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工作当中，经常有办案单位的兄弟打电话或者当面来汇报案子。说得委婉一些是：咨询一下，给个意见和建议；更直接就是，把案情说完，问你怎么办？
把你所办案件的所有材料传过来，把你办案单位和主办民警的办案意见呈请过来，看了材料之后，我会结合办案单位的意见给出自己的审核意见，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或者需要补充完善，再做沟通。
前面说的办案单位办案的兄弟经常会来电话或当面汇报；我们自己在审核的时候也有一个三人小组，有一些吃不准的案件也会三个人碰头一起拿出意见；我们每周还有集体的案审会；各警种分管领导有时候也会让我们参与一些案情的分析会、讨论会；重大复杂案件还会提交执法委员会；有些检察院监督的案子或者提前介入的案子，也会跟检察官经常的讨论案情，案件进入起诉阶段，无论是补充侦查还是起诉意见也会和检察官一起沟通探讨；一些领导关注的重大案件，也可能在政法委的协调下和检、法、司等各个部门一起来进行讨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协调会……
实际上很多的案情汇报会是听不明白、搞不清楚、甚至是乱下结论的。
一般情况下，办案单位主办民警讲案情的时候，就是在讲一个故事，通过自己绘声绘色的演绎，把案件的这个故事讲清楚，把办案的困难讲清楚……参会人员，做分析的时候，就是引证法条、法理，引经据典，结合以前办案的经验、教训，给出意见、建议；最后，由领导作总结，拍板下结论。
讲案情不讲案情的证据，分析的时候没有分析的证据，最后得出的的结论，可能也没有证据去证明。
在这种案情分析讨论会上，除非是有明显有违常理的地方，我们会凭着经验去追问几句。一般情况下，没有办法对汇报人提出质疑。一是怕破坏单位之间的和谐氛围，要给办案单位和办案民警留足面子；一般讨论会上也不能去进行辩论，这样一定是时间拖长，一旦争执不下，不利于领导现场拍板决定，也是工作“不成熟”的表现。
办案单位、办案民警对自身办案建议有利的会多说，不断予以强化；而对于自己办案建议不利的，就少说或者不说；甚至有些是杜撰、裁剪材料。因为没有看过案卷材料，你也不能他们说的不对。案情会上，实际上就是不讲证据，不讲关联性，不讲逻辑，不讲排他性。而这些正是我们法制审核、审查的点，事实在哪里？有什么证据证明？一旦延展开了，这个案情的分析、讨论会就搞不下去了。所以，多数情况下还是要按照讲案情、做分析、下结论的程序，领导也很受用，情绪感染，激情拍板，做出结论，体现出效率和权威。
特别是在刑事诉讼当中，我们对接的是检察院和法院，检察官和法官现在都是员额制，他们也有办案责任制，需要有在案证据来指控犯罪，作出判决。检察官不可能通过讲故事、做分析来指控犯罪，法庭也不可能通过讲故事、做分析来作出判决。需要的不是你如何去汇报（陈述）事实，而是用证据来证明事实。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最终，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指控意见和法院的判决书都要引用这些证据，而且，判决书还需要公开，接受监督、质疑。
我们经常说刑事诉讼要“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以审判为中心我觉得不是以法院为中心，而是以庭审为中心，实际上就是以证据为中心。通过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通过当事人，甚至办案人出庭作证，通过直接的言辞质证、质疑来落实庭审的实质化。我们的案情汇报，正是因为缺少这些制度、规则的保障，使得汇报的时候，我们无法对汇报人进行质疑，甚至出现杜撰、裁剪材料和事实。汇报人通过自身的选择性汇报，把案情引向可能错误的结论。
通过人性当中难以避免的不稳定性和不可靠性，是无法实现正义的！案情不能建在建立在这种不稳定性、不可靠性之上，而应该建立在制度和程序之上。
所以案情汇报就像是正义之雾，雾里看花，有美感，但是不真实。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程序来进行保障，使得公平正义真正开花、结果。
实际上用不信任、质疑的态度去进行的监督，才是真正的、实质的监督。说客气话，做老好人，实际上是对当事人的不负责任，是对案子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我们办案民警的不负责任。一旦出现执法不当和执法过错，甚至出现冤、假、错案，倒查追责的时候，再去说法制没有提醒，没有监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通过制度和程序，才能解决人性当中的侥幸、懒惰等各种不良习性，克服主观恶性，去实现公平正义。我们办的是案子，对当事人来说，却是他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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