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王雨村，苏州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士研究生何江夏在《规划师》2017年第6期撰文，文章从绅士化的视角对苏州古城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绅士化虽提升了古城的人居环境，但也导致了古城社会结构分异、居住空间碎片化和公共服务失衡，并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共生理念提出了调整社会公共资源、倡导混合居住模式和优化协作治理平台的策略，为古城的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绅士化；保护；发展；共生；苏州古城
[文章编号]1006-0022(2017)06-0106-06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B
[引文格式]王雨村，何江夏．绅士化视角下苏州古城保护与发展探究[J]．规划师，2017(6)：106-111．
一
苏州古城保护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苏州古城在保护与发展进程中的绅士化是由古城独特的传统文化底蕴而引发的局部消费空间个性化和居住空间高端化现象，导致古城出现居住空间碎片化、社会结构两极化和公共服务失衡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古城建筑限高和土地稀缺的压力使改造开发方式从大规模拆旧建新的住区更新向渐进填充式开发转变，在古城街巷中“见缝插针”地建设了许多小规模、封闭化的高端住区，使居住格局发生断裂、住区空间产生隔离；二是居民支付能力极化、价值观念差异引起了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古城的居民构成失衡、人口流动变迁加剧及社会结构分异；三是基于古城传统文化底蕴形成的个性化空间与公共设施布局结构产生矛盾，古城公共空间未能起到构建整体空间框架和维系社会生态网络的作用。
（一）社会结构分异
雷克斯和默尔认为“任何将地区居民隔离的做法都将导致冲突。城市采取隔离政策，阻止居民对阶层流动的追求，其最终命运将是爆发社会骚乱。”受住区结构失衡及古城居民支付能力极化、价值观念差异的影响，古城社会结构出现分异，主要体现在常住人口中原住民的比例失衡、人口老龄化、文化层次偏低、收入差距大、家庭结构扁平化和空间分布不均衡，以及通勤人口偏多和旅游人口的文化参与性不强等方面(表1，图1～图4)。如若缺乏有效沟通机制，社会结构分异便可能造成邻里关系淡漠、传统文化的消逝及社区潜在资本的浪费等问题，导致各阶层人士无法形成良性的依存关系，引起古城社会网络的进一步衰败。
（二）居住空间碎片化
改革开放至今，古城住区得到较大发展，人均居住面积得到提高，住区类型逐渐增多。随着空间形式和管理模式的演变，古城居住空间的格局出现碎片化的特征(图5)，古城中相继出现规模各异的门禁社区以及多层公寓和独立、半独立的高端住宅，其封闭或半封闭的管理模式以及其与传统住区大相径庭的建筑风貌同传统街区形成风貌断裂和空间隔离 ( 图 6，图 7)。传统街区由于内部空间的多次分割出租，导致住宅建筑套密度过高，街区内部被分割为多重属性的居住单元。
此外，古城街区路网密度很高，但是多为宽度在 6m 以下的巷弄，难以适应居民机动化出行的需求，非机动车出行和步行仍是古城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古城门禁社区的空间可及性较弱 — 受排他主义影响，其往往关闭小区的次入口，主入口也通常设置安保设施，阻碍了人流的流动和信息的互通，住区之间的联系路径被切断，公共空间变得支离破碎。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形式随着空间演变从最初的在住区外围沿街线状布置逐渐转变为集中布置少量公共建筑，前者为街区带来的活力远高于后者。零星布局于古城中的商业综合体和现代沿街商业设施瓦解了传统公共空间，造成了古城居住空间的“失落”。
（三）公共服务失衡
古城以居住为主体功能，公共服务设施以为居民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设施为主。但门禁社区使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内部化或半内部化，居民更依赖小区物业的服务，其社会活动脱离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缺乏与老住区的有效沟通。老住区居民以弱势群体为主，相对容易接受居委会在管理和服务供给方面的主动介入，以选举代表人的形式参与居委会的重要会议和社区活动。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强势利益集团利用优势条件使政府政策产生倾斜并从中获利，居民因对中间结果的认知不足和利益表达渠道有限而处于弱势地位，不利于信任建立和认知共享。
此外，近年来为缓解交通和人口压力，城市政府将古城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外迁，着重整治城市环境，修缮文化设施。以文化遗产为基础，以新的商业、文化功能开发为核心的时尚单元陆续出现，重塑了街区个性化的形象，其多数紧邻历史保护片区，有些是以文保建筑、控保建筑作为载体进行改造的，如桃花坞、平江路、十全街和观前街等文化商业片区。然而，古城的文保建筑、控保建筑布局分散，规模不大，仅仅依赖政府和有限的社会力量，难以充分挖掘和利用文化资源的价值，同时许多历史保护建筑的产权关系、利益分配问题错综复杂，实施主体在开发中未能完全从公众的立场出发，使原本应服务于公众的公共设施在现实中被少部分人独占。
二
基于共生理念的苏州古城保护与发展思路
当前，城乡规划越来越注重可持续发展，实现古城的融合共生极为必要。共生城市具有以内部基因传承、自演进和新陈代谢为主要功能且包容异质文化的社会资源环境，具有功能混合、紧凑布局、多元融合和组团集群式的空间结构，具有以信息化服务为主动力、以生态文明为依托的协作管理机制。针对古城绅士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结合共生理念，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设施，使多方利益主体共享服务，改善社会结构失衡的情况；通过空间功能结构的融合，使居住空间由分异向共存共荣转变；以信息化的沟通平台为媒介，促进不同阶层和集团间的信息联动，构建社会生态服务网络，加强阶层依存关系和社会联系，实现多方共赢(图8)。
（一）共享 — 传承与包容
在传承内部基因的地方文化的同时包容异质文化是共生理念的要义。古城的原住民是使地方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内部基因，尤其是历史街区中的老年原住民，保留着对古城历史文化的记忆。因此，古城应充分注重原住民的保有率，关怀老年人口，鼓励他们参与社会活动，弘扬传统文化，维系古城原真的社会结构，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进而使社区资本得到挖掘，社会各阶层间的信息得到流通，形成良性的依存关系。同时，对于优质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古城应寻求具有多重选择性的共享形式将其保留而非强制迁走，以维持原住民的生活品质，吸引中等收入的常住人口回流；以文化商业设施的多维度升级作为催化手段，促进中等收入人群共享古城文化，并对古城部分外来的收入较低、文化水平不高的流动性人口进行新陈代谢式的置换，进而形成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的自演进。
（二）共荣 — 多元与紧凑
共生理念强调要素间的协调共存和组团集群式的空间结构，而非实施严格的功能分区和机械式的一刀切除。面对古城空间碎片化的现状，对其的整合不应仅局限在小范围内，也不应强行对空间进行合并，而是提倡在相对完整的区域内，促进各住区的联系和信息流通。古城可基于多类型住区，以“大混合、小聚居”的模式引导空间结构的调整，实现住区的整体协调，以功能复合的街坊单元形成各自独立但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以多元住区组团混合构成基本聚居单元，从而整合空间，紧凑布局，形成共荣发展的局面。
（三）共赢 — 联动与依存
社会—空间的互动反馈在共生城市中是以自组织、自演进为发展基础的高度共生，以扁平化的协作治理平台为中介，促进社会结构的和谐稳定，通过社会资源的调整来维护空间结构的动态平衡，最终形成联动反馈的生态网络。古城可基于该理念适度开放居住区公共空间，重构公共空间体系，推动住区的融合；优化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增强各层级公共服务设施的联系，鼓励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交流，实现合作共赢。
三
苏州古城保护与发展实践
哈肯认为，各种要素互相配合、协同，将集聚多种力量形成新功能，新功能产生的效应优于各功能简单相加时所产生的效应。共生城市包含了若干协同集，其中城市服务功能与产业协同对土地混合使用和功能区混合布局有强烈的要求，需提升空间绩效，使居住、就业和各种不同的产业形成共生。具体而言，古城的协同可通过调整社会公共资源、倡导混合居住模式及优化协作治理平台等方式来实现，进而提升古城社会结构的层次，促进社会阶层的融合。
（一）调整社会公共资源
传统文化的沿袭依靠原住民的代际传承和人际传递，社会阶层的稳定依赖中等收入人群，而社会公共资源的调配影响着区域人口的变动，对于留住原住民、吸引外来“新中产阶层”的入住或消费都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应着重保留古城优质的社会性基础设施，更新优化落后的公共休闲设施。
1.保留优质的社会性基础服务设施
自古城的“马桶工程”“燃气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市民肯定以来，相关部门开始重视公共休闲设施和养老设施的建设。虽然通过简单的“减法”将古城的优质资源一迁了之，能缓解人口与交通压力，但是会降低古城原有的公共服务品质。例如，苏州立达中学、实验小学的外迁，带走了部分追逐学区的外来中等收入人群；苏州中医院整体从古城搬迁至沧浪新城，虽减缓了景德路地段的交通压力，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古城居民的利益。可见，以牺牲古城中等收入人群和原住民根本利益的城市更新实际是“拆东墙补西墙”，短期内收效显著却难以为继，唯有全面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才可有效平衡资源，形成稳定的利益分配，保障社会公正，如重组现有的优质资源，在新城开设分支机构，通过多种方式的合作，使公共资源得到均衡、灵活的调配。
2.更新优化落后的公共休闲设施
首先，古城通过“新陈代谢”的方式更新不满足古城保护要求、不符合古城发展趋势的功能区块(包括工厂仓库、行政机关和落后的商贸市场等 )，将其更新为具有品质保障的公共服务产品。例如，尚弄堂南侧闲置的商务用地被调整为大儒巷社区服务中心用地，提升了社区整体服务水平，满足了外来消费人士的需求，增强了中等收入人群的参与感。其次，基于现代网络经济背景，古城整合历史遗产资源，结合个性化的文化消费空间和旅游休闲服务加快现有设施的转型升级；通过置换区域或建筑的局部功能，提升现状业态。例如，许宅作为控保建筑，其产权原属于私人，由民营企业家出资改造，完成了产权过户，修缮后被作为私人会所和旅游目的地。但是，为避免因产权的模糊或历史建筑开发的敏感性导致企业或个体在区位选择、项目定位等方面形成利益趋向，应尽可能发挥公共资源的社会效益，鼓励公众参与，并对控保建筑进行分类评估，设定符合其空间容量的功能与用途，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深化各项指标。例如，确定消费人群的收入水平、设置建筑可租售和再利用的程序等。
（二）倡导混合居住模式
1.“大混合、小聚居”的住区结构
“大混合、小聚居”的住区结构以混合的形式容纳社会各阶层人士，保证住区内中等收入人群所占的比例，通过整合独栋或未成规模的高档住宅、修缮老住宅，以调整住区功能结构。同时，在此基础上，结合公共服务的提升和治理平台的改善促进社会融合。有研究表明，当中等收入的居民家庭占住区50％以上，或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不超过低收入家庭收入的4倍时，居民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的关系容易得到缓解。欧美国家曾以混合住区作为社会融合与城市更新的手段，促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在城市中的共存，然而不同促成机制下的混合社区，其混合比例、居民筛选机制与退出机制各不相同(表2，表3)。
从相关研究看，古城可借鉴英国的分类形式并结合自身特色，将混合住区按一般地区和历史街区/重要历史地段进行分类。
(1)对于一般地区，可拆除破旧住宅，降低公有住房比重，提高商品房比重，并由政府对该区50％的建设项目进行投资，如由政府给予开发商政策倾斜和经济补贴，以加大普通住区的建设力度，实施容积率转移、土地出让金减免等措施。同时，以“中等价格住房单元+市场价格住房单元”的组合，吸引中等收入人群的入住。
(2) 对于历史街区，鼓励私人资本主动投资，使绅士化与历史建筑修缮相结合。由多元实施主体投资修缮，构建“保障住房单元+中等价格住房单元+市场价格住房单元”的混合居住形式，并深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拆迁机制，增加原住民的话语权；设置购租并举的制度，针对出租率高的院落，通过房屋管理机构和开发商统一修缮维护，实行分类出租。苏州每年修缮的直管公有住房的建筑面积为20000～ 40000 m²，约 300 户，远远低于古城居住在老住宅的人口总数，老住宅中的租户却占30％以上。针对这一现状，在对历史片区进行更新时，可借鉴美国的准入、退出机制，严格筛选入住居民，坚持单向的居民重置，“驱逐”不遵守社区准则的居民，维持混合单元的社会稳定 (图9)。例如，美国住区选择计划(CNI)在混合住区中明确并量化了准入标准，以“拆一建一”方式满足所有居民的回迁要求，数量不足则就近补建，同时明确了人口扶持对社区居民的服务内容，如拆迁咨询、工作奖励及贷款等，是填充开发、再投资开发的典型模式。
2.构建“开放、并联”的公共空间网络
古城较高的道路网密度和前河后街的双棋盘格局，不仅对交通运输具有重要的作用，还是公共空间网络不可缺失的基底。古城中的道路、河道、建筑及其围合的空间是居民生活娱乐的重要场所，承载着多样化的行为活动，激发着街道中的活力。开放式街区的实施对古城来说就像是一场“及时雨”，解决了古城街巷的拥挤和阻塞问题，减缓了现代商业模式对古城的冲击，缩小了混合住区中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距离。在交通方面，基于古城双棋盘的空间肌理，开放式街区将使古城的高密度路网在真正意义上为多种交通方式的分离提供空间上的可能性；在公共服务方面，街道的复合使用，将提升古城街巷里弄的利用效率，提高居民生活的便利性和舒适程度；在公共空间方面，被边界围合的多种类型的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设施通过慢行交通网络连接起来，新建住区与传统住区在公共空间上的联系更多，不同空间类型的住区能够共享公共服务设施和空间场所，居民获得更多的交流机会，街区公共空间的流动性和韧性更强。
（三）优化协作治理平台
不同类型的住区局限于各自内部的组织管理模式，远不能形成具有联动性的协作沟通平台，不同管理体系间的交流与合作需跳出原有的管理框架，寻求新的管理模式。例如，通过社区规划师与街道基层管理组织共同建立社区规划服务中心，保障基层组织与居民的自主权，形成以社区规划师为指导，以规划服务中心为平台的多元协作机制。
1.多元化的市场投资和产权交易
文化产业自身发展规模和文化资源越有优势，对投资绩效的正效应越大，投资收益越高。企业的管理越科学、对风险的控制越合理、资金实力越强、文化产业的投资保障性越好，投资绩效也会越高。古城优秀的文化遗存具备良好的投资条件，若配合高效的投资和管理，既能更好地保护古城文物，又能使其价值得到有效利用，如苏州文旅集团运用商业手段探索古城的保护方式和旅游业的发展途径，完成了多个控保建筑利用项目。因此，可鼓励更多的集体、企业和个人参与古城保护与发展项目，为多方实施主体创造合作机会。然而，市场运作效率具有前置条件，历史街区的产权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针对古城历史街区产权关系的“暧昧”和“失灵”等问题，应基于使用权和管理权的辨析，通过产权管理和产权流转对公有、共有和私有产权进行多元配置，提高空置住宅利用率，形成基于所有权流转的古宅信托管理、认养保护和营利使用制度，形成益于市场化操作和多方利益平衡的保护与利用机制，从而为整合不同空间奠定基础(图10)。
2.居民自组织和社区规划师机制
皮尔斯认为社会资源在社会网络中被动员或联系时构成了社区资本的运作。良好的、公平的投资和交流环境能促进社区资本在居住环境中的循环，推动低收入居民和中高收入居民的相互依存，解决主流文化在贫困住区中缺失的问题。随着社区治理内生力量的集聚及社会自组织合力模式的发展，社区规划师将成为社区协作平台重构中的重要角色。根据学科领域的范畴，可将社区规划师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规划师(包括艺术文化工作人员、社区管理人员、社工和街区原住民)，通过他们促使街道办与民间组织机构沟通，从而突破行政壁垒，提高决策效率。此外，街道与社区的斜向协作也不失为一条有利路径，即虚化行政等级，以法制体系、公益机构来监管多元关系的联动，以平等的行政契约来规范多元行政主体的行为。
文章全文详见《规划师》2017年6期
《绅士化视角下苏州古城保护与发展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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