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

维多利亚女王　　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达到强盛的顶峰，当时，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比除其之外全世界的总和还要大，它的对外贸易额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英国的富庶已经使新老世界为之瞩目，1851年一个法国人参加了在水晶宫举办的博览会后说：像英国这样一个贵族国家却成功养活了它的人民；而法国，一个民主的国家，却只会为贵族进行生产。所以，维多利亚中期的英国为他们的无可匹敌的地位洋洋得意，它这时是世界的贸易中心：北美和俄国的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西亚有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则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则遍及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长期以来早就生长在美国南部的我们的棉花地，现在正在向地球的所有的温暖区域扩展。

　　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然而从70年代开始，英国工业独霸全球的地位却开始丧失了，其他国家迎头赶上，而以美国和德国最为突出。以国民生产总值为例，在1880年～1890年的10年间，英国年增长率是22%，德国是29%，美国是41%。1890年~1900年这10年英国是34%，德国也是34%，美国是38%。但1900年～1913年，英国平均年增长率只有15%，德国却增长30%，美国增长了39%。1880年，全世界制造品出口总额中有40%以上是英国的，到了1913年英国、德国和美国三个国家在制造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变成了29.9%、26.4%和12.6%，英国的下滑趋势是十分明显的。当然这只是相对下滑，从绝对数字上看，英国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维多利亚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富庶，直至它结束时都是这样。

　　然而这种富庶更像是一种罪恶，在维多利亚时代，财富的分配始终不均，贫富对比十分明显。一方面，有贵族宫殿式的庄园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农人破败的茅屋草舍。一方面，是工厂主舒适的生活享受；另一方面，则是失业工人绝望的生存挣扎。人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国家存在着天堂与地狱的鸿沟。这一时期英国著名的保守党首相迪斯雷利曾把英国说成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是不会安全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英国人引以为傲的政治制度，包括政府制度、文官制度、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制度等，都与时代格格不入。应该说“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起的这些政治制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不过时过境迁，到了工业革命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这套制度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成为强盛之中的一道不和谐的阴影。我们仅以议会选举为例，1715年选民人口占人口总数的47%，到1813年，则只占25%了。1793年一个由辉格党组成的团体“人民之友会”曾发表过一份报告，说英格兰总共400多个议席中，占一半以上的256个议席是由11075个选民选出来的。选民人数少对于贵族最为有利，它能使贵族寡头利用贿选来操纵选举。这样在18世纪，贿选风气盛行，几乎每一个议员都是靠花钱买进来的。议员花钱进议会，又必然指望政府再花钱收买他们。于是腐败之风盛行于政界，这就是“腐败的旧制度”。

　　总之，在进入工业化之后，英国被许多成就陶醉了，沉迷于世界霸主地位的无限自豪中，他们将这一切归结于英国的制度优越，而根本没有想到，它的制度仍存在许多结构性弊病。它犹豫于对制度进行及时的变革，由此出现制度发展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积累了种种的问题，这对于它的强国地位是十分不利的，这是造成日后英国衰落的一个潜在隐患。实际上，直到19世纪下半叶，当英国越过强盛的巅峰时，许多人才开始对国家制度进行反思，进而开始了对政治制度进行大调整的改革时代。虽然这些调整与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清除了延续已久的积弊，但此时要挽回昔日的雄风已经不可能了。由此看来，一个国家或民族应随时审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优势中存在的隐患会影响全局，英国的教训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