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五斗米道”取费太多,非一般人所能负担,未免近于剥削。我说,今日如果要论断这件事,应先了解当时当地社会实际情况:
1、汉朝升斗之量小,不能和今日的量制同等相看。清朝名 医徐灵胎所作《医学源流论》中有一篇论《古今方剂大小》,他说, “余亲见汉时六升铜量,容今之一升二合”,按这个此例折算, 可知汉时的量制等于今日的量制的五分之一,那时一井升等于今日二合,一斗等于今日二升,五斗只有今日一斗, 不为过多。
2、当时汉中居民超出十万户以上,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百姓不忱贫乏,五斗米还能负担得起。
3、出五斗米也是听各人自愿,以此为受道者入门的表信,或作为祭酒们祈祷的酬劳,并非强迫行事;若真要剥削敛财,以张、鲁当日的威权,尽有其它各项抽捐加税的方法可行,不需要玩弄 这种花样。
4、张鲁治理汉中,特别注重《太平经》所谓生、养、施三德政中的一个“施”字,使诸祭酒皆作义舍于路旁,以便行旅,又把些米肉放在义舍中,任过客自由饱食,不取膳费,象这样博施济众,当然是靠平日五斗米的储蓄而来,否则从何处得到许多粮食?(以上二、三、四项皆详见《刘焉传》和《张鲁传》拜两传的 小注中)
5、我们把剥削罪名加在张鲁身上,虽不合实际情况,若说他在那里制造迷信,他就无可推托了。但要晓得一千七百年以前的社会,迷信是很难破除的,当时稍有一点作为的人,都想利用他人的迷信来做自己所认为应该做的事业;即如黄巾起义,也是张角利用太平道,才能够发动数十万群众,倡导革命先声;张鲁亦复如此,只是两人目的不同而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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