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序良俗

《民法典》第八条确立了公序良俗原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将“不违背公序良俗”作为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必备条件之一，同时，第一百五十三条又明确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由此可见，随着《民法典》的颁布与实施，公序良俗已不再是人们内心的纯粹道德评判，而是判定民事行为效力的重要法律依据；其价值在于将道德伦理规范引入法律适用，起到扩充法律渊源、弥补法律漏洞的作用。

善良风俗的含义非常广泛，而且其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由于道德规范牵涉范围过于宽泛，只有内容严重违反社会公共道德的合同才会被认定为无效。例如，在林春英诉韦菊芬、李生德赠与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没有任何特殊身份关系及其衍生法律关系的前提下，一方当事人持续赠与异性相对方大额现金或者其他财物的，可以推定双方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基于上述不正当关系产生的赠与行为，因违反公序良俗而应当认定为无效。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可以对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进行以下类型化：一是危害婚姻法、损害正常的家庭关系秩序的行为；二是违反有关收养关系的规定；三是违反性道德的行为；四是赌债偿还合同；五是贬损人格尊严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合同；六是限制职业选择自由的合同；七是违反公平竞争的行为；八是违反劳动者保护的行为；九是诱使债务人违约的合同；十是禁止投诉的合同。民法典颁布后，有学者参考国外判例学说，将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类型化为10种，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具体为：（1）危害国家公序型，比如以从事犯罪或帮助犯罪行为为内容的合同；（2）危害家庭关系型，如约定断绝亲子关系的协议；（3）违反道德型，如妓馆之开设、转让合同，对婚外同居人所作遗赠等；（4）射幸行为型，如赌博、巨奖销售变相赌博等；（5）违反人权和人格尊严行为型，比如实践中出现的以家人人身为抵押借贷的情形，过分限制人身自由以换取借款等情形；（6）限制经济自由型，比如利用互相借款扩大资金实力以分割市场、封锁市场的协议；（7）违反公正竞争型；（8）违反消费者保护型；（9）违反劳动者保护型；（10）暴利行为型。必须指出，公序良俗的类型十分复杂，且其内涵也是不断发展的，例如，借名人为规避国家房屋限购政策而借名买房，有违公序良俗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公序良俗内涵具有很强地方性、时代性和不确定性。（1）地域性。公序良俗是以道德为主要内涵的法律原则，只能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和相对主义准则而已。法院在解释和适用时，必须牢记移风易俗，绝不能机械地将公序良俗理解为一种绝对的道德。（2）时代性。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注定会随时代变迁而发生改变，对历代被认为有违公序良俗要求的行为的态度在现代可能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例如，曾经长期遭到社会谴责的婚前同居现象，目前已有很高的社会接受度，与此相应，“非法同居”概念也已经从法律中移除。因此，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应当以民事行为具体实施时间为准。（3）不确定性。公序良俗只是一项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内涵并无法律规定。何为公序良俗，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司法实践中只能充分考虑时代变迁、社会思潮、经济发展以及地区风俗等具体差异，综合观察判断。

       违背公诉良俗，合同无效。在常某某诉许某马某某网络服务合同案中，北京互联网法院认为，双方当事人在磋商“暗刷流量”交易过程中，一致表示不关注或者不必要知晓流量对应的被访问网站或者产品，仅仅关注与自己相关的利益获取，“暗刷流量”具有明显欺诈性质，完全置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和网络用户利益于不顾，违背公序良俗。再如，在黄欣与蒋伦芳遗嘱纠纷案中，黄永彬在尚未离婚的情况下与婚外女性张学英公开同居并立下遗嘱将公积金等部分财产遗赠给后者。一审法院认为，遗嘱虽然是黄永彬真实意思表示，但是内容明显存在违法之处，并且黄永彬与第三者张学英非法同居违反了《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黄永彬遗赠违反了公序良俗和法律，因此无效。在本案二审中，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指出，黄永彬与第三者张学英长期非法同居，其行为既违背了我国现行社会道德标准，又违反了《婚姻法》第三条“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法律规定，必然违反公序良俗原则。遗赠行为使张学英因其与黄永彬之间的非法同居关系而谋取了不正当利益，应属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