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纪传体的史书，往往会留下历史就是一堆人名构成的印象。
人不是制度，人有七情六欲，这些欲望和情绪能够穿透历史的厚重，在两千年后取得共鸣，进而让人有一种与古人共情的虚妄自信，仿佛自己了解了刘邦，体会了韩信，甚至某个刹那间就成了汉武帝。
其实，在这个时刻，司马迁的《史记》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没什么区别，所以，它是“无韵之离骚”，却不是完整的历史。
这本来就是两难，正因为它作为传播产品的情绪特性，保障了它具备足够的存世量，能在2100年的传抄中不至绝灭，而不像干瘪的汉律、起居注、户籍、诏令一样，在乱世的业火中湮灭无存。
通俗地说，《史记》、《汉书》就像是汉朝人发出的密码电报，另外那些记录着汉代社会全貌的材料，就是“密码本”，对于沧海桑田之后的我们来说，要看懂电报而不曲解它们的原意，就需要对照“密码本”按图索骥。
这个系列，我们就是要破译司马迁、班固发给我们的“汉朝密码”。
系列之一：汉高祖刘邦留给后代子孙的政权合法性谜题 | 刘三解
系列之二：钱，破译西汉前7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密码 | 刘三解
系列之三：吕后用“大家发财”赎买了西汉既得利益集团 | 刘三解
书接上回。
汉高帝十二年，年迈的汉高祖刘邦指示知识分子“老兄弟”陆贾：
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简言之，即：
秦何以亡，汉何以兴？
这个问题在长达15年的惠帝、高后时代销声匿迹，直到汉文帝以诸侯王入继大统，才频繁出现在史书上。
贾山、贾谊、晁错等人，都曾经以秦亡汉兴为主题，讨论过现实问题，张释之、冯唐则都被汉文帝主动问询过这个问题，具体的言论则没有记载。
那么问题来了，一是汉文帝为什么关心这个“虚头巴脑”的问题？二是究竟秦何以亡，汉何以兴？
七百年后的另一位太宗文皇帝李世民，又为什么也一样关心“隋何以亡，唐何以兴”的问题？
电视剧《大风歌》中的汉文帝刘恒
01
2000年来，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基本延续了陆贾、贾谊、贾山等人的思路，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贾谊的名篇《过秦论》，归结起来就是：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具体怎么个“仁义不施”，《汉书·贾山传》记载他的评论：
秦王贪狼暴虐，残贼天下，穷困万民，以适其欲。
千载之下，一说起秦朝就是严刑峻法、杜塞言路、穷奢极欲、好大喜功，一说起文景之治就是轻徭薄赋、虚怀纳谏、与民休息、劝课农桑、无为简朴，几乎就是对着样板“反着来”的政治经验。
说到这儿，三解先打个岔，聊聊汉文帝这个人。
上篇文章里有一段出自《史记·吕太后本纪》的引文：
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於邸。
这个“夜”，就是汉文帝入宫之夜，事件列于文帝派亲信掌握宫禁防卫之后，足见太史公记录的心思，即诛杀汉惠帝诸子，并非出自功臣列侯们的心意，而是文帝的重大政治举措。
梁王、淮阳王、常山王和少帝，由于功臣列侯们的政治需要，由汉惠帝的亲儿子，被贬成了“非亲子”，一方面可见功臣列侯们的滔天权势，真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另一方面，到底是也不是呢？如果是抱养一个“假儿子”，尚且说得过去，这是4个，再加上之前已死的另一位少帝，就是5个，都是“假”的？
真假不论，经网友提醒，还有这么一条讯息，藏在《史记·外戚世家》里：
（窦姬）至代，代王独幸窦姬，生女嫖，后生两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数月，公卿请立太子，而窦姬长男最长，立为太子。
代王王后生的4个儿子，肯定是“亲生”的，在汉文帝登基“数月”间死去……咱们看看这个“数月”有多久。
高后八年九月，发生诛除诸吕的政变，功臣列侯迎代王；文帝元年十月辛亥（初二），“皇帝即阼，谒高庙”，也就是登基了，十月壬子，“遣车骑将军薄昭迎皇太后于代”；文帝元年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请立太子。”
汉承秦制，以十月为岁首，所以这几个月份是连着的，也就是说，3-4个月内，汉文帝“恰巧”病死了4个儿子，还全是代王后所生……
这到底是汉文帝的手笔，还是窦姫的狠辣，我们不得而知，不过说汉文帝毫不知情是不可能的，而事后也并没有公开的反应，反而在文帝元年三月，由薄太后出面答复有司：
三月，有司请立皇后。薄太后曰：“诸侯皆同姓，立太子母为皇后。”（《史记·孝文本纪》）
结合前后文，只能说明，汉文帝死了4个有继承权的儿子，没有任何反应，这是对子，再看对世界上仅存的一个弟弟。
电视剧《美人心计》中的窦皇后
02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
制曰：“计食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他可。”
於是乃遣淮南王，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是时袁盎谏上曰：“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淮南王乃谓侍者曰：“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雍令发封，以死闻。上哭甚悲，谓袁盎曰：“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柰何，原陛下自宽。”上曰：“为之柰何？”盎曰：“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餽侍者，皆弃市。
皇帝下制书，就相当于今天中央发文件，却絮絮叨叨地要求给淮南王刘长每天5斤肉、2斗酒，还允许10个姬妾同行，这是法外开恩，也是说给天下人听的。
当然，从《史记》里非常少见地照录了公布淮南王刘长罪行的诏书来看，汉文帝对他的处置不算严厉，甚至异乎寻常的软弱。
在真正操作的时候，却是让人从长安用“辎车”运送淮南王，一个县一个县地接力到巴蜀去，所谓“辎车”就是前后都有车篷、帘子遮蔽的马车，结果呢，沿途各个县的官吏都不敢启封送吃的给淮南王刘长，半道上竟然守着一天5斤肉、2斗酒的饮食待遇，饿死了，直到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县令启封，才发现刘长已经死得透透的了。
那么，淮南王是不是自己绝食死的？
不是。“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餽侍者”，汉文帝抓捕的责任人，这个“餽”字，意思是进食于人，与“不发封”并列，说明献食物需要“发封”，可见从长安到雍县这一路上，300多里地，淮南王刘长是没得吃，而不是不想吃。
反过头来再说，这事儿汉文帝是否知情？
当然知情，所以才有“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复之。’”翻译过来就是，我故意让他吃吃苦头，既然你这么说，就饶了他吧。
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关心的是弟弟刘长的生死吗？不是，重点是袁盎所说的，“陛下为有杀弟之名，柰何！”在处置淮南王不法时的种种不忍，《史记》中罕见地记录淮南王刘长做过的每一件具体的“恶事”，都说明汉文帝非常希望在消灭除自己之外唯一的高祖诸子的时候，能有足够的“合法性”。
袁盎之所以能成为文景之际的名臣，绝非浪得虚名， 一出手就抓到了汉文帝的七寸，那就是“名”，在淮南王刘长已死的情况下，他给出的补救措施很直接，“斩丞相、御史”，让重臣背锅，天下人自然说不出什么。问题是，你杀得了吗？
电视剧中的淮南厉王刘长
此时的丞相是北平侯张苍，灌婴的继任者，《史记·张丞相列传》里这样描述他的身份：
苍与绛侯等尊立代王为孝文皇帝。
另一位要被“斩”的是行御史大夫事宗正刘逸，此人事迹史书缺载（也可能是名字错字了），但其前任为楚元王刘交之子刘郢客（直接），因袭封楚王卸任，后任为楚元王之子平陆侯刘礼，七国之乱之后也封楚王。基本上，汉初为宗正者，一定是封列侯的宗室长者，且多为楚王世系，既亲且贵。
一个佐命功臣、一个宗室亲贵，当替罪羊分量确实足够，可能让你像杀鸡一样宰掉吗？
所以，汉文帝只能去收拾小喽啰，结果天下人的眼睛还是“雪亮”的，《史记·淮南衡山列传》里写道：
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闻之，乃叹曰：“尧舜放逐骨肉，周公杀管蔡，天下称圣。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
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所以民谣就代替了网络谣言的功效，直接讽刺皇帝不能容兄弟，逼得汉文帝在处置了兄弟六年之后，才给亲弟弟恢复政治待遇，即追尊诸侯王才有的谥号和陵园，但是，这个谥号一样暗藏着盖棺定论的政治目的。
因为谥法规定，“暴慢无亲曰厉”，通俗地解释就是性情暴戾又没有素质，造成众叛亲离。
然而，民谣起自淮南旧地，刘长有无“民心亲附”已是一目了然，这歌谣指斥汉文帝刻薄的用心昭然若揭，而汉文帝的处置非常老辣，一方面以圣贤逐杀骨肉譬喻自解，另一方面又用钦定谥号，默默地将造成兄弟反目的锅甩给了死人。
什么是政治家？这就是优秀的政治家。
电视剧《美人心计》中的汉文帝刘恒
03
只有了解到汉文帝是一位如此“优秀”的政治家，才能从过往各种鸡汤故事里设定的“敦厚长者”形象里走出来，从而不再被各种“仁义”、“无为”之类的抽象标签所迷惑，看到“文景之治”的真实景象。
与另外一位太宗文皇帝李世民一样，汉文帝并非帝国合法的继承人，即“得国不正”，因此，对于“身前身后名”的渴求也就超乎寻常地强烈，这不是矫情，或者说个人爱好，而是成熟政治家必然的选择，因为他们的皇位，比自己新兴的政权更欠缺合法性。
这种“合法性”，本质上就是树立“权威”，而“权威”不等同于“权力”，而是一种“正当的权力”，人们对权力安排的服从可能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对权威的安排的服从则属于认同。
公共行政学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伯认为，任何组织的形成、管治、支配均建构于某种特定的权威之上，适当的权威能够消除混乱、带来秩序；而没有权威的组织将无法实现其组织目标。
根据服从形成的基础，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三种权威类型：传统型权威源于历史，克里斯玛（即超凡魅力）型权威来自个人的非凡品质，法理-理性型权威则建立在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则基础上。
当我们用这个工具来解剖秦汉之际的政治变化，就能发现，秦朝和反叛六国后、项羽的西楚政权都具备传统型权威，但又限定于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因为战国时代历史之长，足够让秦始皇、张耳、刘邦这样的战国人，习惯自己不同国别的身份。
新的大一统王朝的构建，必然会脱出战国时代的历史逻辑，才能形成新的权威，所以刘邦应运而生，也正是上篇文章中，代国郎中令张武所言：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
换句话说，作为创业老大，刘邦夫妇拥有“克里斯玛型权威”，对于功臣列侯具有强大的威慑力，让他们不得不认同当朝的权力。至于后代皇帝的权威的树立，却是以理性和法律规定为基础，通过规则给予领导者权力，而被领导者习惯规则自然就是认可了权威。
电视剧《楚汉传奇》中的刘邦和吕雉，真正的患难夫妻、创业夫妻
然而，意外发生了，吕后死后，“诛吕安刘”的政变践踏了太多“法律”和“程序”，汉文帝刘恒的外藩入继、叔夺侄位，更是突破了权力传承的规则底线，通俗地说，就是神像被功臣列侯和汉文帝一起踹倒了，怎么扶起来，却要汉文帝自己操碎心，因为这买卖已经是他的，还将是他的子孙的。
在这方面，汉文帝远不如唐太宗有优势。
唐太宗的年龄和经历决定着，他可以在史书上将自己塑造成为唐帝国的真正缔造者，只需要“适度地”把他的亲生父亲描写成一个瞻前顾后、胸无大志的泥菩萨，再把已经定性为反角的兄弟、重将们的事迹“简单地”涂抹掉，整个大唐开国战争，自然就造就出一个新的“克里斯玛型权威”。
当然，如果你对照着温大雅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看看《旧唐书》，就能发现，早在大业九年，大隋朝正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全盛时刻，隋炀帝的表兄李渊已经和隋炀帝的驸马宇文士及秘密讨论改朝换代的大事，这样的一个“野心家”，究竟有没有可能是自己18岁的二儿子把持的“泥菩萨”，天下又究竟是不是靠这个儿子捡来的？
这话扯远了，但是汉文帝没能沾上汉初统一战争的光却是事实，更重要的是，他的“靖难之役”和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中间，隔着100多个汉初的军功列侯，唐太宗是以军府替代政府，新贵替代旧臣，因为他手里有兵。
而汉文帝却不可能无视周勃、灌婴为首的军功列侯集团，因为人家手里有兵。
那么，他的可选择余地实在是不多，只能将自己的政治角色塑造成一个法理-理性型权威，即现行体制的维护者、仲裁者，完美政治道德的践行者和体制允许范围内的最大施惠者。
至于汉文帝开创的“文景之治”，究竟与他扮演的历史角色符不符合，我们下期接着讲，可以先剧透一下，会涉及到“刑徒”，也就是汉初的国营经济，以及“匈奴”，也就是汉初的军事国防，可以确认的是，有些事可能跟我们之前想象的并不一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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