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汉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先后逼死赵幽王刘友和赵共王刘恢，使刘氏皇族的政治压力空前提高。刘章，乃汉高祖长子刘肥之子，汉高祖长孙刘襄之弟。在太后立诸吕为三王，擅权用事的政治环境里，刘章表现出他人所不敢表现、不能表现、不会表现的大智大勇，在诸吕专权的阴暗日子里，给冲破吕氏黑暗的专制带来一丝希望。
吕后崩，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执掌军权；吕王吕产为相国，执掌政权。诸吕自知背高皇帝约，恐为大臣诸侯王所诛，因此图谋作乱。在长安城中，“聚兵以威大臣”，政治局势十分严峻。刘章因以吕禄女为妻，知道诸吕的计划，就派使者偷偷地出长安城，告其兄齐王刘襄，想叫齐王从西面向长安发兵。刘章和刘兴居二人与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为内应，共同诛杀诸吕，乘机立齐王刘襄为帝。
吕雉是一位极不平常的女中豪杰，她以果断与狠毒而著称。在秦末群雄纷争的环境中，她辅佐刘邦在逆境之中奋斗创业，建立西汉政权。刘邦得天下后，叛乱频仍，吕后设计缚杀韩信保根本，族杀彭越除隐患，残酷迫害情敌戚夫人为“人彘”。吕后临死之前也不忘将刘氏天下变为吕氏天下，然而最终还是被周勃等人扫荡了吕氏集团。
吕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女性。汉高祖提三尺剑能平定天下，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就是对皇后吕雉手足无措，汉高祖在世时虽没有宠爱吕雉，但也没有清除吕氏在政权上对刘氏的威胁。刘氏子孙后来遭诸吕胁迫，吕氏专权，这其中的波澜起伏，颇耐人寻味。
文帝时，同姓诸侯王势力膨胀，已构成了对封建国家的威胁，于是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建议削藩。但文帝未立即执行。贾谊死后，文帝才付诸行动。景帝即位初，御史大夫晁错上《削藩策》，为景帝采纳。景帝三年（前154年），削楚东海郡，削赵常山郡，削胶西六县，依次将削吴。这样，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激化。春，久蓄异志的吴王刘濞纠集楚王刘戊、胶东王刘雄渠、胶西王刘卬、菑川王刘贤、淮南王刘辟光，以“清君侧”、诛晁错的名义，举兵叛乱，史称“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发兵向西力攻，梁国地处要冲。梁孝王拥护朝廷，率官吏和民众固守睢阳，使乱军不能西进。七国反后，朝廷震惊，景帝一方面命周亚夫率兵迎击吴楚军，另一方面要梁王固守睢阳。在周亚夫与梁军将领韩安国、张羽的联合打击下，吴楚兵败，七国之乱被平息。
西汉建立后，各项制度基本沿袭了秦国。但大政方针改变了，这是汉朝从秦朝的苛政而速亡中吸取了教训。汉高祖刘邦总结秦始皇“专任刑罚”致“天下结怨，溃而叛之”的经验，领兵攻入关中之初，便宣布“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三章之法，稳定了民心，为胜利奠定了基础。汉经几代经营，相继废除酷刑、减轻刑罚，制定了“与民休息”的方针，成就了“风流笃厚，禁网疏阔”的文景之治。
汉文帝在位期间，继续执行汉初与民休息和轻徭薄赋的政策，赋税降到“十五而税一”和“三十而税一”。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官不扰民，百姓乐业，上下相安，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寝息”，“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的繁荣景象。
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十月，汉武帝召见董仲舒亲自策问，董仲舒应答汉武帝，上策论——《天人三策》提出大一统的思想。大一统思想适应了西汉王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受到了汉武帝的极大推崇，于是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深刻地融合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在民族心理的深层上建构起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是华夏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淀和养成的一种民族心理和感情，是团结、凝聚华夏民族的精神支柱，是增强民族向心力的生动体现，这使“大一统”的思想观念真正确立并深深根植于民族心理。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提供了较为完善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体现和丰富了儒学及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兼容精神，是社会和谐观的体现。
张骞通西域是在汉朝全面展开反击匈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张骞首次出使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朝建立以后，长期遭受匈奴的威胁。汉武帝为了打击匈奴、断其“右臂”，派遣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旅行家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到达了许多前所未知的地区和国家，取得了很大的外交成就，极大地丰富了汉朝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与认知。
张骞第二次出使约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这时汉朝反击匈奴的战争已经了取得了重大胜利，匈奴在屡遭重创后向西北退却，汉通西域的门户已经被打开。
“丝绸之路”路线图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带回了许多有关外部世界的新情报，从而成为古代中国重新认识世界的开端。汉朝使者在探索域外世界的同时，还试图对黄河的源头进行探索。
武帝即位后，决心改变以往被动忍让政策，全面展开对匈奴的反击。元朔二年，卫青率兵击败楼烦白羊王，收复河套地区，后连年击败匈奴，使匈奴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主力向西北远徙，出现了“幕（漠）南无王庭”的局面，匈奴威胁基本解除。
为了联络与匈奴结仇的大月氏（ròu zhī）人共同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征募张骞出使西域。汉通西域后，形成了经由河西走廊沿天山南北两路，越过葱岭，西达大秦（罗马帝国）的陆上交通路线，进行丝绸等贸易，后人称为“丝绸之路”。
在南方，汉武帝派10万大军平定南越叛乱，使百越地区全部受汉中央管辖。元封二年，汉出兵征服滇国，以该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汉武帝还在西南地区设郡管理，封当地酋长为王、侯，实行双重统治，并派兵从海陆两道攻入朝鲜。经过汉武帝的开拓，汉朝的疆域较秦始皇时扩大了近一倍。
汉武帝晚期，长期的战争使汉朝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频仍，百姓流离失所，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晚年的汉武帝意识到自身的错误，并下诏罪己，谓之'轮台诏'，两年后病逝。
霍光受遗诏辅政，开始对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进行调整。当时，杜延年就汉武帝时期骄奢极欲及穷兵黩武造成的危机，数次向大将军霍光进言：霍光又接受杜延年的建议，于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策划召开盐铁会议，就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使朝中“兴利之臣”受到沉重打击，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得以改变，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力得以逐渐恢复，至宣帝时一度出现了“中兴”局面。
霍光辅佐昭帝十三年，为汉朝的巩固、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在昭帝死后由谁来继承皇位的问题上，霍光又责无旁贷的担当起了这个重任，为稳定西汉大局再次做出了贡献。
西汉末年，大批农民破产，社会经济严重衰退，许多地方发生小规模的农民起义，王朝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这时，控制西汉朝政大权的大司马大将军王莽，打着“改制”的旗号，篡夺了西汉政权，建立新朝，历时仅15年。
王莽对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有较敏锐的观察力和较深刻的认识，他看出了问题的症结是土地的剧烈兼并和高度集中，在取得政权后，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在颁行王田制的同时，还公布了他的奴婢政策，并不准买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私奴婢的社会地位，同时打击豪富大贾的投机活动，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于种种原因，改制失败了，但在新制推行得较好的个别地区，也出现了些微新气象。
王莽像
从经济思想角度考察，土地兼并的前提条件是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私奴婢人数的增加会使农村劳动力缺乏；成本和标准价格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具有重大作用；垄断性的商品应由政府严加管制；利息来源于利润，并由利润决定。
这些经济原理或原则，都是他的前辈未曾认识或未曾深入认识的，这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启迪作用。王莽的奴婢政策，是东汉光武帝释放奴婢的前奏。
更始三年六月，刘秀在鄗（hào）（今河北柏乡）南称帝，沿用“汉”国号，年号建武，是为光武帝，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或后汉。当时赤眉军拥立汉宗室后裔刘盆子为帝。同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杀死更始帝。
建武三年（公元27年）春，光武帝攻灭赤眉军。至建武十三年，相继平定隗嚣、公孙述、卢芳等割据政权，实现全国统一。光武帝起于乱世，深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希望止戈休兵，安定天下,主张“以柔道”治理天下，两次下令减轻刑罚，赦免罪囚。六次下诏解放奴婢，三次下诏禁止虐杀奴婢。针对豪强地主隐匿土地、荫庇户口的行为，建武十五年下令“度田”，清查全国垦田数量、户口、年龄。光武帝进一步加强儒学的统治地位。其统治期间，社会稳定，政治清明，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乌桓校尉墓壁画
东汉初，乌桓为害中国，光武帝下诏恢复乌桓校尉。壁画中有不少乌桓、鲜卑人物形象。
除了张骞，东汉时期被封为“定远侯”的班超，也曾经为中西交通的发展创立过不朽的历史功绩。王莽末年，不但匈奴背叛，就连西域也都解体了。然而这时候，匈奴也无甚力量慑服西域。西域呈现分裂形势。北道诸国，臣服匈奴，南道地方，却出了一个莎车王贤。光武帝既定天下后，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要求汉朝再派都护，光武帝恐劳费，于是西域和汉朝断绝了关系。明帝时，大将军窦固，派假司马班超，出使鄯善。
东汉派遣窦固讨伐，派班超经营西域，直到和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窦宪大破北匈奴，西北大致安定。班超平定西域后，葱岭以西诸国都来朝贡。
东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政治迫害活动，莫过于桓帝、灵帝时的党锢之祸。这是士人集团与专权的宦官集团之间一段惨烈的斗争。
以李膺为代表的正直官员，虽然借助自身的政治能量和舆论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刺痛了宦官势力，却仍然不敌把持中央朝政的权宦，遭遇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清剿。宦官集团对士人阶层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不少名士被冠以“党人”之名禁锢乡里，连及五族，不得入仕途为官。黄巾起义，党禁解，宦官集团和清流官僚集团的矛盾并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激化，何进不顾劝阻，招引董卓进京，后诛杀宦官未遂，袁绍率军进入皇宫，对宦官集团进行屠杀，宦官集团彻底瓦解。
董卓操纵朝廷大权，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逼迫献帝迁都。东汉晚期社会大乱，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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