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 do some necessary research of his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duringhis life.
Key words: Wang Yue Ming Dynasty Legends
王越为明代中期瑰伟不群，文武全才型的人物。弘治、正德时的吏部尚书屠滽曾赞王越：“其风姿也，燕颔虎头；其文采也，锦心绣腹；其才气也，海涨江奔；其胆略也，雷厉风肃……与世若公者，几何人哉？功在社稷，而时为佯狂以混俗；名满海宇，而时为收敛若拘蹙。及其慷慨论事，启谈天之口；指挥三军，跃蹑鳌之足。以摧奸而必欲断其头，以靖寇而必欲食其肉，则万夫莫敢于抗锋，九牛仅胜乎一掬。于乎，豪杰之士如公者，举世能几何人哉？”
[②]王越作为明代中期经略西北最著名的军事将领，在明代成化朝号为知人，亦最会用人。被称为“笼罩豪杰，不知所从入，皆愿为之死”。其行事则是“机事百端，闪倏变幻，出没若神鬼”
[③]。由于明代边防军事本身即有的神秘色彩，故其一生充满传奇性。除浚县民间神奇的传说外，文献记载其传奇经历，几可谓身前身后，无事不奇，无时不奇。
其得名：王越初名王悦，幼时即聪颖超人。浚县档案馆藏《黎阳王氏家谱》及王越曾孙王绍雍编《王越年谱》中均有记载。王越十岁之时，父亲王颐为其扶乩。扶乩亦称“降鸾”，又名“开沙”，一般人则名之曰“邀仙”，浚县民间当今还有此类占卜之术。其《年谱》谓：“关武安王降笔时，供五香酒。王出对云：‘两手搦来五香酒，一吸三杯。’公即对云：‘九天降下一元帅，千变万化。’又降诗，末句云：‘乌台御史都堂职，守己存心乐圣朝。’公初名悦，王又降笔改云：‘喜悦之悦不若超越之越，字世昌。’其名皆神所命云。”
[④]又明清之际史学家谈迁在《枣林杂俎》记其幼时颖敏，早有大志，谓：“浚城威宁伯王越，父邑掾也。年七八岁，值县丁祭。笼兔者因窥兔，兔逸。时越称神童，县官责以诗。矢口曰：‘我今放汝上广寒，甚弗遣迹到人间。殷勤寄与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
[⑤]这也很能说明王越少时颖悟，志趣异人。但其读书之用功，则在今人所著《河南书院教育史》上有记载，王越曾到豫北著名的辉县百泉书院读书，经数年磨砺，后终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其廷试：《明史》王越本传谓景泰二年（1451）进士考试，“廷试日，旋风起，扬其卷去，更给卷，乃毕事。”
[⑥]《明史》记载较为简略，而其前王越的传记资料记载，则充满传奇性。如《吾学编》载：“廷试时，风尘蔽天，扬公卷去。监试陈御史为请，得再给卷。”
[⑦]而到《续藏书》则已经记载为：“方对策大廷，忽有旋风起，摄其策云表，已而不见。皆怪异之。及秋，而朝鲜贡使附策来，而曰：‘其王方视朝，有旋风卷一物下者，则进士卷也。敢以闻。’景帝阅姓名，谓吏部曰：识之，此当任风宪。于是由进士选人得监察御史。”
[⑧]《明史窃》、《名山藏》、《罪惟录》之王越传均有相同的记载。可谓愈传愈神。而这神奇的故事并非空穴来风，在朝鲜文献中亦有相同的记载。清代乾隆年间，朝鲜文学家朴趾源（1737~1805年）曾随使节团到中国。其《热河日记》亦记录此事谓：“杨循吉《志异》云：‘皇朝文臣得拜极品不数人，威宁伯王公其一也。公当廷试日，稿甫就，忽旋风起腋下，腾起卷于云霄中。廷臣与同试者咸仰视，弥久弥高，至不见乃已。中官以闻，诏许别楮誊进。后公由中执法大司马以进于伯爵。’此王越事也。我成宗朝，景福宫简仪台边，落一纸中朝试卷，其封弥乃王越名。附贡使奏其卷，天子嘉越有风力，乃拜执宪之职。循吉所言，只言其旋风飞卷，而不详其下落；泛言其有执宪以进，而未谙其实由我国奏闻天子也。”
[⑨]而其本事，则实有，这就是王越廷试时监试官叶盛的记载。叶盛在西北和王越曾经同事，后在其多种著作中，对王越亦多偏见之词，但廷试事记载，当是确凿无误的。其《水东日记》中专有一条“记辛未廷试事”：“贡士纸卷为风所扬半空去，呼之至，乃浚县王越也。”其经过人物记载颇详，并云“进士中他日其有小人偾事者乎？”
[⑩] 此后诸多史传多从此化出。
其入仕，其腾达：王越姿表奇迈丰伟，奏对畅明洪亮，引起复辟后英宗的注意和兴趣。《名山藏》记载：英宗复辟，见越进止奏对，目属之。越精建台事，为都御史寇深所爱，留兼绾诸道章。久之，擢山东按察使。大同有虏警，当置巡抚，吏部有所荐，上叹曰：“安得如韩雍其人者。”乃请召越。越衣短袂见便殿。上熟识良久曰：“是故快御史也，可弁而将。”擢右副都御史以行
[11]。与王越同朝为官的尹直，著有《謇斋琐缀录》，对王越多有贬损，此书卷四记载有：“朝廷用人，多取仪表。天顺间，韩都宪雍巡抚大同，因议事至京，留补少司马。英庙谕李文达曰：‘大同巡抚，须得似韩雍人品方称。’文达以山东廉使王越对。及越至，陛见后，复谕文达曰：‘王越是爽利武职打扮。’”
[12]王越仪表堂堂，相貌丰伟。明代顾起元（1565~1628年）《客坐赘语》卷八“名公像”条，有对王越的品评，谓“王襄敏公广额丰颐，而骨气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纹五条，右颐有一黑子，音吐如钟。”
[13] 而这纯粹已是相面术了。
其驭下：王越驭下有识有术，将军有胆有谋。《名山藏》谓王越：“其自奉若诸侯王，而御军恤下，财往来若流水。笼罩豪杰，不知所从，健将武校皆愿为死。”其后即举了一个后世流传甚广的传奇故事，谓：“尝车骑过秦王，王宴之，奏伎。酒阑离席言曰，下官不佞，久执干戈，圉于西镇，大王吠犬也，府中之妓美，宁有以酬臣否？王许之，尽乞以归。一日大雪，方坐地炉，使四伎弹琵琶捧金巵。侍门白詗虏千户至，越入之。千户前，白虏状殊皙，越喜，暖巵酒赐之；又谈，则又皙，命妓佐琵琶而酒千户，即归千户巵；又谈则又皙，大喜，指妓曰，是中有甚姝者否，君即取之。”
[14]自是千户所至为效死力，积功至指挥。此事流传甚广，王越多篇传记及明代诸多文献均有记载，笔记小说中亦多演绎附会之。孔昭明《荷牐丛谈》载有此事，明代张燧著《千百年眼》有“王威宁御士”条亦载此两事（小校及老卒）。《千百年眼》一书，因史识独异得以风行一时，其价值曾经得到王夫之、阮元等学术大家的肯定。由此看来，王越之以伎赐小校及下马拜老卒之事，当有本事，并不仅仅是传奇也。
《皇明百将列传评林》之“王越传”，尚记载其另外一事，谓“初越北伐时，尝亲视诸军食饮，数赐酒肉，动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少贷。每暇，命出猎，计矢中禽之多寡，于敌阵为先后。有将官告奸受金者，置之，许出死力不问。于是将士感泣，无不用命者。”
[15]对于王越之“御军恤下，财往来若流水”，明朱国祯《涌幢小品》有“致寓物”条目，记载王越事迹，谓：“何焙，号介庵，榆林人。其父输粟塞下得官，疾革时，指囊金相目曰：‘此王威宁寓物也，致之，死不恨。’殆甫毕，焙以骑豪载如滑。王骇曰：‘今世乃有尔父与尔为子者!’分千金与之，不受。王后起总制，乃檄焙，将以相报，避不就。王终念之，隐己功，署其名，授百户，焙竞与从子。人两贤之。”
[16]王越善于奖拔人才，《明史》谓：“奖拔士类，笼罩豪俊，用财若流水，以故人乐为用。又尝荐杨守随、佀钟、屠滽辈，皆有名于世。”
[17]这是因为王越能够慧眼识英，不拘一格擢用人才，且有一套人才的独有思维。其在弘治年间家居浚县时，曾有赠滑县张韫玉《序》，谓才“譬之器焉，以才为车：仁以华其辕，果以状其毂，达以运其轮，艺以饰其盖，孝以端其轼，文学以为御，诚以执其绥。招摇而往，騑騑彭彭，出邹鲁之乡，假汉唐宋之道，循虞周之辙，息驾于都门，从容于礼义之场，随其所用之。大以任重，广以致远，弥纶参赞，悉囿于此才之内。天固有意于生才也。虽然，天能付人以才而不能使人齐其才，非非才而非其才者什九，非非才而不非其才者什一，甚矣！才之不易也！”
[18]正因为王越本身有非常之才，过人之胆，才可能识才、惜才，超拔人才。四方豪杰为其所用，建立不世之功。
其用兵：王越用兵如神，有古名将之风，对兵法深究详考，以实效为准的。《明史》谓其：“久历边陲，身经十余战，知敌情伪及将士勇怯，出奇制胜，动有成算。”并谓“其胆智过绝于人。尝与朱永帅千人巡边，寇猝至，永欲走，越止之，列阵自固，寇疑未敢前。薄暮，令骑皆下马，衔枚鱼贯行，自率骁勇为殿，从山后行五十里抵城，谓永曰：‘我一动，寇追击，无噍类矣，示暇以惑之也。下马行，无军声，令寇不觉耳。’”
[19]《皇明百将列传评林》之“王越传”记载则更为详晰，谓：“越在大同，一日，与保国公朱永领兵一千，周视边所，虏兵猝至且众，永一时不能措，谓越云：‘且走。’越厉声曰：‘勿复言。’即挥兵上山，连兵扎山麓严守。越曰：‘若走撞阵，被其长驱入城，此祸谁当？我今已占上游，与战必利。’遂驱兵下马，于中选勇士三百，自将于后，余七百人，永帅而前。俱令衔枚，不许前兵反顾，反顾者，即斩以殉；务使一一如鱼贯，少有参差，亦斩以殉。列为阵行。时已向暮，虏兵惫懈，越急命诸军从山后依前令，军行五十余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越乃言：‘几乎落陷阱！’明日，谓永曰：‘若一时仓皇乱走，人心不定，虏兵追来，我兵无纪律，必致争先自毙。今乃却军，排次第而行，不扰乱；况我以精兵断后，人必齐心；令其下马而行，故彼不觉其倦。而我得安也。’越一时应变之机，从容克济，有古名将之风。”
[20]而此事和汉代名将李广骤遇匈奴兵，如出一辙，故明冯梦龙编著《智囊全集》，在其“兵智部诡道”卷二十三记载此传奇故事，并把王越与李广相提并论。《智囊》“兵智部制胜”卷二十二中举了王越另外一个夜袭贺兰山敌巢事：“其夜袭虏帐，将至，风暴起尘翳目，众惑欲归。一老卒前曰：‘天赞我也，去而风，使虏不觉。归而卒遇虏入掠者还，而我据上游，皆是风也。’越不觉下马拜，功成，推卒功以为千户。”这个传奇故事在《明史》、《续藏书》等多篇传记中均有相同的记载。冯梦龙以此事和李愬雪夜平蔡州并举，谓前之韩雍，后之杨一清均不能出其右，其文谓：“平蔡乘雪，夺昆关乘雨，破大同又乘风，而皆以夜。所谓出其不意也。威宁恩结千户，是大手段；至推功小卒，即淮阴北面左车意。何以如此？文臣中那得此等快士。其雄略又出韩襄毅、杨文襄上矣，百陈钺何敢望之？而阿丑以‘两钺’为戏，老、韩同传，非公论也!”
[21]《明史》及多篇传记，尚记载王越红盐池大捷用兵之法，谓率总兵许宁等以精骑五千出榆林，昼夜驰三百余里，分兵千余为十伏相救，身与宁等分薄其营，破之。《明史窃》谓：“焚其庐帐而还。虏归，相向恸哭，悉力追我。越结阵徐行，殿者阳与战，及前伏起，又与战，再三遇伏，不及支，乃还走渡河去。虏自是不敢复居套内者二十年，则此捷为所震慑故也。”
[22]以上所记王越以伎赐小校，因识风而擢老卒为千户，可说是王越性格最生动的描述。故明清时代的诸多小说以此事演绎。如明末陆云龙小说集《清夜钟》之第六回“侦人片言获伎圉夫一语得官”即敷演此事，生动传神。此演绎故事，后之《清平山堂话本》及《二刻拍案惊奇》均收入。生于明代末年的陆云龙，借此希望能再有王威宁那样的信赏必罚，用人听言好将帅出现，挽救明末不振危局。对于王越之附汪直，则谓：“只看如一个有才望大臣，只为持了正义，不肯与人诡随，所以要兵不得兵，要粮不得粮，要人犄角不得犄角，卒至身死，所人所笑。”
[23]这实在是明末的真实状况。而女真势力亦非昔日可比，明廷的政治环境也再不可能出现似王越这样的绝妙人才，明朝的败亡也就势之必然。
其被贬：王越之被免官夺爵，编管安陆，其事文献虽多有记载，但大多谓其交接宦官汪直，作诗怨望为主要原因，似有含糊不清之处。崔铣在《王越神道碑》中概括为“奇事生疑，累功起嫉。”或很能说明尚有奇事所在。而这奇事或即王越通过汪直知悉了宫廷内部的一些事情，并无意之中说出，引起宪宗的极大不满。而累功起嫉，则是万安排斥异己，南北党争的结果。而王越之被嫉，宫廷伶人阿丑曾搬演之。《续藏书》谓：“上尝曲宴，内伶戏为贵人装，两手各操金钺，恣睢而前。问‘何人’，曰‘汪太监’；‘所持何物？’曰‘两钺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
[24]虽则笑而弗罪，实祸胎已萌。阿丑讽王越、陈钺事，《貂珰史鉴》、冯梦龙《古今谭概》卷三十、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卷八十三、《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明史》卷三○四等所载略同，王鏊《震泽纪闻》、许诰《复斋日记》所记有异，尤以许《记》更为详曲生动。而此事最早记载则为明文林《琅琊漫钞》，内有“阿丑善诙谐”条专载宫廷伶人阿丑事，其中即说到“两钺”之事。文林(1445~1499年)，字宗儒，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成化八年(1472)进士，官至温州府知府。文林与王越年岁相差近二十年，且文林官仅及知府，对明宫廷之事或并不那么明晰，概亦道听途说的成分居多。且汪直在宫内正是势焰炽热之时，一个宫廷伶人敢于搬演其事，实在是令人怀疑的。王越曾孙所编年谱中载有成化二十一年之事，谓：“公以心事未白，具奏诉冤枉。当时权奸党类，则以飞谤排阻。恐公论不平，群小作为野史小说，诬公结交汪直以惑后世，以实其言。”
[25]还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此看，阿丑搬演“两钺”事，至少应在王越被贬之后，而非此前。
对于王越之贬，从当时朝政形势看，内阁大学士刘珝，都察院左都御史兼任兵部尚书的王越，吏部尚书尹旻等山东附近较为正直的为一派，而内阁大学士万安、尹直和李孜省等为南派，其久愈排挤尹旻及刘珝而不得，随先从掌握兵权及监察权的王越下手。而王越一去，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万安终于把刘珝排挤出朝，接着于次年五月，尹直、万安又联合方士李孜省把尹旻排挤出朝。自此，朝政终于为南派所职掌。
而王越之被贬直接原因，则是许宁在大同的惨败。成化十七年五月，王越挂平胡将军印，赴宣府调度杀贼。此前因宣府参将吴俨、少监崔荣在宣府兵败，群议汹汹，故有此举。王越、汪直出兵，多有斩获，但赏赐甚少。《明史》谓“分兵三道败虏塔儿山、大窊梁、三里塔诸处，斩首虏最多，虏亦创惧，不敢近边。捷闻，仅加禄五十石。”随后大学士万安有意把王越调延绥，充总兵官，而把长期在延绥的总兵官许宁调大同。而在大同，汪直和许宁早有积怨，正值蒙古入侵大掠，许宁在大同战败。《明史》许宁传载：“寇大掠，焚代王别堡。王趣战，使众哭于辕门。宁愤，与镗等营城外。寇以十余人为诱，太监蔡新部骑驰击。宁将士争赴之，遇伏大败，死者千余人。……宁等掩其败，更以捷闻。巡按程春震发之，与镗、新俱下狱。镗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宁降指挥同知闲住。”
[26]许宁出身武将世家，成化时长期在王越麾下作战，累官至都督同知，后以总兵官长期守延绥。柏油川大捷及红盐池袭蒙古后方，均有许宁的参与。许宁在大同的败绩，实由许在大同调度不力，将帅不和所致。而大同则为王越长期驻守之地。故许宁之败，不可能不牵涉到王越。对此王越则有辩驳。谓“总兵官许宁、都御史郭镗在大同失机，与臣并无相干，而嫁祸者诬以引惹之名；汪直在西厂行事，与臣并不相识，而造言者诬以结交之辞。盖以汪直之仇家，即许宁之私援，出此入彼，皆以成为奇货。”“况臣父子实无罪犯，其祸起于汪直，成于许宁等。”
[27]而这一箭双雕把戏导演亦是万安。汪直、许宁相斗，不论何方胜利，最终失败的都是王越。
王越之为清议所不容，多谓其前结宦官汪直，后依李广。对此明清以来就有极大的争论。所谓的君子文士均以此作为王越的人生污点，并大加抨击和嘲讽。如明代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载有“同寮尝曾饮予官舍，坐有誉威宁伯之才美者。刘时雍云：‘人皆谓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者此人也。以如此聪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为善。及在显位，又不自重，阿附权宦，以取功名。名节既坏，而所得爵位，毕竟削夺，为天下笑。岂非不智而何？’坐客为之肃然。”
[28]王越与汪直，正史及笔记小说记载颇多，如跪事汪直、贬斥强珍事。多有传奇附会色彩。王越之与宦官汪直内外应援，自不待言，其长期征战于外，在明代中期朝政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下，不可能没有宫廷内援。如成化时刘珝曾为内监张端作墓志，王越为之书丹。而同时期的内阁大学士，亦无一个没有内监的内援而能立足于朝的。
而有识见之士对王越与汪直，则有更为平实之论。明代宦官专权，自有其体制方面的深层原因。即如万历一朝，张居正秉政，尚有内监冯保之得力，方能左右其手。况在成化一朝，宪宗常年身居内宫，大臣多年不识其面，小至讯息的上传下达，大至军国大计的决策，一切事务均需依赖内宦，这必然造成宦官与廷臣势力失去平衡。汪直势焰正炽，将在外，如果内阁和内廷无人，那么能制胜于万里之外，可谓千不能一。且王越并非一味附和汪直。在《罪惟录》强珍传中即有十分生动的记载。强珍劾奏陈钺诸多不法之事，为汪直所恶。“是时王越掌都察院事，钺恨越不穷治珍。直还京，钺送直五十里，诉珍奉越风旨见劾。直怒，未至京三十里，王越亦出迓直，直辞不见。还奏珍妄参被掳人畜名数过多。遂遣腹心千户聚同都御史王宗彝往审勘。宗彝阿意直，诬珍，械珍至京，诏狱。直令酷刑逼招受越指使，珍不服。多官廷鞫，无敢与辩，竟谪戍边。御史许进疏白珍，留中。久之，直败，复珍职，与致仕。”
[29]这很能说明，王越并非一味附和汪直，且救强珍的许进，则更是王越的安排。又如佀钟（1440～1517年），为山东郓城人，成化二年（1466）进士，初授监察御史，巡两淮盐政。因王越荐，擢大理寺右寺丞，迁右少卿，后因事不附汪直，而被捶于朝。也很能说明，王越与汪直，仅仅是一时的相互应援。
《罪惟录》又载：“丁酉，太监汪直坐厂有宠，越日往候直，遂相得。未几，加越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增正一品俸，仍掌院事。直之力也。直势焰逼人，越每直必跪。时吏部尚书尹旻等欲诣直，属越为介，私于越，‘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越先入，旻阴伺之，越跪叩头出。及旻等入，旻先跪，诸人皆跪。直喜。比出，越尤旻，旻曰：‘吾自见人跪来，特效之耳。’越大惭。”此段记载，实源自尹直之《謇斋琐缀录》卷七，是明显党争产物。可见南派对王越、尹旻讽刺之能事，亦可见明代风气之一斑，明代朝政已经很懂得宣传和文字的力量了。王越自己曾言：“臣思汪直行事之时，并不相识。管军之后，系在同营。如何谓之结交？”“汪直又差人接连访察臣事，因无违犯，仅得脱免。后管征操，系是奉命同事官员，岂是结交？”
[30]故《罪惟录》在王越传后评曰：“持之者非其人耳。二斧故能批贼，曰：非二钺无能为。或曰：匪直，二钺无能为。此时直权无不可，故借一麾而万里靡伏，抗直而能坐制塞外者，无之矣。”此方为不二之论。况二钺之“陈钺”，从操守、能力及影响看，并非可与王越相提并论之人，而合称“二钺”，其主要用意亦在王越也，险恶之用心，昭然若揭。
清代孙奇逢《畿辅人物考》有王越传记，其评曰：“岁寒老人曰：功名之士自不得以道理律之。若律以道理中之功名，即管晏亦且羞称矣！况其下焉者乎？威宁得力处在用直，而其受败处亦在用直，功过足相当。惜后之人无有能用贤者。元气斫丧，宗社沦亡，因忆杨忠敏、王威宁，乃国家最有用之人，末可轻訾议也。”
[31] 又有谓王越引惹事端，贪功喜名。李贽在《续藏书》勋封名臣《王骥传》中由此感叹到：“弇州谓靖远材而欲，武略则优。噫！安得有大将之才如骥，又得无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使之为我御虏征蛮以封侯乎？然即无欲矣，则虽封侯亦其所不欲者，吾又安能使之舍弃性命，以为我征蛮御虏，而与其所不欲之侯封也。其言谬矣！……夫国家用人，唯用其才，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卒自托于中贵人有援力者以自见，其为宰相冢宰本兵，吾谓其惭汗满面，愧死无地矣！乃反以有欲病人，何哉？又何取于居要路者为也。我朝文臣世爵，今唯靖远犹存。故弇州独以为仁德之报，不信彼谗妬之口云。然王越、杨善爵安可以不复，禄又安可以不世也。世王越杨善之爵禄。则人才自然思奋，又何必以临时乏才为恨邪？”
[32]正因如此，在正德嘉靖年间即有佚名著小说《伟人传》，以徐有贞、韩雍、王越、王守仁四人为主，盖小说中之合传体，四人均以文臣而封爵，表达了对当时舆论之不满。
明代吴阳在咏王越诗则谓：“丈夫重勋名，志岂在铁券？绝塞悬孤臣，中援何足玷？”
[33] 至清代，面对几乎一边倒的舆论，吴景旭在《行边诗》曾感叹：“或以偕汪直出塞，致开边衅。士论少之，郑淡泉谓，汪直自敬惮威宁，威宁不峻拒之，亦未为过也。可称知心之论。”
[34]作诗怨望亦为王越被贬的一条重要罪证，这在明代中期也可谓一个特例。明立国初期，以文罹祸甚多，但多为文士或山野之士。在明代中期成化弘治时，文禁实已大开，似王越在边关带兵之人，亦以文获罪，只能是明显的借口。其年谱谓“内阁大学士万安，忌公功名太盛，许尹给事以通政，许汪御史以佥都讽谕，论公生事夷狄，作诗怨望。罢公为民，谪居安陆。人皆惜之，然畏权臣，无敢言者。”
[35]王越曾有《自咏》诗：“自叹儒官拜将官，谈兵容易用兵难。世间惟有征夫苦，天下无如边地寒。发为胡笳吹作雪，心经烽火炼成丹。朝廷公道明如日，俯仰无惭处处安。”《皇明泳化类编》、《明史窃》等均载：时越总三边有诗云云，言者遂以此论其怨望云。即以上王越《自咏》诗。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据刘吉总裁之《明宪宗宝训》载：“成化十九年八月壬申，降南京御马监太监汪直为奉御。除威宁伯王越名，安置安陆州。革南京工部尚书戴缙、锦衣卫带俸指挥吴绶职，俱为民。工部右侍郎张颐致仕。越等皆附直取富贵，已而事渐败，多见疏斥。至是科道复交劾直八罪，请俱逮治。上曰：直等结党乱政，欺罔弄权，开启边衅，排摈正直，引用奸邪，当置重典。姑从轻处治。乃降黜直等。仍追夺越诰劵，编发其余党七人，悉为民、充军。”其详细经过，《名山藏》谓：“寻改越征西将军填大同，不获称大帅，而犹与直共一镇。万安等请移越帅延绥以离之，而命延绥帅许宁填大同。言者以宁直不相能，遂改直于南京御马监。既行，则奸事大露。上令给事御史论纠直八罪，因并纠越。上使锦衣指挥赍敕往谕，越惊欲死。既仅削官爵，追诰券，徙安陆州，夺其诸子以功荫报捷得官者。”
[36]对于这种情态，王越从情势已经明了于心，故其在从大同移镇延绥时有诗谓：“月落胡天雁叫霜，马蹄香里路茫茫。东坡自惜遭诗谤，老杜于今戒酒狂。造化不容闲处乐，人生最苦老来忙。等闲识破真堪笑，傀儡棚中又一场。”
[37]其在安陆，又有诗感叹其悲凉心境：“炎凉不独悲纨扇，俯仰何劳问桔槔？一纸谤书谁与辩，三边忧担我曾挑。”
[38]对于那些对自己落井下石的昔日政敌，在《怀友》一诗中则痛加鞭挞：“自古论交重读书，于今翻为读书迷。既推下井还投石，才送登楼便去梯。知己有谁怜管仲，举仇空自忆祁奚。世途穷得诗人怕，一句青蝇不敢题。”
[39] 王越之被贬，明都穆《都公谭纂》谓其有诗谶之兆，谓：“右都御史王越尝出入太监汪直门下，又尝从汪出征北边，官骤升至威宁伯。一日忽作诗曰:‘归去来兮归去来，千金难买钓鱼台。也知世事只如此，试问古人安在哉。白发有情怜我老，黄花无主为谁开。平生报国心如火，一夜西风化作灰。’未几汪败，越以附汪故，竟削爵为安陆州民，亦诗谶欤？僧起宗为予言：绍兴某寺有老僧，年七十余，云五十年前曾手录此诗。起宗近见其稿，始知非王所作，盖好事者嫁之耳。”
[40]其实，都穆文记载失误，此诗即王越所作《辞朝归》，疑即被贬安陆辞朝而作。此诗传诵甚广，明代沈周《石田杂记》、郎瑛《七修类稿》、褚人获《坚瓠集》均载并附会衍说之，均以此为王越诗谶之兆，此亦可见明代风气之一端。
生前喜爱热闹的王越，死后并不寂寞。其身后不久，即有王越尚在人世，且得道成仙的不经之谈。百年后，公安三袁中的袁中道，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参试落第，返归湖北，曾到浚县大伾山游历，在其日记体文学作品《游居柿录》中有“访王威宁伯子孙，尚有存者。或云威宁不死，出游人间，似有可信”
[41]的记载。其实这一看似不经意的造访，已说明公安三袁从王越率直的文学作品中汲取了性灵创作的营养，只是公安派创作，已经纯粹是文士内心性灵的抒写，再也无能有王越之九死一生，悲情豪壮的气魄。明代方所望撰《阅耕余录》，其卷三亦载：“醒神老人者，余尝见之武林，自称二百岁，好为大言。如先朝名臣及诸仙真皆叙述其往来事迹。又常自托于王威宁，其说多诡诞不可方物，乃好奇之士亦乐其妄言，姑以快耳不复为怪也。”
[42]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尸解”条亦载醒神子事，谓“又近年有无赖妄人自称醒神子者，诡为故威宁伯王越，遍游东南至湖州，而茅鹿门坤酷信爱之，求其长生之术。余曾于武林识之，须发已皤然，饮啖兼数十人，言动鄙陋，乃一下劣庸愚，即方士不足比数也。茅翁老名夙，练世事多矣，何以信之如此?”
[43]而茅坤著作《茅鹿门先生文集》卷九，亦有自道，可不怪欤？到了清代，张怡云《玉光剑气集》卷二十六“玄释”载：“王越世昌，以边功封威宁伯；后传仙去，踪迹多在太和山。屠大山司农为中丞日，曾往访之。”后《武当山志》又有记载，谓其仙去，踪迹多在太和山，并有中丞屠大山曾到武当山会访不遇。屠大山的儿子屠本俊后也官袭中丞，并且再次到武当山寻访故威宁伯王越，终得相见。见后王越遂又隐去。此事后被记入屠氏家谱事迹中。山志又载，至清朝乾隆年间，武当山长者多传常见王越于山中，其人生卒不详。王越果以其诡异不常，以假死逃过当时一劫乎？实在是怪之又怪了。由此亦可见王越之传奇性。
作者简介：赵长海，1967年生，河南省浚县人，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主要从事版本学及地方文献研究，出版专著二部，发表论文四十余篇，建设有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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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明]李贽：《太傅威宁伯王襄敏公》，《续藏书》卷十三勋封名臣，中华书局1974年8月版，第908页。
[②][明]屠滽：《祭太傅王襄敏公文》，康熙《浚县志》卷四“文章”，第114叶。
[③][明]李贽：《太傅威宁伯王襄敏公》，《续藏书》卷十三勋封名臣，中华书局1974年8月版，第905页。
[④][明]《王越年谱》宣德十年，赵长海校注《王越集》附录五，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619页。
[⑤][清]谈迁：《枣林杂俎》和集之“王越”条，中华书局2006年4月版，第549页。
[⑥]《王越传》，《明史》卷一七一列传第五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第4570页。
[⑦][明]郑晓：《吾学编》第四十五卷之《名臣记》卷二十四“王越传”，赵长海校注《王越集》，第588页。
[⑧] [明]李贽：《太傅威宁伯王襄敏公》，《续藏书》卷十三勋封名臣，赵长海校注《王越集》，第590页。
[⑨][清]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
[⑩][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之“记辛未廷试事”条，赵长海校注《王越集》，第644页。
[11][明]何乔远：《王越传》，《名山藏》“臣林记”卷十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影印明崇祯十三年本，第3834-3835页。
[12][明]尹直：《謇斋琐缀录》卷四，赵长海校注《王越集》附录六，第653-654页。
[13] [明]顾起元：《客坐赘语》卷八之“名公像”条。
[14][明]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卷十一成化朝“王越传”，第3842页。
[15][明]顾其言：《皇明百将列传评林》卷三之“王越传”，《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明代刻本。
[16][明]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十七“致寓物”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一○六册，第475页。
[17]《王越传》，《明史》卷一七一列传第五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第4576页。
[18][明]王越：《赠通政张君服阕赴京序》，赵长海校注《王越集》附录五，第43页。
[19]《王越传》，《明史》卷一七一列传第五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第4576页。。
[20][明]顾其言：《皇明百将列传评林》卷三之“王越传”，《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入，赵长海校注《王越集》附录六，第597页。
[21][明]冯梦龙编著：《智囊全集》兵智部制胜卷二十二，华山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552页。
[22][明]尹守衡：《明史窃》卷七十一之“王越传”，赵长海校注《王越集》，第607页。
[23]《清夜钟》第六回，见路工编《明清平话小说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3月新一版，第94页。
[24] [明]李贽：《太傅威宁伯王襄敏公》，《续藏书》卷十三勋封名臣，中华书局1974年8月版，第903页。
[25][明]王绍雍、王正蒙编《王越年谱》成化二十一年，赵长海校注《王越集》附录五，第628页。
[26]《徐宁传》，《明史》卷一七四列传第六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4月版，第4637-4638页。
[27][明]王绍雍、王正蒙编《王越年谱》弘治七年，赵长海校注《王越集》附录五，第629页。
[28][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三，又稍后《蓬轩类记》及清代严有禧《漱华随笔》均载之。
[29][明]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之十三“强珍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014-2015页。
[30][明]王绍雍、王正蒙编《王越年谱》弘治七年，赵长海校注《王越集》附录五，第629页。
[31][清]孙奇逢：《孙奇逢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309页。
[32] [明]李贽：《靖远侯王忠毅公》，《续藏书》卷十三勋封名臣，中华书局1974年8月版，第858页。
[33][明]吴阳：《东湖倡和诗》，从清代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十一转录。
[34] [清]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十五癸集四。
[35][明]王绍雍、王正蒙编《王越年谱》成化十九年，赵长海校注《王越集》附录五，第627页。
[36][明]何乔远：《名山藏》“臣林记”卷十一成化朝“王越传”，第3840-3841页。
[37][明]王越：《自大同移镇榆林》，见赵长海校注《王越集》之七言律诗，第240页。
[38][明]王越：《感旧寓怀二首》，见赵长海校注《王越集》之七言律诗，第227页。
[39][明]王越：《怀友》，见赵长海校注《王越集》之七言律诗，第330页。
[40][明]都穆：《都公谭纂》卷下，见《明代笔记小说大观》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577页。
[41][明]袁中道：《游居柿录》，载《珂雪斋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1373页。
[42] [明]方所望：《阅耕余录》卷三，明天启元年刻本。
[4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七，中华书局1959年2月版，第7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