨才,其实正是一体两面。
而所谓儒生、文吏,王充《论衡》中说:“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⑦,即文吏长于才,儒生长于德。
秦“以法为治”,故而专任文吏,“以吏为师”。
西汉初用黄老,武帝虽尊儒术,其实治法如宣帝所言,亦是“霸王道杂之”。故外儒内法,兼用儒生、文吏,这是典型的汉政。
王莽是儒学的虔信家,尊儒弃法,用儒生而绌文吏。
▲王莽。
光武帝虽号称“以柔道理天下”,骨子里仍是“霸王道杂之”的路数。阎步克先生说:“东汉王朝意识形态上专崇‘经术’,实际政务中又不弃‘吏化’。”⑧儒法合流,与儒生文吏的融合,是东汉一朝的特质。
综括秦汉而言,单单任法之秦,与独独用儒之新莽,都短祚而亡。可知此一期历史的主流,在于兼用儒法,兼用儒生与文吏,亦即兼任德才。
到了东汉中后期,随着清议的盛行与士家大族的兴起,“任德”说再度甚嚣尘上,表征之一即是对“处士(隐士)”的大量征辟。
结果如何?
汉顺帝时,李固在劝处士黄琼出仕的书信中写道:
自顷征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尝、朱仲昭、顾季鸿等,其功业皆无所采,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⑨
到了东汉末叶,选官日趋腐败,而寄生在垄断清议的士族之上的“以名取人”、“以族取人”的选官之法,也随之更加败坏。
时人谣谚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所以,在清议盛行、过崇儒术的局面下,“求才三令”实际是将高在云霄的“德”与低在涂泥的“才”等而并举,实质是扩大了选官范围而非逆转。
也正是看到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将“求才三令”视作曹操阉宦阶级向士大夫阶级的檄文,虽不能赞同,但将“求才三令”视作“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⑩,则实在可以击节赞叹。
成效
汉武帝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魏武第一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
如论“求才三令”的成败,不妨看裴松之所引述的故事:
当诸葛亮未仕之时,与徐庶、石韬“特相善”。及至刘琮以荆州降曹,孔明追随了刘备,徐庶、石韬则俱出仕于曹操。
到了曹丕时代,石韬做了典农校尉,徐庶则是御史中丞。诸葛亮军出陇右,听闻两位故友“仕才如此”,愕然叹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
孔明口中的“魏之多士”,大概是“求才三令”最好的注脚。
余波
“求才三令”不仅于现实政治上发挥其效力,其影响亦波及魏晋之玄谈,成为“才性论”之所本。
《世说新语》记了这样一则故事:钟会写就《四本论》,想交给嵇康评点,踟蹰再三,从窗外扔进,掉头便跑。
《四本论》,就是论才与性的“合”“同”“离”“异”。当时的士人傅嘏论同,李丰论异,钟会论合,王广论离。
▲曹操墓中出土的“魏武王常用格虎大戟”石牌。
陈寅恪分清谈为前后两期,前期当魏末西晋时代,清谈乃就政治实际问题而发,后期即东晋一朝,清谈只为口中纸上之玄言,失去政治的实际性质,只是名士的装饰品?。
有意思的是,在“四本”中各执一端发挥的人,钟会、傅嘏论才性的合与同,都是司马氏的死党;王广、李丰论才性的离与异,则都是忠于曹魏的人。
只有主张才性相“离”相“异”,才有“求才令”中“唯才是举”的政治行为;主张才性相“合”相“同”,实际走的是“唯德是举”的路数。
司马氏死党与曹魏忠臣理念上的分歧,表明魏晋之嬗替,终究是有路线方针的大更替的。
EFERENCES
注释
①卫广来称之为曹操的“战略转变”,见氏著:《汉魏晋皇权嬗代》,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年,第338页。
②《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页。
③(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一三《两汉风俗》,栾保群、吕宗力点校,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88页。
④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第51页。
⑤《三国志》卷十《魏书·荀彧传》裴注引《彧别传》,第318页。
⑥《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和洽传》:天下大器,在位与人,不可以一节检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节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长吏过营,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第655、656页。
⑦(汉)王充撰,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十二《程材第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35页。
⑧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7页。
⑨《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032页。
⑩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第49、51页。
?《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引《魏略》,第914页。
?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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