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现代红土文化的符号和象征
2009-7-10 13:55:00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研究馆员):陶瓷艺术或者陶文化,是人类世界最早的文化艺术,“陶”所掩藏的文化信息也非常丰富。不同的文化时代,所浓缩在陶器里边的文化信息都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我们现在知道红陶文化、黑陶文化,而在现代社会,材料的发现与发明是如此之丰富,可以说,今天我们不再把陶当作惟一的实用材料,我们今天看到更多的材料是远远大于我们历史中所认识的“陶”的材料的。从这个意义上,陶艺也许是衰落了,或者说陶艺完全可以脱离它的实用性。那么,“陶”脱离实用以后,能不能进入现代空间,能不能进入真正的艺术空间,这是对我们当代人的考量。
实际上,当代最重要的大师都没有忘记陶作为最纯朴、最远古的艺术媒介。比如毕加索的陶艺,非常粗犷、非常浑厚,同时也有种诡异在里面。相比之下,日本陶艺很精致考究,他们把陶文化留存在现实生活中,细巧华贵,但也缺少真正的古朴。当代中国的陶艺家邢良坤,更多的使用釉变,用稀有金属产生的釉变常常产生梦幻般的境界。而卢权智的作品则是把红土的气息保留下来,一方面,他把自己的陶艺深深根植于红土文化的土壤中,追求澄泥陶土浑厚质朴的自然之趣;另一方面,又将传统制陶工艺与现代理念融为一体,将镂空、浮雕、堆塑等雕塑语言的立体性和绘画技法的平面性构成相整合,既体现了陶艺设计制作的预设性,也展示了红陶窑变意料之外的偶或性。
刚才谈到,“陶”在脱离了器物实用性以后,现代陶艺更加凸显了它造型的夸张性,陶在完全脱离器物造型性后,可能就会模糊和雕塑之间的界限,这样陶艺的本体身语言的特征就少了。而卢权智陶艺的特点在保留器物一定形制的同时,也融入了他对现代生活的理解。比如说榕树的根、叶、须,被他当作认识生活的一种审美方式,既有写实性,又有工艺性,还有装饰性,最根本还是对中国诗意的理解与阐释。我读过他很多创作手记,包括《雨后芭蕉意更浓》《荷塘夜雨听蛙鸣》和《秋荷》等等,非常讲究意境的营造。如果说“陶”的泥土性,是民族的文化身份;那么,诗意则是中国文化的质感。当你把他的作品和毕加索的作品进行比较时,你会强烈感觉到那种浓郁而饱满的散文诗式的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能够把中国人对文化的理解与阐释和陶艺的形制融合在一起,而且做这么大的体量,的确不易。
其实,宜兴的紫砂也是红陶的一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如果说紫砂曾经明清文人书画家的浸润而显示出书卷气的话,那么广袤的广西红土原野所孕育的红陶,则有一种厚重的山野之气,具有粗犷而大器的原始意味,有澄泥陶土的浑朴质感,这是紫砂书卷气所没有的一种品种。在现代陶艺中,我们一个方面要讲究泥土文化的精神,土料的文化质感,另一方面又要有中国文化的气息。但同时也不应该因明清文化的那种羸弱,而抵消了博大的陶土精神。这正是卢权智那种浑厚质朴的陶艺最可贵的东西。在卢权智的手中,红土被赋予生命的张力,成为能够呼吸的文化生命。卢权智从红土文化中汲取的,是那种纯净、浑朴与厚重的民族精神与充满乡土气息与民俗风味的文化质感。因此,他的陶艺之情,既是他艺术个性的一种张扬,也是他对于故土的文化深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权智的红陶艺术,也成为广西当代红土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文艺报》 2006年第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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