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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真初起，只知有辽、宋、夏、高丽等政权，而对“中国”一词的众多内涵还没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因此，他们一直称辽、宋、夏等政权为大辽、大宋、大夏，或称作辽、宋、夏，辽国、宋国、夏国，辽朝、宋朝、夏朝，等等。后来，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与宋人交往过程中，发现宋人自称“中国”，因此，也称宋人为“中国”。
金太祖、太宗时期，虽然没有明确自称“中国”，仍然以“夷”自居，但同时也萌生了视自己为“中”并逐渐产生了不愿意称自己为蛮貊夷狄的思想，金人自称“中国”的思想意识开始萌生。
▲宋金对峙图。
如，天辅五年（1121年）十二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占领辽上京、辽中京等地的基础之上，发动了最后灭亡辽朝的战争。他在下令进取辽朝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时，曾下诏说：“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 。金太祖在这里所说的“中外一统”中的“外”应该指辽朝，“中”无疑是指金朝。我们虽然不能说金太祖所说的“中”是指“中国”，但完全可以认为金太祖时期金人已经有了视自己为“中”视辽朝为“外”的思想，产生了以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为后来金人自称“中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金太祖时期视自己为“中”的基础上，金太宗时期已经产生了不愿意称自己为蛮貊夷狄的思想。据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宣和七年（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正月，宋使许亢宗等受任出使金朝祝贺金太宗即位 ，到达咸州（今辽宁开原），“及赐宴毕，例有表谢”，许亢宗按照惯例，写出谢表，表中使用了“祇造邻邦”一词，金使引用《论语》有关“蛮貊之邦”的记载，认为许亢宗使用“邦”字，是将金国视为“蛮貊之邦”的意思，有“轻我大金国”之意，要求许亢宗改掉“邦”字，重新撰写谢表奉上。许亢宗反驳说，“《书》谓‘协和万邦’、‘克勤于邦’，《诗》谓‘周虽旧邦’，《论语》谓‘至于他邦’、‘问人于他邦’、‘善人为邦’、‘一言兴邦’，此皆‘邦’字，而中使（指金使）何独只诵此一句以相问也？表不可换！须到阙下，当与曾读书人理会，中使无多言！” 。后来，许亢宗虽然没有重新撰写谢表奉上，但从中可以看出，那时的金人已经知道汉儒有关“中国尊贵，夷狄卑贱”的思想，认为宋使称金国为夷狄蛮貊之邦就是对金国不尊重，开始产生了不承认自己卑贱、不愿意称自己为蛮貊夷狄的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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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金熙宗进行汉化改革以及重塑金朝“正统”形象等现象分析，金熙宗时期应该已经自称“中国”了。到了海陵王完颜亮时期，有关金人自称“中国”的记载明确见诸于有关文献，到了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有关金人自称“中国”的记载越来越多。
金熙宗自幼以汉人韩昉为老师，悉心学习汉文化，对汉文化有关中国尊贵、夷狄卑贱等思想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在汉族儒士的影响下，也形成了中国尊贵、夷狄卑贱的思想认识。
▲金熙宗完颜亶（1135-1190年在位）塑像。
据《金虏节要》一书记载，金熙宗完颜亶，“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此“中国”为宋人所称，主要指辽、北宋汉人及中原政权）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虽不能明经博古，而稍解赋诗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弈）棋战象，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则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 作为女真贵族的完颜亶，因为自己学习汉文化，即自视为尊贵的“汉人”，视那些没有学习汉文化的女真人为“无知夷狄”，而那些没有学好汉文化的女真贵族也视完颜亶为“汉家少年子”，即认为完颜亶变成了汉人。
金熙宗和女真旧贵族在这里所使用的“汉”和“夷狄”的概念并非是种族概念，而是先进与落后的文化概念。在中国古代，“汉”或“汉人”常常是“中国”的代名词 ，也是汉族文明的代名词，夷狄蛮貊则成了野蛮落后的代名词，成了女真由夷变汉以后女真称那些相对落后之人以及少数民族的代名词，有时也成了金人攻击和谩骂南宋等国的代名词。 汉化女真人视自己为“汉人”，即是视自己为“中国”人的意思。说明，这时的女真人已经产生了女真人学习汉文化即非“无知夷狄”，也是“中国”的思想认识，以金熙宗为代表的一部分女真人向自称“中国”迈出了十分可喜的一步。
金熙宗继位以后，全面进行汉化改革，在改革当中，礼制改革，汉化程度尤为深入。尤其是金熙宗在兴建太庙，改革祭祀祖先之礼时，通过追尊祖宗谥号，重塑了金朝正统形象，表达了金朝自称“中国”的思想意识。
金熙宗时期主要通过反对称女真人为“无知夷狄”，而自称“中国”。海陵王完颜亮则不这样认为，他承认自己是“夷狄”，但认为夷狄并不卑贱，夷狄有文化也一样高贵。反对以种族为标准来区分尊贵和卑贱，认为应该以文化和事功为标准来区分尊贵和卑贱。
史书记载，他对汉族儒士中流行的“华夏尊贵”，“夷狄卑贱”的传统思想观念十分反感，曾对翰林承旨完颜宗秀、参知政事蔡松年说：“朕每读《鲁论》，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对汉族儒士视“夷狄”为卑贱的民族大为不满，他认为汉族儒士或按照南北地域、或按照民族来区分贵贱尊卑是不正确的，应该按文化区分贵贱尊卑，认为被中原汉人视为卑贱的女真人，特别是他这个女真皇帝是有文化之人，也是尊贵的，并不比中原汉人差。
▲海陵王完颜亮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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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陵王完颜亮时期，在这种反对以种族为标准来区分尊贵和卑贱，主张以文化和事功为标准来区分尊贵和卑贱的思想支配下，金人开始明确地自称“中国”了。到了金世宗时期，金人自称“中国”的思想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有关金人自称“中国”的史料屡见于史书记载。金章宗时期，金人自称“中国”的意识更加强烈。金章宗为了表明金政权是中国正统的接续者，曾三次大规模组织官员对金朝德运问题进行讨论，就是要强化金朝是“中国”的思想意识，强化金朝是中国正统的接续者。在这种情况下，金人自称“中国”的观念迅速漫延和扩展，逐步发展成了金人的普遍共识。
卫绍王至金哀宗时期，金朝逐步走向衰落，但金人自称“中国”的意识非但没有走向衰落，反而更加高涨。不论是身居高位的王公贵族，还是一般的平民百姓，都很自然地称金朝为“中国”，金人自称“中国”的观念得到了全面发展和普及。
金哀宗即位之后，面对蒙古的进攻，形势越来越不利，但他们仍然不把宋人放在眼里，哀宗曾说“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 ，这里将北兵、宋人与“中国”对举，“北兵”指蒙古，“中国”指中原地区以及占据中原地区的金朝，也是毋庸置疑之事。后来，金将完颜陈和尚与蒙古战败被俘，不屈而死，一些将士曾说“中国百余年，唯养得一陈和尚耳！” 说明金朝的一般将领和士兵都十分习惯地称金朝立国百余年的历史为百数年的“中国”。金朝晚期的李纯甫著《中庸集解》、《鸣道集解》等书，号称“中国心学，西方文教” ，将“中国”与“西方”对举，以金朝为“中国”，更为治金史和思想史的学者所经常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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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初起之时，一直称宋人和宋朝国家为中国。到了金熙宗时期，金人开始自称“中国”，但并没有反对宋人自称“中国”。
比如，《宋史》记载，“粘罕病笃，语诸将曰：‘自吾入中国，未尝有敢撄吾锋者，独张枢密与我抗。我在，犹不能取蜀；我死，尔曹宜绝意，但务自保而已。’”
粘罕（宗翰）于天会十五年（宋绍兴七年，1137年）病逝，金熙宗则于宗翰病逝的前二年即天会十三年（1135年）即位，已经开始进行汉化改革并进行“中国正统”形象塑造，金人自称“中国”，自称“中国正统”观念已经确立，宗翰仍然称宋朝境内为“中国”，说明金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并没有将他们一向称为“中国”的宋朝排除到“中国”之外。
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人宋之才受命出使金朝祝贺金熙宗生辰，回国后撰成《使金贺生辰还复命表》，称他出使金朝期间，金熙宗曾问他“宋国，大国，小国？”宋之才回答说：“非大国，非小国，乃中国耳。”
文中没有记载金熙宗对宋朝使者自称“中国”问题持何种态度，也就是说，金熙宗并没有对宋人自称“中国”表示反感，说明金熙宗在金人自称“中国”的同时，并不反对宋人称“中国”。
海陵王完颜亮时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已经得到学界普遍承认，但完颜亮仍然称宋朝为“中国”。
▲今人模拟宋金战争场景。
比如，绍兴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1151年），宋朝派遣巫伋、郑藻等出使金朝祈请山陵等，完颜亮问宋朝使者“所请者何来？”巫伋首言“乞修奉陵寝。”完颜亮令译者传言“自有看坟人。”巫伋第二言“乞迎请靖康帝（指宋钦宗）归国”。完颜亮又令译者传言“不知归后甚处顿放？”巫伋第三言“本朝称‘皇帝’两字。”完颜亮又令译者传言说：“此是汝中国事，当自理会” 。完颜亮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是指宋朝。说明完颜亮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称宋朝为“中国”。
金世宗时期，金人自称“中国”有了新的发展，但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在“中国”之外，如大定八年（1168年）金世宗在册命皇太子的《册命仪》中说：“绍中国之建储，稽礼经而立嫡” ，这句话无疑是在说金人学习“中国”的立太子制度，按照礼经的思想立嫡子为太子。这里所说的“中国”绝不会指女真，应该指汉人，汉人只有建立政权才会有立太子制度，因此，这里的“中国”应该指汉人政权，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南宋也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按此理解，金世宗在这里所说的“中国”就应该指包括南宋在内的一切汉人建立的政权，应该不会将南宋排除在外。
金朝末年，金人自称“中国”得到了全面普及，但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到“中国”之外。比如，金末刘祁曾说，显宗完颜允恭“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 ，刘祁在这里所说的“中国”，有文化的涵义，但不会指女真文化，而是指“汉文化”，汉文化就是汉人及其所建政权的文化，南宋是汉人建立的政权，所创建的文化应该属于汉文化范围，按此理解，刘祁所说的“中国”应该是指包括南宋在内的汉人及汉人建立政权的文化，如此说来，刘祁在这里所说的“中国”，也没有将南宋排除到中国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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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人自称“中国”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政权用“中国”一词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中国”一词未成为某一个民族和政权所独有的专有名词，而援引中国传统文化“中原即中国”、“懂礼即中国”等理论，认为他们既占据中原又“懂礼”，因而很自然地称自己为“中国” 。当然，金人自称“中国”也有对“中国”文化认同的意思，也有便于统治汉族等各族人民之用意，等等。但在这些原因之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那时的各个政权没有一个政权用“中国”一词作为自己政权的国号，因此，“中国”一词并未成为哪一个民族和政权所独有的专有名词，因此，大家都可以称“中国”，这也是金人在自称“中国”的同时，也承认宋朝是“中国”的主要原因。
金人自称“中国”，对后来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元人在撰写《金史》时，即承认金朝为“中国”，并用“中国”一词指称金朝。
比如：《金史·哀宗纪》中说：“太祖、太宗威制中国”，《金史·兵志》中说“及其得志中国”等史料中的“中国”，就是指中原，并引申为金朝。《金史·宣宗纪》又记载，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十二月“戊申，即墨（山东东路济南府莱州隶下的县，今山东即墨）移风砦（莱州莱阳县管辖下的一个镇，在今崂山湾沿岸）于大舶中得日本国太宰府民七十二人，因籴遇风，飘至中国。有司覆验无他，诏给以粮，俾还本国” 。即墨为金朝山东东路济南府莱州管辖下的一个县，因此，这里所说的“中国”无疑也是指金朝。说明，元人在撰写《金史》时，已经用“中国”一词指称金朝了。显而易见，金人自称“中国”，对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最终形成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值得我们认真探索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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