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如今现代文明的蓬勃发展,中华民族曾涌现过许许多多独树一帜、惊天动地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扭转了乾坤,创造了奇迹,不断推动着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今天我们来就回顾一下,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发展的100个历史事件。
中国可考的古史起于三皇五帝,三皇五帝的故事散见于古书中很多,但没有条理系统,只有两本书中明白地记载了三皇论,一本是《白虎通》: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卧之詓詓,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耕,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那么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中得知:燧人在先,伏羲次之,神农最后。
盘古
伏羲
伏羲女蜗图
神农氏
三皇时代的君主传统还不可考,五帝时代则不然,不是紧相承接,也相去不远,五帝时代的历史,比三皇时代更明白。
五帝顺序:
皇帝
颛顼
唐尧
虞舜
夏禹
尧舜禅让是古代关于原始社会末期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传说,指古代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人。上古是否真正存在禅让的事实,目前仍存在诸多争议,不过《尚书·尧典》中就记载了尧如何通过一系列考察将帝位禅让给舜的故事,有传说,就有原型,后人写定的禅让故事是整理而不是伪造,虽然有一些想象在内,但历史上应该确有禅让事实的影子。在战国时期,儒家经典中对于“禅让说”已有诸多讨论,儒家以民意的向背为天命所归的依据。因此,推许禅让制是儒家政治理想的内在要求,但近代也有学者认为,“尧舜禅让”是由墨家创造的。
大禹,又作夏禹,因在尧时受封为夏伯,所以又称夏禹,本姓姒,相传为黄帝的玄孙,颛顼之孙,鳐之子。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令治理洪水,后因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朝。据考证,大禹治水的地区,大约位于现在的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这些地区后来形成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史记·夏本纪》中,大禹被民众奉为山川神主,在道教故事中,大禹是主管水的水宫神仙。
约在公元2070年,禹之子启继位称王,建立起以传子制度为标志的“家天下”---夏王朝。这是中国中原地区历史第一个以“天下共生”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朝,从此结束了早期文明时代邦国并立纷争多中心的局面。所谓“三王”,指的是夏、商、周三代。“三王家天下”,是说夏、商、周的王权确立了家族垄断的原则,夏启是“家以传子”王位世袭的始作俑者。
商汤在政治、军事上的成功是有战争策略的,不是急于求成,他用十一年的时间作准备,最后一战,在“鸣条之战”消灭了敌人。“鸣条之战”是我国军事历史上及其辉煌的一次战争,对后世军事理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铲除夏桀的羽翼,在实现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才做出决定,经过此次战争,汤无敌于天下。最后将桀流放在南巢,一直到死。
伊尹原是有莘氏的一位做饭奴仆,后被提升为疱人(厨师),并做了有莘国君女儿的老师。由于伊尹学识渊博,治国有道,商汤听说后使人前往聘迎。有莘氏留住不放,于是商汤便向有莘氏求婚,有莘氏的女儿嫁给商汤时,伊尹作为陪嫁臣来到商汤身边,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名臣。伊尹辅佐商汤灭掉了夏朝,建立商朝。汤去世后,伊尹历佐外丙(汤次子)、中壬(外丙弟)相继为王。
盘庚继位,居都于奄。在奄地,盘庚无法施展其治国之才。因为继“九世乱”后,王位争夺导致王权的削弱和贵族势力的膨胀,盘庚要巩固王权,就要抑制、削弱大贵族势力,必须离开旧都。盘庚迁殷遭到了当时一部分人的反对,盘庚以严厉态度,对待那些煽动众人不想迁徙的旧贵族,对下民则恩威并施。
周人对商人的战争虽然预谋准备了很久,并且使众多商的外服地区叛离了纣王,实际的灭商战争却十分短暂。面对实力雄厚的商人,周武王力图将商人的主要聚居地王畿加以分割,削弱其力量,在牧野之战中,商人因为内部矛盾,周人在牧野迅速获胜,真正被消灭的商人并不多。商人损失的大约只有紧密追随纣王的人。周人虽然灭掉了商国,但其所灭亡的只是商国政权,商人的经济实力和人口资源及军事后备力量依然存在,灭商很大程度上是战略战术得当,而不是实际力量对比的结果。所以商人统治遗民的重要措施是设立三监,分割原商人的王畿地区。
周武王像
礼是古代社会的一整套规范体系,夏朝有夏朝的礼,商朝有商朝的礼。周礼相传是由周公制定的,这就叫做周公制礼作乐。
周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姓姬名旦。武王伐纣后,周公被封在鲁国,成为鲁国的始祖,周公辅佐周武王年幼的儿子,其中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制礼作乐,即:把夏商两代以及两代之前的各种仪式、规范、制度等加以系统地整理和改造,形成周朝一套稳固的规范体系,周公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再加上周公又是鲁国的始祖,所以孔子对周公特别具有好感,成为孔子的梦中偶像。
(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盂鼎上的铭文记载了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
周平王是周幽王与废后申后之子,周幽王因宠幸褒姒,也就是“烽火戏诸侯”故事的女主角,立褒姒之子为储,引发政治叛乱。这个古代版“狼来了”的故事,真实性令人质疑,因为据专家考证,边疆烽火台的设置,是汉朝才开始的,因此这个故事包含了后人贬抑周幽王的杜撰成分。
周幽王在这场关于立储的宫廷政治斗争中,被杀死在骊山之下,原王后之子宜臼登上王位,即周平王。已经没落的西周王朝被犬戎洗劫一空,争得了王位的周平王只好选择东迁,并将已经失控的西京千里之地分封给骊山之乱中有勤王之功,正在崛起的西部国家秦国。秦自此正式成为诸侯国,开国之君为秦襄公。中国开始进入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的霸主,虽然在地位上是诸侯的领袖,拥有代天子征伐、会盟等诸多权力,但这些权力的获得是以向王室履行一定义务为前提的。周王室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来自夷狄的侵略。于是,春秋时期霸主最主要的责任便是内安诸侯、外攘夷狄。
春秋早期,战争的发端,还常常打着“尊王讨逆”或“尊王攘夷”的旗帜,但争霸逐利的战争本质越来越凸显,“礼乐征伐之令”完全自诸侯所出,大家不再犹抱琵琶半遮面,而是赤膊上阵,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旗号蜕变的十分清晰,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争旗帜从救对方人民于水深火热到维护本国核心利益的变化如出一辙,而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最初的“尊王攘夷”的代表人物就是齐桓公和管仲。此外,两人和干过如征伐戎敌、存邢救燕、维护王朝礼制、辅佐太子继位等诸多大事。
曾经被视为夷狄的楚人自熊通自立为王已渐渐有了与中原各国抗衡的巨大实力,已成为事实上的南方霸主。
公元前636年,晋公子重耳即位,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文公,当时许多诸侯国都倒向强大的楚国,只有宋国不肯亲楚而投靠晋国,楚威王很恼怒,命大将率三军,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商丘,宋成王赶紧向晋文公求援。晋文公的舅舅孤偃建议救援宋国,提高晋国威望,应使用欺诈的方法。大臣雍季不赞成,并提出了著名的“竭泽而渔”典故,于是晋文公假借遵守自己流亡时向楚庄王许下的“退避三舍”诺言之名,连续三次后撤,以避其锋芒,为自己选择了有了的时机和歼敌地形,楚军见晋军一退再退,误以为晋文公胆怯,就紧逼不舍,被晋军打的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城濮之战。
晋文公初期的晋国还只是百废待兴,至城濮之战方才“一战而霸”主持践土之盟,致使曾亲附于楚国鲁国内心恐惧而投奔晋国,间接引发了两大强国盟军格局的变化和优劣势转化。《左传》在烘托渲染大战气氛外,特别照应了重耳流亡时曾许下的“晋楚治兵,退避三舍”诺言,更加凸显了晋国的道义之胜。
楚庄王,又称荆庄王,“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说的就是楚庄王。
晋襄公在殽地全歼入侵的秦军,占领了函谷关,成功地遏制了秦国东进的势头,但是他却无力阻挡楚国的北侵公元前606年,雄才大略的楚庄王北伐陆浑之戎,一直进军到伊、洛水一带,甚至到天子领地的边境上检阅军队、炫耀武力。周定王便派王孙满犒劳楚军。楚庄王趁机问周王传国九鼎之大小轻重,觊觎周室之心昭然若揭。又说,楚国的青铜器很多,把每一件武器的钩子摘下来就可以做你的九鼎。
楚庄王之前,楚国一直被排除在中原文化之外。他称霸中原后,楚文化辐射中原,如朱熹所说:“楚庄王盛强,夷狄主盟,中国诸侯服齐者亦皆朝楚,服晋者亦皆朝楚。” 楚庄王为华夏的统一,为民族精神复合性的形成,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战国楚帛书
春秋末年,长江下游的吴越两国也继起争霸,在晋楚争霸时,晋曾联吴制楚,吴的国力日渐强大,吴王阖闾采纳楚亡臣伍子胥的策略,连年向楚发动进攻,使楚疲惫不堪。吴国和晋国结成了共同对付楚国的盟友。这是春秋时代典型的“远交近攻”战略,从长远来看也是符合吴国利益的,从此以后吴国就被绑在了晋国的战车之上,而楚国就去拉拢越国,企图在吴国的背后开辟第二条战线来牵制吴国,这样越国也被卷入了晋楚争霸的旋涡之中。吴大败楚后,楚昭王流亡,吴王夫差以霸主自居。
越降吴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公元前482年,吴北上会盟黄池,内部空虚,越趁机大举伐吴,多次激战后,公元前473年,吴灭,夫差自杀。此后,越王勾践效法夫差,北上会盟诸侯,一时号称霸主,不过,这已是大国争霸的尾声了,历史即将拉开战国争雄的序幕。
公元前475年左右,新兴地主阶级在许多国家相继掌权,通过兼并战争,逐渐形成了秦、楚、燕、齐、韩、赵、魏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各国新兴地主阶级为了进一步打击奴隶主贵族势力,发展封建经济和政治,巩固新生政权,增强竞争实力,纷纷在国内开展变法运动。
相对于东方各国而言,秦国地处边陲,又杂染戎狄的习俗,社会发展比较慢,但秦孝公下决心求贤,商鞅在这种背景下从魏国来到秦国。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发动了秦国的变法,改变了秦国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经过变法,秦国一跃而成为“超级大国”。后来秦孝公死了,商鞅也被政敌诛杀了,但他们所确立的法治却保留了下来,成为战国时期最为成功的变法活动。
秦昭王任用范睢,采纳“远交近攻”的策略,国力增长。而这时的赵国,经过赵武灵王的军事改革,“胡服骑射”,发展骑兵,开拓北地,成为唯一可与秦抗争的国家。秦、赵是两个超级强国,谁也不具备灭掉对方的实力。
前262年,两国为争夺韩的上党郡发生了“长平之战”,秦昭襄王先是让白起在上党地区与赵括打一场消耗战,后使用反间计,使赵王改用只擅长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老将廉颇,使赵军大败。白起认为,赵国士兵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日后会成为灾乱,于是使诈将赵降卒全部坑杀。长平之战,秦军先后斩杀和俘获赵军共四十五万人,赵国上下为之震惊,赵国也不再是秦的对手。
本文参考书目:
《<左传>文学研究》《春秋战国及其对后世中国的影响》《跬步集》《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荀子与战国学术思潮》《从孔子到马一浮》《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历代改革家的故事》《考古学视野下的吴文化与越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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