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的大航海时代,人们首先便会想到郑和。三保太监七下西洋,无论规模、航程还是排场,确实堪称空前,让国人至今都激动不已。而原本对认为大航海是自己专利的西方人,也对郑和十分痴迷,各种研究演绎层出不轻,甚至有人提出,郑和发现了新大陆。
不过,郑和大航海其实已经是中国航海的尾声,而且郑和的航海,只是皇家对外展示财力武力的一场大秀,后人想象的百舸争流千帆竞的大航海时代,正是结束于斯。在此之后,明清两代禁海的时间远远长于开海。
中国真正的大航海时代,是在宋元时代。
宋元两代都重视商贸,航海发达,在宋代,从中国到故临(印度西南部)都乘坐中国船,再往西去,就要换乘大食(阿拉伯人)的船只。到了元代,不再需要换乘,中国商船已成为波斯湾和非洲各大海港的常客了。
那个年代的西方旅行家,如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鲁布鲁克、拉班·扫马等等,他们的各种《游记》、《行记》太过有名,给人的印象似乎那时都是西方人周游世界,而中国本土却没有旅行家。但事实上,依托着发达的航海技术和航海文化,在元代,中国也有很多商人,乘桴浮于海,其中更有一位出身儒生的旅行家,一边经商一边旅行,环游当时的已知世界,甚至被认为,可能发现了澳大利亚。
他,就是汪大渊。
汪大渊,字焕章,江西南昌人。汪大渊的生年,史学界尚有争论,计有1308年、1309年、1310年、1311年几种说法,现在普遍采用1311年。这一年,也就是元武宗至大四年,汪大渊出生于江西南昌。因为他的生平事迹大多遗失,只能推测其家庭应是书香世第之家。他的字“焕章”,便是取自《论语》中的“焕乎其有文章”。可见其父亲是一位儒生。
元朝设立户计制度,职业都要编户,比如匠户、猎户、军户等等,儒生也被编户,称为“儒户”。各个户计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儒户的义务是“就学”,也就是在书院里教书学习,并且在国家遴选吏员的时候参与考试。而儒户的义务是就学备选,享有免除兵役、劳役以及领取奖学金性质的“廪金”的权利。
汪家是儒户,没有各种差役的烦扰,而且家中应该薄有资产。所以汪大渊童年是在平静安逸中度过,他饱读诗书,“少负奇气”,希望能如司马迁一样,周游天下。
二十岁时,汪大渊来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贸城市福建泉州。泉州濒临东海和南海,又扼晋江下游,是个优良的港湾,南北朝时就已经是有规模的商港。南宋时,泉州迅速崛起,在元朝,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盛况空前。《马可·波罗游记》中将泉州和地中海商业城市亚历山大港进行比较,认为“假如有一艘胡椒船开到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或其他基督教国家,那就会有一百多艘船开到刺桐港”刺桐港就是泉州当时的名称,马可·波罗言下之意,泉州的贸易吞吐量堪比亚历山大港的百倍。而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泉州时,看到“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没有之一。我们看到港内停有大船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
汪大渊来到泉州的目的,自然是如他自己所说,想从泉州出海“为司马子长之游”。
1330年(元至顺元年),汪大渊实现了自己童年的梦想,乘船出海,开始了第一次旅行。
这次航行,按照汪大渊的记录,船队从泉州出发,经海南岛,过占城,至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然后到达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之后又到达索马里,折向南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再到加里曼丹岛,又经菲律宾群岛,于1334年(元元统二年)夏秋返回泉州。
这一次航行,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汪大渊不仅饱览各地风土人情,通过经商积累的财富,而且“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而作为有着史笔情节的文士,汪大渊的游记十分严谨,记录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之事,“皆身所游焉,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
第一次航海回国后,汪大渊修整了三年,一是要调理因为航海透支的身体,二则是将自己的游记整理。三年时间转瞬即过,已经养精蓄锐的汪大渊抑制不住再次航行的冲动,于1337年(元至元三年)冬再次从泉州出发,开始了第二次旅行。
这一次旅行,与第一次的航线相差不多。这是因为当时的航海还需要依靠信风,汪大渊不能随心所欲。所谓信风,是从副热带高压区吹向赤道低压区的风,北半球从东北吹来,南半球从东南吹来,在许多地方,信风极有规律,尤其在海上。元人航海,都是利用信风的这个特点,每年乘东北顺风下海远航,而航线也需要追随信风的。
第二次航行历时三年,1339年(元至元五年)夏秋,汪大渊再次回到泉州。
两次远航,前后八年之久,一介平民,凭一己之力,几乎航行了当时已知世界的沿海地区,这在今天来看,实在算是了不起的传奇。但在汪大渊生活的年代,如他一样远航世界的中国人不知凡几,但因为都仅是为了经商谋生,而没有文字传下来,所以都泯灭无闻。
而汪大渊是个文士,对于自己的航行,他都详细付诸笔墨,详细予以记载。而在他回国之后,正赶上泉州路的达鲁花赤(监治官)偰玉立决定编写新版的泉州地方志,泉州是市舶司所在地,所以需要把有贸易往来的各个国家简介也编写进去,于是曾经周游海外,熟知“蕃情”的汪大渊,便被请来参与写作。有官方帮忙出版保存自己的著作,汪大渊自然求之不得,于是将自己的游记整理完成,名为《岛夷志略》,附于官方版的泉州地方志《清源续志》之后,于1349年(元至正九年)刊刻完毕。
《岛夷志略》是元代记载海外地理最详尽的汉文著作,全书共有一百个条目,记载二百多个地名。在《岛夷志略》之前,也有很多记录海外国家的著作,比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等,不过周、赵的著作,都是在听闻的基础上编撰,属于“采访”。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则是自己的亲历,记载更为准确,少了很多道听途说。元代诗人张翥在为《岛夷志略》作序时写道:“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贵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
汪大渊第二次远航结束六十六年后,郑和开始了自己的远航,而远航的主要参考书便是《岛夷志略》。追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翻译官)马欢曾经读过《岛夷志略》,对书中描写的异域风貌大为惊叹,而当他亲自出海,见识了“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对了《岛夷志略》关于诸邦,天时、气候、地理、人物、有了“目击而身履”的体验,感叹道:“《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到了近代,《岛夷志略》历经沈曾植、藤田丰八、柔克义、夏德以及冯承钧、苏继廎等中外史学大家的研究,到1981年苏继廎《岛夷志略校释》出版,书中多数地名业已可以与现实地名对照无误。
不过,各家在研究《岛夷志略》时,也有很多争论。比如有学者提出汪大渊并未到达书中所记载的很多地方,其远航并非如书中所记的那么遥远。有的学者还认为,汪大渊最远只到达了斯里兰卡,至于波斯、埃及以及东非等地,只是汪大渊通过传闻记载下来的。
关于汪大渊和《岛夷志略》,最有意思的一个公案是:他是否到过澳大利亚。
在《岛夷志略》中,有“麻那里”、“罗婆斯”两条,被人认为便是今天的澳大利亚。“麻那里”中记载,其地“周围皆水”,便是达尔文港以东一大片沼泽地,而“有壕如山立”,则是即指澳洲西北高峻的海岸附着很多牡蛎。其地有种“仙鹤”,“高六尺,以石为食,闻人拍掌,则耸翼而舞,其容仪可观,亦异物也”,被认为这就是澳洲特产鸸鹋。“罗婆斯”一条记载,其地“奇峰磊磊,如天马奔驰,形势临海”,被认为澳洲北部海岸的安亨半岛和高达八百米的基培利台地。至于那里的人们“男女异形,不织不衣,以鸟羽掩身,食无烟火,惟有茹毛饮血,巢居穴处而已”,更符合澳洲没开化的情况。
如此说来,汪大渊发现澳洲,比英国人库克船长早了近200年,这个说法确实让人兴奋。可是,如果仔细看看《岛夷志略》,便可发现这说法大有问题。且不说以上证据有些似是而非,就是“麻那里”一条中,有“地产骆驼,高九尺,土人以之负重”的记载,便可看出“麻那里”绝不可能是澳洲。因为澳洲本地没有骆驼,骆驼是十九世纪英国人引进的。汪大渊的时代即使真的到过澳洲,也是见不到骆驼的。至于巨大的“仙鹤”被认为是鸸鹋,其实被认为是鸵鸟亦无不可。
那么,有骆驼又有鸵鸟的地方,可能是哪里呢?学者们的考证,“麻那里”应该是东非的马林迪,具体位置在今天索马里的布腊瓦和肯尼亚的蒙巴萨之间,今天肯尼亚境内。至于“罗婆斯”,则是尼科巴群岛,位于孟加拉湾与缅甸海之间的南部。
其实,汪大渊的航行是按照当时经商的路线,到达波斯、埃及乃至东非都是没有问题的,但走一条从没有走过的航线,去一个完全没开化的新大陆,这对于汪大渊来说,确实勉为其难了。在《岛夷志略》的后记中,汪大渊说过,自己的航海,是因为看到“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庭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这才要亲身经历一番,真正感受一下“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感觉,这与日后西方开辟新航路的探险式航行,还是大有不同的。
完成两次航海,撰写出版了《岛夷志略》,汪大渊结束了自己的航海生涯,回到了故乡南昌。两次航海经商,让他积累的不菲的财富,于是买屋置产,购得宋末元初人王义山的东湖君子堂,从此安居下来。
完成夙愿,飘然隐居,汪大渊的人生算得完满。他后半生的经历史无可考,而在《岛夷志略》刊刻出版的1349年(元至正九年),元朝已经开始进入动乱,北方水灾泛滥,民变四起。仅三年后的1352年(至正十一年),红巾军风起云涌,大元皇朝再无宁日,而此时年仅四十岁出头的汪大渊,能够在自己的君子堂中安居吗?
如果汪大渊能够活到六十岁后,他会看到元明易代,会看到明朝的全面海禁。曾经畅游四海的他,听到“片板不许下海”的皇命,心中会有何等滋味?也许,他会怅然若失,感叹《岛夷志略》成为绝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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