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好的区是上海的静安区。
“它的街景绿化率比较高，同时临街充满了商铺，这些商铺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公共服务水平，生活很便利。15米到18米的路板宽度，两侧都有高楼。同时在它的主干道上提供了现代的写字楼，能够容纳一些高端的就业，这样它就提供了很好的城市多样性。”
这句话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CEO茅明睿的观点。
茅明睿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云平台创新中心秘书长，北京城市实验室联合创始人。近年来专注于基于定量城市研究方法的城市治理实践，组建了一支由多学科背景构成的城市数据科学团队，利用数据科学支持城市运营、治理和更新。今天，他用数字带我们一探如何评判城市的是与非。
城市病屡遭吐槽。城市太大、人口太多、道路太堵、上班太远，那究竟什么才是好的城市？
今天想从这样一个问题切入，什么样的城市是一个好城市？什么样的街区是一个好街区？当我们把这个问题说透了，我们才能够说的清楚怎么去规划一个好的城市、好的街区。我想尝试定量地去研究我们的城市，利用大数据来做关于城市规划方面的工作。从其当中我们去发行城市运行的规律，再去优化我们的城市。
怎么能够定量的去研究我们的城市？
通过刷卡记录识别地铁乞丐
我们曾经利用过北京的公交和地铁的IC卡的刷卡记录，我们每天去坐公交车、坐地铁我们都会刷卡，那这个刷卡的时候它会在后台的一个数据库当中会存下来每一张卡的刷卡记录。
我会发现有一个群体，有一些人很奇怪，早上八点钟进站了，在里面待上十几个小时，又从同一个站出去了。这还不是偶然的，一个礼拜去三四次，他们都是这样的行为特征。
后来我们就把这些群体的行为特征在空间上做了一下分布，就发现这一些人他们都住在比如说天通苑、天通苑北、回龙观、天宫院，就是所有的地铁的首末站，或者郊区地铁的换乘站那个地方。
我们猜测是不是这些地点可能这些人是乞讨卖艺的人，或者在地铁里发小广告的，或者说送快递的人，他们把地铁作为工作场所。
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总共用刷卡记录识别了481个乞丐，这就是我们找到的。2015年这个数字变小了。
通过街头摄影机捕捉路人表情
我们认为要研究好与坏，首先要从市民的生活的体验视角来去看好坏，那怎么去看这个体验视角呢？我们能够去捕捉市民的直接情感，假设我能够了解每一个人在城市当中的情感，也许我们能够通过情感直接的判断你所生活的空间是不是一个好空间，你所在的城市是不是好城市。所以我们做了一系列的关于市民情感的直接认知的尝试。
我们利用计算视觉，利用大家的街景图像摄像头的视频，我们来看这个人在城市空间里他的情绪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在去年的十一的时候，我们在北京的大栅栏地区做了这样一个实验：我们利用行人在街道上的表情，我们来看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和十一黄金周之前和之后，同样的一条街道行人的情绪有什么变化。
我们发现在杨梅竹斜街这样一条街上我们发现，十一之前这个街上只有5%的人是边走边笑的。到了十一期间的时候这条我街上有23%的人是边走边笑的，所以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一个文化活动怎么提升了街道的情绪，大家在这个时候更喜欢这条街。
通过微博来识别人们的情绪
我们还做过这种事情。大家都在发微博，微博有时候是带有位置信息的，当我们把北京的带有位置信息的微博提取出来，我们再去分析，大家发的每一条微博上的情感，我们也可以去推断大家是不是更喜欢这个空间，或者更不喜欢。
如果他发的微博笑脸或者欢笑搞怪的表情多一些，就说明幸福感高；如果表情是悲伤的，伤感的，那就说明幸福感不高。
通过上下班时间判定生活品质
但总体上来说，因为这些信息都很零碎，很片段，不稳定。所以我们很难用它来标准地衡量中国所有的城市，哪个城市好哪个城市不好。所以我们开始想还有没有什么办法是一个更稳定的数据。
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办法：市民的行为。哪些行为？正如我刚才跟大家所说，我们每天去乘坐地铁、乘公交车，我们会留下一些刷卡记录。我们每天都在使用智能手机，我们会留下很多的手机定位记录等，这些都是市民的行为记录。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这些行为来推断市民的生活品质呢？
那利用北京的刷卡记录我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研究，对比回龙观和望京这两个地方。当我们观察了一段时间，利用统计上来做，我们发现回龙观的居民乘坐地铁，他的早上的出行高峰时间是7点45，7点45回龙观的居民是达到了刷卡记录的高峰，回龙观居民回家的返程高峰是晚上7点15。
我们同时也研究了望京，我们发现望京早上出行的高峰时间是8点，而望京的反程高峰是下午的6点15。
所以我们这两个数据一对比发现，平均每一个回龙观人比望京人少生活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行为数据间接地去推断望京的居民比回龙观的居民生活品质更高。
我们下面通过一些对比，分析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的综合排名和城市感知度。
北京的歌中有更多爱 上海的歌中有更多恨
我们最近做的一个事情，使用了一个最新的要素，我们使用的是歌词，我们试图使用歌曲来去看看不同城市的人他们的情绪是什么样子。
那去抓取了一千首歌，当中大概有意义的，能够找到一些要素的我们大概是262首歌，我们对这个歌曲的歌词，这个歌曲的评论，我们对它提出它的关健词的词频，以及识别了这个歌曲所传递出来的情感意义这样的话我们试图去过它来去看这个歌曲所呈现出来的城市的意向，以及这个城市里的歌唱者他们的情感。
那我们得到了一些有趣的一些结论，比如说我们分析北京和上海，我们发现在北京的歌词当中有非常多的离开，也有非常多的留下，但上海的歌当中不太去说这个问题，同时北京的歌曲当中有非常多的哭，而上海的歌曲当中有非常多的笑，但是上海的歌当中有更多的恨，而北京歌当中有更多的爱，这是我们通过歌曲不同城市的歌曲所传递出来的情感认知。
那在北京的歌曲当中我们也把它的词通过所谓的积极的词、中性的词和消极的词，把上海的积极的词，中性的词和消极的词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情绪上有些什么不同。
比如北京的歌词当中积极的词，比如说伟大、了不起、自由、庄严、快乐等等这种词，北京的消极的词是苦闷、陌生、孤单、伤心。
上海的积极的词挺有意思的，上海的积极的词是有钱、成功、漂亮、可爱，那这是上海的积极的词，上海的消极的词是苦闷和伤感。所以总体上来说北京的歌曲里边所传递出来的情感是更宏大的情感，而上海表现出是一些小情绪。
北京只有23%的人能稳定下班 上海则是55%
我们曾做出一个数据调查。对比北京和上海所有的地铁乘车人群当中最悲催的一群人：早上出门很早，晚上不知道几点才回去。
北京有一部分人他们是早上7点到8点去坐地铁，晚上5点到6点回家，这是一群生活很稳定的，生活有规律的人。早七晚五的这样一个人群。还有另外一组人他们早上6点钟坐地铁，然后不知道几点下班的，没有稳定的下班时间。上海没有这样的人，上海没有早上6点出门晚上不知道几点回家的人。总体上你可以看到上海也有这种上下班特规律的，以及也有上下班特别不规律的人。
给大家两个统计数字。23%和54.9%，是什么？
23%是我们识别出来的北京乘坐地铁的上班族当中能够稳定的下班的人群的比例，也就是说北京有77%的人是经常加班的，只有23%的人是能够保证稳定下班。54.9%是上海，上海有55%的居民是能够按时下班的，只有45%的人是天天加班的人群。那所以说从这个加班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上海市民比北京市民要更幸福一点点，北京市民很悲催，因为老加班。
那这个城市当中，两个城市当中最幸福的人生活在哪儿？在东二环沿线CBD、金融街、南礼士路和西直门，当然中关村软件园也有一点点，但是相比起中关村人群巨量的通勤人口，这个比例是非常低了。而上海，我们看到上海只有54%的上班族他们都分布在陆家嘴、人民广场、张江、徐家汇等等地点。
所以这个数据我们发现，行为数据告诉我们上海市民比北京市民更幸福。所以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困惑：歌曲告诉我们上海市民很低落，但是行为数据告诉我们北京市民更悲催，到底哪一个对？北京和上海到底哪一个城市更好？
我们开始探寻一个更稳定的方法，我们做什么？
我们试图去建立一个稳定的好城市的标准，然后通过它来去寻找到好的城市，通过去剖析好的城市，去选找到好城市的基因，那我们主要使用行为数据，但在这一次我们不是使用的地铁刷卡记录，我们使用了手机定位数据，我们用三个标准来去评判一个城市的好坏。
三个标准来评判城市好坏
第一，步行可达更多的公共设施，
第二，职住更平衡的城市是好城市；
第三，上班距离近，你的通勤距离短。
同时我们在收集计算这三个数据的同时，我们还去计算了收集了一系列的数据，所以我们开始去建立一个全球尺度的城市基因库，这个基因库当中包括哪些数据呢？
包括了城市的基本属性，包括城市的形态属性、城市的公共服务属性、城市的居住的住房属性、城市的通勤职住的属性还有城市的人口属性，我们建立了这么一套城市的基因库，利用这个基因库我们开始去开展城市的各种指标的计算，计算了中国所有城市的通勤、公共服务和职住水平。我们利用了手机的定位数据，我们覆盖了三亿五千万人的职住数据，我们把它拿来去进行这个计算。
我们按照通勤的距离来做了一个城市的排名，每一个区县主要是研究的城区，我们发现按照通勤距离排名来看，很意外的是，上海城区的八个区都比北京的八个区要好。
中国最好的区是静安区：城市密度高 生活便利
它的街景绿化率比较高，同时临街充满了商铺，这些商铺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公共服务水平。15米到18米的路板宽度，两侧都有高楼。同时在它的主干道上提供了现代的写字楼，能够容纳一些高端的就业，这样它就提供了很好的城市多样性。
上海排名最好的这个区是静安区，住在静安区的居民他们上班的平均距离是3957米。而北京最好的区是东城区，东城区上班的居民平均通勤距离是6971米，也就是说一个东城区的居民比一个静安区的居民上班要平均远三公里，这已经是北京最好的水平了。北京城区排名最后的一个是石景山区，它的通勤距离达到9400多米，而上海城区当中最差的是杨浦区，也才4800多米，也就是说杨浦区去上班再回来这样一个来回的距离是石景山居民上班的单程距离。我们通过这个通勤距离能够去得到北京和上海的生活品质的差别。
说到通勤距离我们还研究城市生活的便利度，我们首先去研究生活便利度、生活设施的密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便利店、菜市场、健身中心、游泳馆、电影院、书店等。
从密度上来看，这个结果是这样的：最好的还是静安区，第二是黄埔区。这时候很幸运的是，第三第四都是咱北京的，东城区第三，西城区第四。然后再往下全是上海的，等上海市民走完了开始轮到北京的，朝阳区、海淀区等。
我们计算出来北京最好的小区，它位于东城区崇文门附近，那个小区名字叫新世界家园，它是北京最好的小区。而且很意外的是，这个新世界家园所在的这个街道它叫做崇文门外街道，它也是北京、上海等等所有城市当中最好的一个街道办。
崇文门新世界家园这个小区面积不大，有南北两个出入口，然后周边的路网特别密集。它都像跟北京的其他的商品房那种大的封闭小区不一样，它周边是小街区尺度的，路网很密，而且它周边有若干个新型的大型的购物中心。比如说老一点的是新世纪商场，后来开了国瑞城，然后它的临街的底商也非常多。
这个街道有点压抑，因为路不宽，两侧的楼都很高，楼的下面还有很多的街道，楼下面有底商。所以那个地方让你会感觉，隐隐约约会有一种香港的感觉。而恰恰就是一个香港的地产商，他当时去开发这个区域的时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它植入了香港那个城市的基因。
城市拥挤并不一定代表城市病
须综合考量拥挤带来的收益
这三个结论表面上看起来不以为然，大家其实有可能有的人会本身就是这种直观认知，但是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相关性把它量化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方程，当你给我不同的规划设计图的时候，我可以给你计算出来哪一个方案职住更平衡，哪一个方案将来住在这里的人上班距离更近，哪一个方案大家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它的生活会更方便。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三个定性的结论：
第一个，城市越紧凑职住越均衡；
第二个，城市越紧凑，市民上班距离越近；
第三个，城市越紧凑，市民的生活越方便。
这三个结论我们这一次应该是在中国规划历史上首次把它定量地论证了，那这个数字它能够说明什么事呢？
其实这个才是我今天想说的正题，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性去看待城市病。当大家去说城市病的时候，会放大拥堵或者拥挤这种感受。一般去说这个城市有城市病的时候，就会说这个城市很堵，所以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感受。
那有时候我们会把城市的拥堵归咎为城市的拥挤，然后再给城市的拥挤去开药，说我们的城市人太多要疏解。但是拥挤是个什么东西，我们觉得拥挤只是城市的一个状态指标，就像人的体重一样，每个人都有体重。所以每个人有他的拥挤程度。当我们去看一个城市的拥挤是否意味着城市有城市病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城市的拥挤这一个指标。
我们其实要看你拥挤的这个成本带来什么收益，在拥挤的同时你的城市经济活力是什么样子的，你的城市支柱均衡程度是什么样子的，你的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是什么样子的，人均的能耗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指标放在一起，我们才能够去评判这个城市的拥挤是否是有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的因为拥挤就给城市开泻药，有可能我们会导致这个城市越疏越堵、越治越病。
这就是我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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