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施人樊增祥，最初在陕西出任渭南县令，“判治各狱，发奸摘伏”，有神断之名。时渭南县发生一起李氏雇工彭某被杀身死、凶手为雇主侄儿李虎娃的案子。十八岁的少年李虎娃投案自首后，声称前一晚跟自家佃户彭某同睡一炕时被骚扰，愤不可遏，就拿刀杀了彭某。虎娃侃侃而谈自己“拒奸杀人”的原委，并表示甘愿抵命。
县令樊增祥却不肯轻信：所谓“奸”，死无对证；退一步假设彭某真有意，而虎娃抗拒不从，未使彭某得逞，男子拒奸于名声无损，为何还定要将彭某杀之而后快？况且彭某身强力壮，怎会不敌一个弱质少年？樊增祥屏退左右，反复开导，要求虎娃说出实情，虎娃这才哭诉，吐露实情。
原来，虎娃父亲年老久病，其母杨氏长期与彭某私通，虎娃也听过一些风言蜚语，只是不曾亲见。一晚，虎娃父亲忽然想吃红糖，家中雇工多已下工归家，彭某也在忙碌饲养家畜，虎娃母杨氏便让虎娃到集市去买。当时暮色沉沉，虎娃带刀防身而去，等他归家时，其母房内烛光灿亮，虎娃偷窥，发现了母亲与彭某私情，大为惊骇。
虎娃随即冲入举刀连砍，奈何彭某身形粗硕如牛，筋肉坟起，受创甚微，其准备转身时，被杨氏拽住，无法反击虎娃，不禁大声狂吼，虎娃怯怕跑到屋外。这时彭某也挣脱杨氏拉扯，奋力追至院子，却不慎被粪堆绊倒。虎娃见状连忙返身胡乱下刀，不想大多刺中对方要害，杀死了彭某。
县令樊增祥闻言得知真相是当日被虎娃撞见其母与彭某私情，激愤之下，杀“奸夫”灭口，而讳言母亲的“奸情”，报官时声称是自己拒奸杀人，是虎娃不惜为死者偿命，也要保全母亲的名声。
这起案件，具有表里不一的性质：表面上，虎娃投案自首供述的拒奸情节，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存在疑点；背后是，杀人者有意隐瞒真相，杀人动机并非防卫而是泄愤，杀人行为性质是不折不扣的故意报复。然而，在当时重视道德教化的儒家弟子樊增祥看来，虎娃的智勇双全与孝心可嘉均契合纲常伦理价值取向，为此樊增祥绕开法律，渲染虎娃的“义举”，请示朝廷免虎娃死罪，更将其无罪释放。
从清末回溯清初，从案发当地的审讯转移到被判死刑案件上报到中央的复核，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例。理学名臣李光地记录其随侍康熙帝时的见闻：一年一度的秋审是慎刑大典，死刑监候案件均要从地方到中央报送复核，拟情实、可矜、缓决等，由皇帝定夺生死。康熙帝在地方拟报的“矜疑”类案件中，发现了问题。
有一十七八岁的少年杀人犯，杀人手段是推人下井、落井下石。犯人自述杀人原因乃是拒奸——小时候曾被此人奸过，长大以后再也不肯。在对方又一次挑逗威胁中，因抗拒不从，就被对方强拉着要一同跳井自尽，只好在二人路过水井时先下手为强，将对方推下井去。因对方在井中骂不绝口，又扔砖石下去，致井中人死亡。
对杀人者上述陈说，皇帝不肯轻信：且不说你二人关系因何交恶，旁无见证、死无对证；只说死者被你推落井下，想必灌了一肚子水，怎还顾得上骂人？即便他骂人，落井之人不能再有奸非之举，你正好趁机脱身，何必再站着挨骂，又落井下石，痛下杀手？皇帝据此推断，少年本有杀心而杀人，犯罪性质较重，不属于“矜疑”；不妨定为“缓决”，既不杀，也不放。不放的原因自然是杀人之罪，不可宽纵；而不杀则是因为，少年落井下石之举固然过分，但毕竟无法排除被死者侵犯在先、挑衅在先，少年杀人或多或少表现为羞愧、恐惧、愤怒等情绪作用下的不得已，其行为中的“拒奸”成分尚且值得同情。
樊增祥判决李虎娃杀彭某一案，其宗旨见仁见智，有其时代性。但虎娃案中值得注意的是，涉及“奸情”，情节多样，查证不易。有清一代，能否判别杀人者所提出“拒奸”理由背后是否还有隐情，始终是办案的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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