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NAs的疗效
1. 不论肝病严重程度如何，均可将长期应用一种高耐药屏障的强效NA作为治疗选择（1/Ⅰ）。
2. 首选方案为恩替卡韦（ETV）、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和富马酸替诺福韦艾拉酚胺（TAF）单药治疗（1/Ⅰ）。
3. 不推荐拉米夫定（LAM）、阿德福韦（ADV）和替比夫定（TBV）用于治疗CHB（1/Ⅰ）。
鉴于NA的疗效和长期安全性特点，其应用于非肝硬化病人和代偿期肝硬化病人的治疗策略是一致的。
HBeAg阳性CHB ETV治疗5年可获得99%的累计病毒学应答率和53%的HBeAg清除率。TDF治疗5年， 97%的病人获得病毒学应答，73%获得ALT正常，HBeAg清除率和HBeAg/抗-HBe血清学转换率分别为49%和40%，HBsAg清除率和HBsAg/抗-HBs血清学转换率分别为10%和8%。
HBeAg阴性CHB ETV治疗5年的累计病毒学和生化学应答率分别为98%和95%，耐药率＜1%。在TDF注册研究中，治疗8年后，99%的病人获得病毒学应答（HBV DNA＜400 拷贝/ml）而无耐药证据，88%的病人血清ALT恢复正常。在真实临床研究中，TDF治疗HBeAg阴性病人3-4年，病毒学应答率为92%-100%而无耐药现象出现，75%的病人ALT恢复正常。ETV或TDF治疗第1年期间，无病人出现HBsAg清除；长期（8年）治疗期间，有极少数病人（约1%）出现HBsAg清除。
TAF治疗HBeAg阳性CHB和HBeAg阴性CHB病人目前最长只有96周的资料。治疗HBeAg阳性CHB 病人48周和96周时，病毒学应答率分别为64%和75%；HBeAg清除率和HBeAg血清学转换率在48周时分别为14%和10%，在96周时分别为22%和18%；96周时ALT复常率为75%，高于TDF治疗组的68%，但仅有1%的病人获得HBsAg清除。治疗HBeAg阴性CHB 病人48周时病毒学应答率为94%，这些病人中有90%在96周时仍维持应答；在96周时仅有1例（＜1%）获得HBsAg清除。
2. 应用ETV、TDF或TAF治疗者的监测
1. 所有应用NA治疗的病人，均应定期随访评估血清ALT和HBV DNA水平（1/Ⅰ）。
2. 有肾病风险的病人应用任何一种NA治疗时，以及不论有无肾病风险但应用TDF治疗的所有病人，应定期监测肾脏，至少监测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和血清磷水平（1/Ⅱ-2）。
3. 应用TDF治疗的病人，若有发生肾脏或骨疾病的风险，和/或有潜在的肾脏或骨疾病，应该根据以往LAM暴露史，考虑转换为ETV或TAF治疗（1/Ⅱ-2或Ⅰ）。
基线应当检测全血细胞计数、肝功能、肾功能（eGFR和血磷水平）、血清HBV DNA水平（采用敏感的PCR方法）等。eGFR＜50 ml/min时，应调整ETV和TDF的剂量。建模药代动力学资料显示，eGFR≥15 ml/min时，TAF的剂量可以维持在25mg/d不变，尽管这一数据未在产品标签中载明。此外，所有病人均应接受基线肾脏风险评估。肾脏高风险的因素包括：失代偿期肝硬化，eGFR＜60 ml/min，控制不良的高血压病，蛋白尿，未控制的糖尿病，活动性肾小球肾炎，同时应用肾毒性药物，实体器官移植等。
肝功能应当在治疗第1年每3-4个月、以后每6个月监测一次。血清HBV DNA在治疗第1年每3-4个月、以后每6-12个月监测一次。若HBV DNA维持在检测不出，则应当间隔12个月监测HBsAg；若HBsAg已清除，应检测抗-HBs。
极小概率的肾功能减退在ETV和TDF长期治疗时均有报道，但TDF的潜在肾毒性相对较高。已有应用TDF引起Fanconi综合征转而改为ETV进行补救治疗的病例报告。此外，有研究显示，应用敏感的肾小球和肾小管功能标志物以及骨密度测定，发现TDF治疗的病人可出现慢性肾小管损伤、eGFR下降和骨密度降低。因此对所有应用TDF的病人监测eGFR和血磷水平看来是合理的。所有存在肾脏高风险的病人在接受NA治疗时均应监测eGFR水平。在NA治疗第1年可每3个月监测一次，若eGFR无下降，则以后每6个月监测一次。对于eGFR＜60 ml/min或血清磷＜2 mg/dl的病人，应进行更密切的监测。
两项注册研究显示，无论是HBeAg阳性还是HBeAg阴性病人，TAF治疗48周和96周对肾小球功能（血清肌酐和eGFR）、肾小管功能、骨转换等指标的影响均显著轻于TDF。类似的现象也在HIV感染的病人中发现。共感染资料还显示，TAF治疗48周和96周，血清肌酐和eGFR指标稳定，而蛋白尿、白蛋白尿和肾小管性蛋白尿均改善，髋骨和脊柱的骨密度较基线时增加。
总之，应注意优化NA治疗的长期安全性，尤其是对可能伴有自然共存病的年长病人。肾功能减退、骨质减少或骨质疏松的病人，特别是老年病人，NA的选择方案见表3。ETV和TAF均可用于这些病人的治疗，TAF对于以往已暴露过LAM的病人更具有优势。
3. NA治疗期间的远期结果
1. 接受长期NA有效治疗的病人，仍应监测HCC的发生（1/Ⅱ-2）。
2. 所有肝硬化病人，以及在开始应用NA治疗时存在HCC中或高风险评分的病人，必须强制接受HCC监测（1/Ⅱ-2）。
长期单用ETV和TDF能阻止肝病进展，改善肝组织坏死性炎症和纤维化，逆转已发生的肝硬化；对失代偿期肝硬化，特别是早期失代偿期肝硬化，也可改善甚至促其消退，使需要肝移植的病人明显减少。
新近资料提示，ETV或TDF治疗5年后，HCC的发生率进一步降低，在基线有肝硬化的病人尤其明显。HCC似乎是影响ETV或TDF治疗的、伴或不伴代偿期肝硬化的CHB病人长期生存率的唯一因素。但长期NAs治疗的病人仍可能发生HCC，因此仍需重点关注HCC的发生。GAG-HCC、CU-HCC和REACH-B等评分系统被认为可用于接受治疗的亚洲CHB病人的HCC风险评估，REACH-B评分系统是唯一能够较好地预测接受治疗的CHB白种人发生HCC风险的评估系统。根据这些评分系统，可将CHB病人发生HCC的风险分为低、中、高三级。中、高风险的病人应当继续接受HCC监测。
4. NA的停药
1. 在确认HBsAg清除，伴或不伴抗-HBs血清学转换后，应当停用NAs（1/Ⅱ-2）。
2. 无肝硬化的HBsAg阳性CHB病人，若获得稳定的HBeAg血清学转换，HBV DNA检测不出，且完成至少12个月的巩固治疗后，可停用NAs。停用NAs后应保证密切监测（2/Ⅱ-2）。
3. 对挑选出来的无肝硬化HBsAg阴性CHB病人，若应用NAs持续治疗已获得长期（≥3年）病毒学抑制，则如能保证停药后密切监测，或可考虑停用NAs（2/Ⅱ-2）。
目前广泛接受的停药规则只是针对一部分HBeAg阳性CHB病人。如果获得HBeAg血清学转换，HBV DNA检测不出，并完成6个月最好是12个月的巩固治疗，可以停用NAs。但临床医师可以选择继续治疗，直至达到最安全的治疗终点，即清除HBsAg。
HBeAg阴性CHB病人多需长期甚至无限期NA治疗，通常认为只有达到HBsAg清除才能安全停药。但新近主要来自亚洲国家的证据显示，如果在相隔6个月的3个不同时间点检测不出HBV DNA，提示或许也可停用NA。影响NA停药后病毒学应答的一大重要因素似是NA治疗期间HBV DNA检测不出的持久性。由于治疗前已存在肝硬化的病人有极少数在停用NA后发生肝炎发作甚至出现威胁生命的不良事件，因此目前不鼓励肝硬化病人中断NA治疗。基于合理的临床判断，已停用NA的病人是否需要再次应用NA，可参考初治病人的治疗适应证。
5. NA治疗失败的管理
1. 预防耐药应当依赖于应用具有高耐药屏障的NAs进行一线治疗（1/Ⅰ）。
2. 对于所有治疗失败的病人，均应检查其对NA治疗的依从性（1/Ⅱ1）。
3. 对于治疗失败者，应当基于NAs交叉耐药数据进行管理（1/Ⅱ-2）。
4. 应用NA治疗，一旦证实发生病毒学失败，应及时进行治疗调整（1/Ⅱ-1）。
预防耐药的基础是选用具有高耐药屏障和强效病毒抑制效果的NAs作为一线治疗（图3）。应当避免联用低耐药屏障的药物，即LAM或TBV联合ADV，因这种联合方案可导致不太满意的病毒抑制效果和诱导多重耐药株出现。更应严格避免序贯单用低耐药屏障的药物，以避免诱导多重耐药株的高风险。
治疗失败包括原发性无应答（PNR）、部分病毒学应答（PVR）和病毒学突破（VBT）。
PNR 对任何NAs均产生PNR的病人，首要的是了解治疗依从性。依从性不佳是当前产生PNR的主要原因。依从性良好的病人如果出现PNR，应行HBV基因分析以鉴别可能的耐药突变，帮助制定合理的挽救治疗策略。PNR几乎仅见于ADV治疗，因其抗病毒能力欠佳，故应迅速转换为TDF或ETV治疗。
PVR 可见于所有NAs治疗时。也应注意病人的服药依从性。如果是服用低耐药屏障的药物（LAM、TBV和ADV），则建议转换为无交叉耐药的强效抗病毒药物。ETV和TDF或TAF治疗时出现PVR，多数情况下与治疗前极高的病毒载量相关，而非抗病毒能力不足。对ETV和TDF或TAF治疗48周伴PVR的病人，应分析48周时的HBV DNA水平及其动力学特点。对于HBV DNA水平呈进行性下降的病人，可应用同一药物继续治疗，因为病毒学应答随治疗时间延长而增高。如果HBVDNA水平不是进行性下降而是呈平台状态，则应考虑转换为另一种药物或ETV+TDF/TAF联用的可能性，这对进展性肝病病人尤为重要。
VBT 在依从性良好的病人，发生VBT的主要原因与耐药相关。VBT的概率随NA耐药屏障的高低而不同。一旦发现VBT并间隔1个月确认，应及时调整治疗方案以防病毒载量进一步增高并引起ALT升高、肝病进展甚至肝衰竭。
6. NAs抗病毒耐药的管理
耐药风险因素包括基线HBV DNA水平高，疗程中HBV DNA下降缓慢，以及先前选用不适当的NA治疗方案。应监测HBV DNA水平变化，最好还有耐药变异模式，以调整治疗策略。对耐药病例应选用无交叉耐药的强效抗病毒药物进行挽救治疗，将诱导多重耐药的风险降至最低。常见交叉耐药数据见表4，挽救治疗方案见表5。对多重耐药病例，应当由参比实验室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多项临床研究显示联用TDF+ETV是一种安全的挽救治疗方案。
1. PegIFNα的疗效和疗程
1. PegIFNα可考虑作为轻至中度HBeAg阳性或阴性CHB病人的初始治疗选择（2/Ⅰ）。
2. PegIFNα的标准疗程为48周（1/Ⅰ）。
3. 对挑选的HBeAg阴性CHB病人，将PegIFNα疗程延长至48周以上可能有益（2/Ⅱ-1）。
只有轻至中度CHB病人以及部分伴有代偿期肝硬化但无门脉高压症的病人可考虑PegIFNα治疗。
在HBeAg阳性CHB病人，PegIFNα治疗12个月随访6个月时的应答率约为20–30%。虽然大多数病人在治疗6个月时可产生HBeAg清除或血清学转换应答，但6个月的短疗程和/或较低的剂量远不如推荐的12个月疗程。涉及3项大型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PegIFNα治疗12个月随访6个月时，达到HBeAg清除伴HBV DNA＜2 000 IU/ml这一联合终点的病人占23%。治疗结束后6个月获得HBeAg清除的病人中，有81%在治疗结束后3年仍能维持HBeAg阴性。治疗12个月后 HBsAg清除率约为3–7%。初始HBeAg阳性的CHB病人如果获得持久病毒学应答（SVR），则治疗结束后HBsAg清除率升高。在早期HBeAg清除的病人中，随访3年后有30%发生HBsAg清除。
在HBeAg阴性CHB病人，注册研究显示，PegIFNα 48周疗程结束后随访6个月的持久生化学和病毒学应答率分别为60%和44%，在治疗结束后3年时分别为31%和28%。PegIFNα对HBV基因型D或E的疗效相对较差，持久病毒学应答仅约20%。韩国一项真实世界临床研究显示，PegIFNα治疗基因型C感染者停药1年后的病毒学应答率约30%。
HBeAg阴性CHB在应用PegIFNα治疗期间很少发生HBsAg清除，但在停用PegIFNα后，HBsAg清除率仍可有进行性上升，随访第6个月、3年和5年分别为3%、9%和12%。总之，PegIFNα治疗获得SVR的应答者，在长期随访中约30%可清除HBsAg。
关于PegIFNα延长疗程的研究，欧洲一项以HBeAg阴性基因型D感染者为主要治疗对象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PegIFNα治疗96周和48周的SVR率分别为29%和12%，HBsAg清除率分别为6%和0%，差异十分显著。中国一项以HBeAg阴性基因型B或C感染者为治疗对象的随机对照研究显示，PegIFNα治疗72周和48周的SVR率分别为50%和16%，HBsAg清除率分别为36%和10%，差异同样十分显著。
2. PegIFNα治疗病人的监测
1. 所有应用PegIFNα治疗的CHB病人，均应接受定期随访评估，至少包括全血细胞计数、促甲状腺激素（TSH）、血清ALT、血清HBV DNA和HBsAg水平（1/Ⅰ或Ⅱ-2）。
2. HBeAg阳性CHB病人应用PegIFNα治疗，还应定期随访评估HBeAg和抗-HBe（1/Ⅰ）。
3. 应用PegIFNα治疗后获得病毒学应答的CHB病人，仍应坚持长期随访，因为存在复发风险（推荐级别1/Ⅱ-2）。
PegIFNα治疗期间，应每月监测血细胞计数和血清ALT水平，每3个月监测促甲状腺素（TSH）水平。在治疗第3、6、12个月和治疗结束后第6、12个月监测血清HBV DNA和HBsAg水平，初始HBeAg阳性的病人还需同时监测HBeAg和抗-HBe状态。持久血清HBVDNA＜2 000 IU/ml，最好还有HBsAg清除，伴ALT恢复正常水平，以及初始HBeAg阳性的病人出现HBeAg血清学转换，是希望获得的治疗终点。PegIFNα治疗后获得SVR的病人常可出现肝病的消退，但仍然必须长期随访，因为存在发生HBeAg阴性CHB甚至回复为HBeAg阳性CHB的风险。HBV再激活的风险随着时间延长似有下降。检测不出HBV DNA和HBeAg的病人，应答每12个月检测一次HBsAg，因为HBsAg清除的概率随时间延长而增加。HBsAg阴性者应检测抗-HBs。
3. PegIFNα的应答预测因素和停药规则
1. HBeAg阳性CHB病人，应用PegIFNα治疗12周时，若基因型B和C感染者的HBsAg水平＞20 000 IU/ml，或基因型A和D感染者的HBsAg水平无下降，则提示以后出现HBeAg血清学转换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可作为PegIFNα停药规则之一（2/Ⅱ-2）。
2. 基因型A和D感染的HBeAg阳性CHB病人，应用PegIFNα治疗24周时，若HBsAg水平＞20 000 IU/ml，则提示以后出现HBeAg血清学转换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可作为PegIFNα停药规则之一（2/Ⅱ-2）。
3. 基因型D 感染的HBeAg阴性CHB病人，应用PegIFNα治疗12周时，若HBsAg水平无下降且血清 HBV DNA水平下降＜2 log10 IU/ml，预示无应答，应作为PegIFNα停药规则之一（1/Ⅱ-2）。
治疗前对于HBeAg阳性病人，PegIFNα治疗前的应答预测因素包括病毒载量低、ALT水平高（2-5×ULN）、HBV基因型、肝组织炎症活动指数高等。相对于HBV基因型C和D，基因型A和B已被证实可获得相对较高的HBeAg血清学转换率和HBsAg清除率。
对于HBeAg阴性病人，PegIFNα治疗应答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基线ALT水平高、较为年轻、女性、HBV基因型。基因型B和C感染者获得应答的可能性高于基因型D感染者。多项研究的混合数据分析显示，整合了5个变量（HBV基因型、HBV DNA、ALT、HBsAg水平、年龄）的基线评分系统（0-7分）可用于判别病人产生应答的可能性，但其有效性尚待实证。
治疗中PegIFNα治疗中最重要的应答预测因素是血清HBsAg水平，尽管这受到HBV基因型的影响。对于HBeAg阳性病人，治疗12周时HBsAg水平低于1500 IU/ml是预测HBeAg血清学转换的合理因素（阳性预测值达50%），而基因型B和C感染者HBsAg＞20 000 IU/ml或基因型A和D感染者HBsAg水平无下降与此后极低的HBeAg血清学转换率相关（图4）。治疗24周时，HBsAg＞20 000 IU/ml可预测对PegIFNα治疗无应答，不论HBV基因型如何。
治疗12周时HBV DNA水平显著下降与HBeAg血清学转换率达50%相关。HBeAg水平和免疫激活诱导的ALT升高，继以HBV DNA下降，与此后更高的HBeAg转换率相关。但目前尚未建立可用于治疗中应答预测的具有临床意义的HBV DNA界值和HBeAg水平。
对于基因型D感染的HBeAg阴性病人，PegIFNα治疗12周时HBsAg缺乏下降联合HBV DNA下降＜2 log10 IU/ml可预测无应答（阴性预测率达100%）。这一停药规则允许约20%的病人中止治疗。对于基因型B或C感染的HBeAg阴性病人，目前并无肯定的治疗中停药规则。而对于基因型A和E感染的HBeAg阴性病人，这方面资料极少。另有研究提示，对于非基因型D感染的HBeAg阴性病人，PegIFNα治疗12周时HBsAg自基线下降≥10%和下降＜10%的组别相比，以后发生持久应答的可能性显著较高（47%对16%），但阳性预测值较低（仅约50%）。
4. PegIFNα的安全性
PegIFNα治疗时常见的副反应有类流感综合征、肌痛、头痛、体重减轻、情绪低落、脱发、注射部位局部反应等。可能出现肝炎发作甚至失代偿性肝病，因此禁用于失代偿期肝硬化病人。PegIFNα还可引起轻度骨髓抑制，但通过减少PegIFNα剂量常可很好地管理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血小板减少症，极少导致临床上明显的感染和出血。禁止联用PegIFNα和TBV，因其有引起神经病变的高风险。
5. PegIFNα治疗后的远期结果
1. PegIFNα治疗后获得持久应答的病人，若基线HCC高风险，则即使获得HBsAg清除，也应继续监测HCC（1/Ⅲ）。
至少5年的随访显示，IFNα和PegIFNα治疗后，获得持久治疗后应答的大部分病人可保持这种应答。持久应答者无肝病进展，基线时的肝组织损害获得改善。但PegIFNα治疗后仍可能发生HCC，即使是获得了持久治疗后应答，特别是在那些原已发生肝硬化的病人。PegIFNα（以及普通IFNα）的治疗收益对HCC发生率的影响似乎在亚洲病人更为明确，而且优于NA在这方面的影响。持久应答者的HBsAg清除率逐年增高，在治疗结束后5年高达50%。
1. NA和NA的联合
1. 不推荐初始联合应用两种高耐药屏障的NAs（ETV、TDF、TAF）进行治疗（1/Ⅰ）。
2. 治疗依从性良好但HBV复制抑制不完全的病人，在长期应用ETV或TDF/TAF治疗期间HBV DNA水平不再下降，可考虑转换为另一种药物或联合两种药物治疗（2/Ⅲ）。
仅有极少数研究评估了从头联合强效NAs对初治CHB病人的疗效。一项大型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显示，HBeAg阳性和阴性的CHB病人随机分配到ETV或ETV+TDF组，分别有76%和83%的病人达到主要判断终点（第96周时HBV DNA＜50 IU/ml），差异无显著性（p=0.088）。在HBeAg阳性亚组病人，ETV+TDF联合治疗组获得了更高的HBV DNA＜50 IU/ml率（80%对70%，p=0.046），这种现象几乎可完全归因于有更高比例的HBeAg阳性病人基线HBV DNA≥10^8 IU/ml（79%对62%）。然而，HBeAg血清学转换率在各组间无显著性差异。各组均无耐药病例发生，但ETV单药治疗组的ALT复常率更高（82%对69%）。ETV+TDF联合治疗未能增加HBsAg的动态清除。
在另一项双盲研究中， HBV DNA水平高和ALT水平正常的HBeAg阳性初治病人随机分配至TDF+安慰剂组或TDF+恩曲他滨（emtricitabine，ETB）组，治疗192周。在第192周，TDF单药治疗组和TDF+ETB联合治疗组分别有55%和76%的病人达到主要治疗终点（p=0.016），即HBV DNA＜69 IU/ml。未达到这一治疗终点的病人，大多数处于HBV DNA低复制状态，HBV DNA＜500 IU/ml。然而，总共仅5%的病人出现HBeAg血清学转换，且全部属于TDF单药治疗组。没有发现耐药病人。
虽然上述两项研究显示NA+NA联合治疗对基线HBV DNA高水平（≥10^8 IU/ml）的HBeAg病人具有更高的HBV DNA完全抑制率，但在联合治疗组和单药治疗组之间所观察到的治疗中HBV DNA水平和临床/血清学终点的差异尚不足以推荐这种初始联合治疗方案。
对于ETV、TDF或TAF等强效NAs长期治疗期间HBV DNA未得到充分抑制的问题，其优化管理策略仍存在争论。大部分这类病人在应用同一种NA继续治疗时可有HBV DNA水平的持续下降。这种处理策略已被证明是安全和有效的，在大多数前瞻性长期治疗研究中未发现与耐药相关。迄今尚无令人信服的数据能够证明，残留微量病毒血症（HBV DNA＜69 IU/ml）对无肝硬化病人治疗过程中疾病的进展状态和HCC风险有任何不良影响，所以不推荐在强效NA单药治疗期间对HBV DNA水平很低或处于下降态势的病人更换原先的治疗方案。
然而，有研究显示，对于失代偿期肝硬化病人，如果达不到HBV DNA＜20 IU/ml这样的病毒学应答，将是进展为HCC的高危因素（p=0.022），但在代偿期肝硬化病人则否（p=0.749）。
疗程中HBV DNA高于69 IU/ml但低于2 000 IU/ml的长期后果未明。对这种情况可以考虑联用NAs以更充分地抑制HBV DNA，对已经存在肝硬化的这类病人尤其值得推荐联用NAs。新近有回顾性研究显示，较之继续单用ETV，ETV+TDF联用对这类病人有更好的病毒抑制和ALT复常效果。更换为另一种强效NA（亦即由ETV转换为TDF/TAF或反之）有时也可能改善应答。
2. NA和PegIFNα的联合
1. 不推荐初始联合应用NA和PegIFNα进行治疗（1/Ⅰ）。
2. 对于初治的HBeAg阳性病人，不推荐在应用PegIFNα之前先短期应用NA（1/Ⅱ）。
3. 对于长期应用NA抑制了HBV复制的CHB病人，不推荐加用PegIFNα或转换为PegIFNα治疗（1/Ⅱ）。
对于初治病人，尚无坚实证据能够证明初始联用NA和PegIFNα较之单用NA或PegIFNα有明显的优势。LAM或ADV联合PegIFNα并未显示明显的联合治疗优势。新近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治疗72周的HBsAg清除率在PegIFNα+TDF联合治疗组优于PegIFNα或TDF单药治疗组（9%对3%对0%），但总体HBsAg清除率较低，且主要限于基因型A感染的病人。对于初治病人，也无足够证据表明短期预先应用NA治疗可改善对PegIFNα的持久应答率。多中心的ARES研究显示，对一小组应用ETV治疗仅24周的HBeAg阳性病人继用24周疗程的PegIFNα，与ETV单药治疗相比，可改善HBeAg、HBV DNA和HBsAg的清除动力学；但该研究缺失PegIFNα单药治疗组。
对于NA治疗获得长期有效的病毒学消退的CHB病人，可“转换为”或“在NA基础上加用”PegIFNα治疗。新近中国有两项研究评估了HBeAg阳性CHB病人由长期有效的NA治疗转换为PegIFNα的疗效和安全性；在48周PegIFNα治疗之后，6–20%的病人清除了HBsAg；基线HBsAg＜1500 IU/ml可预测血清学应答。另两项亚洲的研究显示，对于HBeAg阳性病人，在继续应用NA的基础上加用48周PegIFNα，疗效优于继续长期单用NA。但虽然联合治疗组的HBsAg下降情况较优，HBsAg的清除率并未显著升高。
对于应用NA治疗的HBeAg阴性CHB病人，欧洲两项多中心研究显示，加用48周PegIFNα可促进HBsAg清除的动力学过程，但仅有极少数病人最终可清除HBsAg。基线和12周时的HBsAg水平可预测HBsAg下降和/或HBsAg清除情况。尚无资料评估HBeAg阴性CHB病人由长期NA治疗转换为PegIFNα单药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在长期NA治疗基础上应用PegIFNα治疗，治疗费用增加，且不良反应较多，因此对这种策略应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充分权衡利弊。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八一医院 全军肝病中心，于乐成（译）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南方医院 肝脏疾病研究所，侯金林（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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