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的性质及目的是资金的融通行为，'借'仅仅是民间借贷发生的初始行为，其最终的目的是借款的'使用'。出借人欲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证据上要从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个方面着手，以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
1、2015年3月12日，张某作为出借人，邓某作为借款人，久鸿公司，向某作为担保方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1200万元，借款用途为公司经营流动资金借款，借款期限自2015年3月12日至2015年3月16日止。
2、2015年3月12日，张某分三笔向邓某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山大路支行账号62×××81转账100万元、500万元、600万元。该款1200万元网银转账进入大连润海富达经贸有限公司（张某系该公司股东）账户;同日，该款项又进入济南百盛旺达商贸有限公司（张某之妻李某系该公司股东）账户;同日，该款项进入曾某（张某之女婿）账户;同日，该款项网银支付丁某账户，于2015年3月13日理财认购1200万元，同日，理财回款700万元网银转账进入张同粉账户用于还款，2015年3月16日理财回款500万元网银转账进入曾某账户。
3、借款到期后，因邓某及各担保人均未履行还款义务，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借款人及担保人承担还款义务。
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是否成立？
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来看，张峰所诉借款提交的借条及转账凭证证据符合民间借贷的形式要件，但从该借款的目的、用途、资金流向及当事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来看，均存在疑点。从借款的目的和用途来看，民间借贷的性质及目的是资金的融通行为，'借'仅仅是民间借贷发生的初始行为，其最终的目的是借款的'使用'。
本案中，张峰与邓伟之间的借款虽有借款合同及支付凭证，完成了款项被'借'的过程，但是被上诉人邓伟所借大额款项并未用于其个人及名下公司使用，而是在同日将大额款项转入了与上诉人张峰相关联的账户进行理财使用，其行为与其借款合同中载明的借款用于公司经营的借款用途相悖。这种方式显然不符合民间借贷时借款人所借资金用于公司使用的借贷需求。从资金流向及当事人之间的亲密程度来看，张峰系大连润海富达经贸有限公司股东，张峰之妻李爱琴系济南百盛旺达有限公司股东，曾山系张峰女婿。由此可见，款项流入账户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均与张峰存在紧密的亲属关系，邓伟所借如此大额的款项自己并未实际使用，而是转入了与上诉人张峰有紧密亲属关系的人账户下。
二审期间，被上诉人均未到庭应诉，上诉人张峰对于上述不合常理之处亦未做出合理的解释。上诉人张峰所提供的证据尚未达到高度可能性的证明标准，依据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至于双方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
（2016）鲁民终2346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法院解读：民间借贷的性质及目的是资金的融通行为，'借'仅仅是民间借贷发生的初始行为，其最终的目的是借款的'使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否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不仅要符合形式要件，如：借条及转账凭证等，还要从实质要件进行分析判断，如：该借款的目的、用途、资金流向及当事人之间的亲密程度等。
从山东省高院裁判观点来看，要证实借贷关系，需向法院提供成立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实质要件证据，大额借贷仅仅有借款合同、收据只是履行了形式要件的举证不足以证实。
本案例真正的事实笔者无从得知，但是根据判决中出借人提供的1200万元借款合同前的4笔总额近1200万元的往来款项证据，及法院判决的'依据现有证据还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至于双方之间系何种法律关系，可待证据充分后，另行主张'之表述，基本可以推测出双方之间存在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
本案之所以会出现有借款合同、收据和银行流水仍被法院判定借贷关系不成立的情形，主要是因为：借款合同中的借款用途描写过于笼统，且与事实不符。
出借大额款项，应真实具体描述借款用途，通过银行进行款项往来，并保证银行流水和借款用途不存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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