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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07
生命的无常、个人的有限,这样沉重的命题,往往让多数人不愿直面。但是,生老病死,无论是否愿意理睬,它们总会不期而至。
这是一篇去年刊于《健康报》的旧文,也曾在微信上推荐过,它所探讨的,就是应该如何面对这样沉重而现实的命题。今天来读,确有不一样的感怀。
毕竟,只有不忌讳谈死,才能更好地谈生。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等发病率增高,死亡问题已越来越现实,越来越紧迫。”
目前,我国大约有2亿60岁及以上的老人,且以每年700万以上的数量净增。在全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进程中,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更加明显。2013年,上海1432.3万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人有387.62万人,占总人口数的27.1%,为全国之最,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这是传统的、通行的做法。全力抢救危重病人,向来被视为医生的天职,也是患者和家属的最大心愿。在危重病房,不少人身上插着这样那样的管子,祈盼奇迹的发生。但事实上,有些危重病人的病情是不可逆转的,这时候的勉强维持让他们不得不经受极端的痛苦,最终毫无尊严地离世。据统计,每个人一生的医疗费用大约40%花在最后一个月的治疗上。因此,不惜代价全力抢救的习惯做法,一方面与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旅程的愿望难以契合,另一方面也与合理分配和使用医疗资源有所冲突,从而不可避免地面临挑战。
但这种做法具有较大的争议,至今未得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承认。从我国国情来看,显然不适宜推行安乐死。一些媒体报道的所谓“安乐死”案件,如用农药毒死病重的亲人之类,显然是对安乐死的误读。
有的病人为了尽早结束痛苦,或者不给亲人增添负担,选择自行结束自己的生命,让人不胜唏嘘。实际上,悲观厌世并不能消解难题,反而徒增亲朋好友的心理负担。
在死亡并未到来之前,就放弃任何治疗,包括减轻疼痛、心理照护等,是不尊重生命的一种表现,也不符合亲属的心愿,同时还可能增加医务人员的责任风险。
早在1976年,英国的桑德斯(P.C.Saunders)博士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临终关怀机构——圣克里斯多弗临终关怀院(St.Christopher Hospice)。在这家医院的门墙上,镌刻着一段广为传扬的名言:“你是重要的,因为你是你,你一直活到最后一刻,仍然是那么重要。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帮助你安详逝去,但也尽一切努力,令你活到最后一刻。”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临终关怀很快传入中国。1988年7月,在原天津医学院崔以泰教授的倡导和主持下,我国成立了第一个“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举办研讨会和培训班。Hospice Care也正式被翻译为“临终关怀”。同时,上海的“南汇护理院”和北京的“松堂”等开始了临终关怀的实践探索。2001年,在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的资助下,广东、北京、上海等地也开始了以居家服务为主的临终关怀探索。不过,总的来说这一进展并不顺利,临终关怀在我国还很难说已落地生根。
通过健康价值把生命神圣和生命质量统一起来,不再像以往那样片面强调“机体的存活”,而不惜一切代价去抢救不可逆转的生命。
明代著名哲学家王阳明说过一段鞭辟入里的话:“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传习录》)。我对王阳明并无研究,但这段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带来强烈震撼,总是忍不住推荐给大家。我衷心希望更多的人在生死观上见得破,透得过,成为尽性至命的通达之人。(本文根据作者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演讲整理。有删节。)
沈铭贤: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中心伦理学部主任。著有《新科学观》、《科学哲学与生命伦理》等书,曾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来源:健康报,插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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